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实际支出“第三方效应”与外资变动
——基于空间计量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柒江艺,阳立高
摘 要:将财政名义支出转为实际支出,运用空间面板数据,基于“第三方”效应视角,结合空间与时间维度,考察了外资变动过程中周边省份实际支出的当期及跨期溢出效应。实证结果发现:除生产成本等传统因素外,地方政府实际支出是区域引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实际支出存在显著的当期“第三方”效应,且东部地区以分割式“竞争”为主,而其它地区以抱团式“共享”为主;本省及“第三方”政府实际支出均有跨期效应,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全局及长期理念很重要。
关键词:第三方效应;实际支出;FDI;空间面板
中图分类号: F127 F812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外资在有效解决我国发展资金瓶颈的同时,通过直接或间接技术扩散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政策变革 [1]。由于国内的投资软、硬环境的改善,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等因素,外商投资一直青睐我国市场,即使在人工等成本上升、政策优惠减少等的情况下,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吸收外资势头仍旧向好,2015年1-3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348.8亿美元,同比增11.3%。但我国外资流入明显的地理区位特征也不容忽视,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东部地区的江苏占到23.5%,而西部地区的甘肃仅占0.08%。除了传统FDI区位选择理论公认的经济水平、劳动成本等FDI流入地特征因素外,在日益密切的经济全球化网络中,FDI流入地之外的“第三方”异质性力量也会对投资产生重要影响 [2],即地方政府间的外溢效应会影响本省对FDI的吸引力。
在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其财政收支策略性博弈就会在实施经济激励和改善内部投资环境多个层面作出响应。其中最主要也最常见的就是税收手段 [3],在我国吸引FDI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地区间频繁的税收模仿 [4]。但如果缺乏其他竞争手段配套,单纯的税费优惠竞争将会最终损耗地方财政资源。地方政府转而通过财政支出竞争来获取包括外资在内的一些流动性资源。王德祥和张权(2011)从投资支出、消费支出角度研究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FDI流入的关系[5]。张合金、武帅峰(2014)将视角转向我国十大城市群内部,认为虽然FDI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但各城市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争夺外商投资[6]。这些传统的研究均建立在双边框架的独立观测值假定基础之上,假定各区域间相互独立而缺乏关联。但由于“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存在[7],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观测值并不存在,大多数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相关性。若不考虑这种关联效应,则难以真正反映变量间的传导机制。Case 等人(1993)最早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引入地方政府间竞争的相关实证研究中[8]。Brueckner(2003)和龙小宁等(2014)从空间角度考虑了税收竞争问题[9-10]。杨海生等(2010)在研究我国FDI的区位选择问题时,注意到不仅应考察自身因素,更应重视周边省份所产生的“第三方效应”[2]。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及“第三方效应”视角,考虑了周边省份财政支出对本省外资变动的空间作用,更为全面和完整地刻画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外资变动的影响;第二、结合空间与时间维度来考虑外资变动中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第三方”效应,即不但分析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当期“第三方”效应,而且考察了跨期效应。第三、从实际支出而非名义支出的视角来考察政府支出行为。使用面板数据的过程中,只有剔除价格指数变化的影响,才能使时间面上的分析更准确。而且,不同财政支出通过不同价格市场影响经济生活,故用不同价格指数将不同类型名义支出转变为实际支出是必要的。
二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资源在不同行政辖区间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化就会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作用于产出与就业等,因而在资源聚集与流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引导与优化作用。一方面,政府支出广度与深度的变动,会成为区域政策变动或调整的风向标,直接对不同类型的资本产生不同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政府支出所形成的区域软、硬环境的改善,会直接会间接引起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改变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生产决策行为,譬如是否在该区域投资,在该区域投资力度如何等。
除考虑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外,借鉴杨海生等(2010)[2]构建的FDI区位选择模型,从经济水平、经济制度及生产成本等方面选取已被现有文献证实对外资变动有重要影响的一些主要变量,因而,设定无“第三方效应”的传统计量模型为:
(1)
其中,代表省份,
代表时间,
和
分别代表区域及时间上的干扰,
为随机扰动项,
。
为政府财政支出变量,也是本文的核心变量。由于政府支出建设主要作用于该区域的软、硬环境设施,实体经济受益相比而言要高于虚拟经济,故用各区域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来反映外资的变动情况。目的地较高的经济水平(
