近日，我苗实的著作《中国经济如是说》，经过我与出版社双方大半年的共同打磨，就要面市与大家正式见面了。而且，为了更为醒目，还设计了一个副标题：思考，改革，转型，探索。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极有可能就是“与林毅夫教授商榷”。坦白讲，“与林毅夫教授商榷”实际上就是《林毅夫学术批评》的节选。为什么要节选？因为某些文章过于敏感，就只能有所取舍了。当然，我可以保证，基调不会有太大变化。
     那么，不少人就好奇了，会不自觉地问，苗老师，您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下这么大功夫，坚持写《林毅夫学术批评》系列文章呢？我苗实回复道，至于为什么，前面的文章中也有所提及。不过，还不够全面。今天，我要补充的是，《林毅夫学术批评》目前已经有长长短短的文章42篇，如果有些微正面作用的话，或可纠偏除弊，清除思想迷雾。也就是说，通过长期研究，林毅夫学术，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有某些偏颇，甚至是缺陷和不足，大有误导中国改革之嫌，我作为一位独立经济学家，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必须指明了，戳透了，说破了。当然，我的眼光极有可能还相当幼稚，遣词造句也不一定恰如其分。但是，我乐意去尝试，自己也明白自己在大学问家林毅夫老师面前，只是小学生。也许，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惠及国内，而且惠及世界。可以说，中国经济高增长三十年，制造了无数的饭碗，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那么，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放权让利，尽最大可能让民间之社会大众，均等分享或拥有各种各样的致富机会。更进一步讲，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各届政府工作成就的试金石，就看有没有放权让利，尽最大可能让民间之社会大众，均等分享或拥有各种各样的致富机会。当然，那一届政府在放权让利上无所作为，就是无能的表现，自然就谈不上有什么利国利民的伟大成就。当下，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如果没有政府自身的转型，就不可能继续放权让利，尽最大可能让民间之社会大众，均等分享或拥有各种各样的致富机会。怎么办？就是改革政府，让主导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记得，林毅夫老师说过，政府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对的，这样的话，似乎只能是政府改革别人，不可能改革自己。那么，他之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下，局限性就相当大，甚至有非常大的负面作用。其实，现实中，政府自身的问题很多，尤其在中国无约束无监督的情况下，问题更是大的不得了，风险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在林毅夫老师的语境下，政府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明显难以觉察。所以，我心里时常暗想，林毅夫老师至少不是一位积极的改革派，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沦落为保守派了，在众多积极改革派中国经济学家们一致提出深化改革开放就是改革政府的强烈诉求下。说白了，对政府自身进行改革，就是尽最大可能消除各种扭曲，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法治确立，市场自由，社会有序。另外，正如我的上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制度变迁是结构变迁的前提。但是，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一味地强调结构变迁，貌似没有制度变迁什么事。这样一来，在制度变迁严重缺位的情况下，以结构变迁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我苗实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一条简单而顺利的直线，而是一条复杂而艰难的曲线。而且，这种复杂而艰难，往往超越所有参与者，包括关注者的预料。下来，请大家仔细领会吴敬琏教授为田国强和陈旭东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所撰写的序言中之精彩片段：{1}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了诸多的试验和探索。这些试验和探索的基本目标就是改变国家的积弱状态，实现民族复兴。然而，晚清政权和民国政府的种种尝试并没有建立起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内外战争更是将20世纪30年代得来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摧残殆尽。{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在“公私兼顾、劳资两补、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年中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长了虚夸的思想。匆忙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激发起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造成了已故毛泽东主席也承认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但是，1958年至1976年间的多次“体制下放”，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显然，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的修补改良并没有消除其体制痼疾，没有改变信息低效率和激励扭曲的状态，却想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压制和管控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愈陷愈深，甚至使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3}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改革真正的思想起点。一篇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把一缕探索真理的阳光照射到过去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不允许有丝毫质疑的旧思想路线上，使许多人从蒙昧和迷信中解脱出来。思想解放运动促使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全面专政”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宣布“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指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4}这个新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沉重的命令经济的体制遗产，而且没能在法治的支持下运转，使经济增长的成本高昂，由此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寻租腐败泛滥、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于是，本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是强化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掌控，向国家资本主义倒退，以致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还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的大争论。{5}就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是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有五个特点：第一，它是一个统一市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由于条块分割而变成碎片化的市场;第二，它是一个对一切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把市场主体分为三六九等，不能获得平等对待的市场;第三，它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存在大量行政垄断和缺乏竞争的市场;第四，这个市场是有序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规则(法治)基础之上的;第五，它拥有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各类要素市场。建设具有这样五个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说是很高的要求，它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其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才有可能实现。{6}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这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得到实践证明的看法。将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改革，从来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间的碰撞、砥砺和互补中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