)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能,成为吸引市场型外资的基本经济条件。完善的市场机制能借助价格正常反映市场供需变化,促进各类企业进行更规范的市场活动,故而市场化程度(
)较高的区域意味着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较高的经济制度质量,更适宜外资企业落地。FDI理论普遍认可我国整体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基于经济、地理等背景下的我国区域劳动成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成本型外资企业自然更关注各区域实际的劳动力成本(
)。
除本区域相关资源禀赋特征会影响外资流动外,与本区域联系紧密的其它区域的资源禀赋等“第三方”力量也会对外商投资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各区域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第三方”政府支出所带来的区域环境与投资条件的改善,会产生强烈的资源聚集效应。该资源聚集效应,一方面可能导致本区域资源流向“第三方”区域。另一方面,受“第三方”区域“聚集区”的辐射,也有可能使该区域从“第三方”区域之外的其它区域获得更多资源。而且,当“第三方”区域资源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周边区域产生回流效应。这种资源的跨区域流入与流出行为,会导致本区域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动,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为考虑财政支出在外资变动过程中的这种空间影响,将包含地方政府支出“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为:
(2)
其中,,
。
是地方政府支出的空间滞后项,是将当期的政府支出变量左乘空间权重矩阵而得,反映FDI流动过程中的政府支出“第三方效应”。
的大小及显著性水平反映了政府支出“第三方效应”的作用方向和效果。若系数不显著,则说明传统模型的结论成立,吸引FDI的过程中不存在政府支出的“第三方效应”;反之,则说明在引资过程中政府支出的“第三方效应”是不容忽视的,不考虑空间因素的传统计量模型容易造成遗漏重要变量的估计偏差。
结合时间与截面特征的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其空间权重是一个
矩阵[2],本文中
,
。空间权重矩阵
的非对角元素全部为0,对角线上元素
(31
31)为某一年的空间权重矩阵,其元素
定义省份之间的空间联系方式。如若从地理位置上定义空间权重,则两省份地理上相邻时
,否则
。
不可忽略的是,政府财政支出对资源流动的影响,除存在当期的政策导向作用外,还应存在跨期的累积效应。财政支出在硬件设施上的投入需要一定周期才能显现成果,而软环境的改善则需要更长时间的投入,故本地政府与“第三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在资源变动过程中均可能存在跨期效应。为此,构建包括跨期效应在内的传统模型与“第三方”效应模型如下:
跨期传统模型:
(3)
跨期“第三方”效应模型:
(4)
为滞后一期的本地政府支出,
代表“第三方”政府当期与跨期支出的空间滞后变量,通过将当期政府支出变量
和滞后一期政府支出变量
左乘空间权重矩阵而得。
对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若仍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其估计值可能是有偏或无效的,故而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 )[11],来有效克服由于内生性问题而产生的估计偏误。
(二)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按通常性做法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样本为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在内的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2007年财政部开始实施建国以来我国最重大的一次财政收支分类改革[①],以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共财政体系。为此,本文选取2007-2013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主要指标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整理计算而得。除政府支出外,其余所有涉及价格的原始数据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地方政府支出():是用相应价格指数调整后的三类地方政府实际支出总和。不同类型财政支出对经济生活的作用途径不同,依赖于不同价格市场发挥作用,故用不同价格指标对财政支出进行调整是合适且必须的 [12]。通过合理分析我国现有的公共财政体系,本文将地方政府支出项目划分为服务型、消费型和投资型支出三大类[②],上述三大类占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的80%以上[③]。借鉴Imbeau et al(2001)等[13],投资型支出、服务型支出、消费型支出分别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GDP平减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其余的影响变量包括:经济水平()用人均GDP 来衡量。与经济发展总规模相比,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更能反映市场消费的潜力与消费层次的提升。虽然樊纲等(2011)[14]构建的市场化指标对现实的反应更全面,但其数据仅到2009年。为此,本文依照传统方式,用非国有企业产值与当地总GDP的比值来表示市场化程度(
)。国有垄断经济比重越高,市场机制受干扰的可能性越大。各地区劳动力实际工资相对当地总GDP的比值则作为劳动力成本(
)的代理变量,目的是考察基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相对工资水平。
三 空间计量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实际支出的当期“第三方”效应与外资变动
首先,我们检验当期“第三方”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外资变动的影响程度。为考察这种“第三方”效应的存在性及对外资变动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从整体样本中抽出东部地区,与其它地区进行分类比较研究[④]。
表1报告的是基于当期“第三方”效应的全国总样本及分地区样本。可以看出,经济水平、市场化程度、劳动成本等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与传统FDI理论一致。“第三方”效应变量的加入,不但未对传统模型的估计结果造成实质性的冲击,而且还提高了绝大部分传统变量估计系数的显著性。系数高度显著的空间变量更表明,在影响外资变动的因素中,政府实际支出是存在明显的当期“第三方”效应的。这进一步说明,在政府实际支出影响外资流入的模型中引入空间变量是合适且必要的。
表1 地方政府实际支出当期“第三方”效应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东部地区 |
其它地区 |
|||||
传统变量 |
No Spatial |
With Spatial |
No Spatial |
With Spatial |
No Spatial |
With Spatial |
Git |
1.1596** (0.5827) |
1.1965*** (0.4126) |
0.8813** (0.3952) |
0.9821*** (0.3168) |
2.3927* (1.2934) |
2.7646*** (0.9533) |
Econt |
0.5047** (0.2403) |
0.4371*** (0.1370) |
0.1007* (0.0544) |
0.1378 (0.1253) |
0.9372* (0.5134) |
0.8169** (0.2635) |
Markt |
2.0867** (0.9716) |
2.4502*** (0.7835) |
3.0728* (1.6520) |
3.1916*** (1.0295) |
2.8682* (1.5504) |
2.9845*** (0.9351) |
Waget |
-0.4626** (0.02074) |
-0.3494*** (0.1161) |
-0.1327* (0.0733) |
-0.1035* (0.0561) |
-1.1149* (0.5994) |
-1.3761*** (0.2216) |
“第三方”效应变量 |
|
|
|
|
|
|
WGit |
|
-0.6326* (0.3495) |
|
-0.8419* (0.4612) |
|
0.1293* (0.0701) |
Wald chi2 |
549.02*** |
|
462.01*** |
|
520.92*** |
|
LR chi2 |
|
221.69*** |
|
189.91*** |
|
205.44*** |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对于传统的引资影响因素,我们的估计结果与杨海生等(2010)[2]大部分前期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且不同模型间的估计结果相对而言更稳定。用人均GDP和市场化水平来度量一个省份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制度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在绝大部分方程中均表现出对外资变化的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经济就越有活力,越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更高的市场化水平意味着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的干预越小,外资企业用于生产之外的行政及管理成本相对较低,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在该省份投资生产。我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依然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也可以解释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有一部分外资开始转向周边其它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现象。
从全国的整体情况来看,控制了传统的经济水平、经济制度、劳动成本相关因素的影响后,地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在外资流入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若控制周边省份财政实际支出的“第三方”效应,这种作用程度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化。方程(1.2)显示“第三方”省份财政实际支出的溢出效应会阻碍本省的外资流入,但本省政府会在财政实际支出政策上采用竞争性的策略来增强本省的引资吸引力。
对于当期的“第三方”效应,从估计结果来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地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在引资过程中是存在这种效应的。在全国总体水平上,空间变量WGit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周边省份的财政扩张行为会对本省的外资流入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加深,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实际财政决策能力。在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过程中,税收优惠等政策在短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引资进程的深入以及引资政策的调整,如何长期在我国占据市场与产品优势,成为外资企业生产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当“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能力上升时,该省份可能带来的整体环境与投资条件的改善,吸引包括外资在内的相关资源朝“第三方”政府聚集,流入周边省份的外资空间被减少或受到挤压。这种区域割据式的分化竞争也使得我国的外资分布结构不平衡现象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的这种负向“第三方”效应同样存在。由于东部地区在经济、制度、成本等方面的已有优势,外资早已在该地区形成聚集区。但东部地区内部的地方割据分化竞争更为激烈,如何从其它经济发达地区中突出自身的竞争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竞争使得当“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不断增加而周边省份政府财政实际支出未发生变动时,“第三方”政府的竞争优势就会凸显,一定程度影响周边省份的企业相对生产成本,进而削弱周边省份的外资流入强度,产生“虹吸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除东部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虽然仍旧存在地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的“第三方”效应,但空间变量WGit的系数却是显著为正的。这说明周边省份的财政扩张行为会对本省的外资流入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依然较大,除资源要素的自我累积外,外部资源的流入仍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管是吸引东部地区的移出外资,还是吸引从国外来的新生外资,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为能与东部地区进行竞争,其它地区的一些省份“抱团取暖”,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享市场”。当“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增加带来该省份软、硬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时,“第三方”政府就会对东部地区待移出的外资,以及试图在东部以外地区进行投资的国外来的新生外资,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一旦吸引外资成功,周边省份也会共享到这种资源,增加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只是,这种正向的“第三方”效应程度相对不是很高。各省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引资过程中的相互竞争不可避免。但这些地区的相邻省份间并非绝对的竞争与排斥关系,他们不断加强资源流动、信息共享,甚至通过跨区域组合等方式来增加整体竞争力。
(二)实际支出的跨期“第三方”效应与外资变动
在不包含空间因素的传统模型中,控制了本地政府前期财政实际支出后,当期财政实际支出在引资中的正向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前期财政实际支出的累积效应却很明显。这种规律不管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分类样本中,都明显存在。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将地方的收入安排与支出责任转移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在区域资源配置上的职能作用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政府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社会保障等某些方面的实际支出并不会马上获得可预期的效果,需要经过一定的动态时滞,才能对区域的软、硬环境产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影响各类资源尤其是外资的流动。
纳入财政实际支出的空间变量,包括当期以及前期的“第三方”效应后,这种跨期累积效应仍很显著。而且,“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除对当期的周边省份引资行为存在影响效应外,同样存在跨期累积效应。“第三方”政府的财政实际支出首先会对该区域内部的各类资源产生影响,然后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对周边省份的资源价格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周边省份的外资生产决策。同时,“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对区域内引资行为的影响,也会通过外资企业之间的信息传导,波及到周边省份的外商投资。这使得“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的影响出现了时滞,前期“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变动对周边省份引资行为的影响,将会在周边省份当期的引资结果中体现出来。综合以上各结论可以看出,本省的财政实际支出与“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均具有跨期效应。
表2 地方政府实际支出跨期“第三方”效应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全国总体 |
东部地区 |
其它地区 |
||||
传统变量 |
No Spatial |
With Spatial |
No Spatial |
With Spatial |
No Spatial |
With Spatial |
Git-1 |
0.5101* (0.2742) |
0.6241* (0.3419) |
0.4419* (0.2389) |
0.4781* (0.2618) |
0.8748* (0.4784) |
0.8926* (0.4799) |
Git |
0.4251* (0.2329) |
0.5432* (0.2936) |
0.3137* (0.1733) |
0.4109** (0.1961) |
0.5772* (0.3103) |
0.6148*** (0.1983) |
Econt |
0.4761** (0.2272) |
0.4002*** (0.1380) |
0.0916* (0.0496) |
0.0825 (0.1031) |
0.4227* (0.2303) |
0.5082** (0.2366) |
Markt |
2.1263** (1.0125) |
2.3895** (0.1402) |
3.1292* (0.7143) |
3.1465*** (1.0150) |
2.7294* (1.5063) |
2.8539*** (0.9486) |
Waget |
-0.3611** (0.1681) |
-0.3042*** (0.0954) |
-0.0785* (0.0432) |
-0.0357* (0.0194) |
-0.9484* (0.5199) |
-1.0617*** (0.3661) |
“第三方”效应变量 |
|
|
|
|
|
|
WGit |
|
-0.1431* (0.0769) |
|
-0.2194* (0.1181) |
|
0.0086* (0.0047) |
WGit-1 |
|
-0.2009* (0.1101) |
|
-0.3195** (0.1488) |
|
0.1128** (0.0537) |
Wald chi2 |
764.97*** |
|
678.26*** |
|
690.44*** |
|
LR chi2 |
|
81.54*** |
|
90.38*** |
|
88.52*** |
注:同上表。
其它传统变量的估计结果相对稳定。经济水平、经济制度在促进外资进入以及稳定外资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工资成本的不断上升,确实是外资转移至其它国家的原因之一。这种稳定的估计结果也进一步说明,引入财政支出“第三方”效应的空间变量是相对合理的,有利于进一步分析财政实际支出作用于外资的机制与途径。
四 结论及政策性涵义
我国的地方政府在改善市场运行效率,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7—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对FDI的影响及“第三方”效应,并考察了本地政府及“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对FDI影响的当期效应与跨期效应,由此得到以下一些结论与相关性的政策启示。
(1)将名义支出调整为实际支出后,地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是区域引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财政支出通过多样化的价格市场对供给与需求产生影响,故用相应价格指数对不同类型财政名义支出进行调整,将使实证估计结果更准确。调整后的地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对外资流入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我国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与辖区居民的关系比中央政府更密切,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日常生产消费更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改变企业的内、外部生产成本及需求环境,打造资源池,吸引更多更高质量的外资进入。在此基础上,结合其它产业发展、金融深化、市场监控等政策与措施,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从而达到稳定区域宏观经济与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根本目的。但要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支出能力,首先要有相匹配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支出政策应与财政收入政策相互协调,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展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发行地方债券等方式提高财政收入,进而提升财政支付能力,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2)引资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的当期“第三方”效应。由于地方政府区域割据式的分化竞争,“第三方”政府财政扩张行为造成的“资源池”中心效应,就会挤压周边省份的外资流入。这也进一步解释了我国外资分布结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东部地区内部的激烈竞争,使得这种“虹吸效应”表现明显。而其它地区的“第三方”效应并未体现出一种绝对的竞争关系,更多地呈现一种“共享”与“抱团取暖”的状态。地方政府在发挥资源导向与配置的基础性职能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空间关联,不可能使本省份完全独立于其它省份之外。故全局观念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非常重要,不仅要关注本省份自身的投资环境,还要考虑周边省份的相关政策。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西部地区,在大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加强跨省份协作,譬如加快建设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和资金市场等,通过省份间的互补与合作来增强区域整体竞争优势。
(3)本省及“第三方”政府的财政实际支出均有跨期效应。与税收等财政政策手段的直接效应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经济发展与资源聚集中的间接作用机制与途径,就会使本省的前期财政实际支出表现出显著的跨期累积效应,而本省当期财政实际支出在引资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则明显减弱。东部地区等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好的省份,很容易凭借早期的财政实力吸引并固化相对较多的外资企业。但需要防止当期过度的财政扩张,要鼓励地方政府将引资重点由数量转向质量。“第三方”政府财政实际支出同样存在跨期效应,周边省份前期财政实际支出变动的影响,可能在本省当期的引资结果中体现出来。地方政府在引资政策制定及支出绩效考核过程中,不应过度追求短期的排名与增速,全局理念下的长期权衡与协调更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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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7年财政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tQWSkRqaCZg65u7FgNN3V8VLb1Y7_WdM90pp3wUk2zrOuowgIsVd3FiSYCc1fIGrGHYqDwmKTdydSVU0J4XvMVggJRReC5SsBxG_AV33__
[②]服务型支出与社会民生关系密切,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服务、节能环保;消费型支出是指能间接满足公民需求,不产生外在经济效益的宏观层面支出,包括国防、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支出;投资性支出是指能形成一定经济收益的经济建设支出部分,包括科学技术、文体传媒、交通运输、城乡事务支出和农林事务支出。城乡事务支出和农林事务支出在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属于经济建设的软环境部分,因此纳入投资性支出。
[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项目数据计算而得。
[④]参照中国统计年鉴划分方式,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