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时候，他的权利就成为绝对的，无人能够撼动的，他的“心脑”就腐化与没落了。社会阶层悖论暴露无遗了。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的事情。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我们不要去寻找多少借口，说什么“以霸道行王道”，给极权专制寻找美好的外衣。只要背离了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
在战国末期，当人们不再关注战争，不再关心国家命运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上层阶层就已经陷入了腐化没落中，包括那些新型的还未成熟的地主阶层。社会陷入了社会阶层悖论中，各个诸侯国的权贵阶层，以及智识阶层失去了社会良知，逃避社会责任，最终让他们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果。当然，普通人自始至终是社会苦难的最大承受者。即使权贵阶层“自作孽不可活”，但整个社会被他们绑架，一起陷入苦难之中。所以，来自社会底层的反抗始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只要社会哪怕还有一丝丝良性的选择，社会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在秦国发动侵吞楚国的战争时，刘邦没有参加，因为楚国的统治阶层已经没落，失去了社会良知。在爆发推翻大秦帝国的起义时，刘邦加入了，因为大秦帝国的统治阶层同样没落了。此时的中国社会，整个社会的上层阶层都没落了。这种社会没落是自上而下的，从统治阶层的核心向外逐渐腐化的，从秦始皇、秦二世、李斯、赵高等一路向下，从内而外腐化没落个通透，完全丧失了社会良知。
这种社会腐化没落是如何发生的？自大秦帝国从权利核心向外腐化没落起，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都陷入了这种社会腐化的宿命、魔咒、怪圈，这是极其残酷的、无奈的、丑陋的社会怪圈。人们不禁要问，这个腐化的社会怪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这个社会怪圈来源于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的话，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就只能承受，不管它是多么荒诞与残酷，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但不是。个人的一些弊端在社会里却能够克服，这也是社会的根本良性之处。
造成这个社会腐化怪圈的不是别的，就是源于社会封闭的集权专制。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腐化没落。这也是为什么腐化没落是从权利核心开始的原因。自从夏启背叛朴素的民主政体，建立趋向集权的王朝开始，这个社会腐化的怪圈就很难避免了。
无论集权专制的统治者怎样礼贤下士，创造怎样的人才选拔制度，都难逃其本质的社会腐化没落，更难逃这个社会腐化没落从权利核心开始。如果从外围腐化没落，高度集权的核心还可以“壮士断腕”，但核心腐化没落了，就没得救了。这是等级制度的宿命。没有人不渴望平等与尊重，没有人渴望被奴役，你希望被别人奴役吗？
中国社会有一句很好的话，“得人心者得天下”。尽管中国古代的学者对“人心”的理解极其肤浅，但它总算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这个社会是大众的社会，而不是统治阶层的社会，更不是“一个人”的社会。无论是堡垒政治也好，还是寡头政治也罢，集权专制都是偏离社会形态的本质趋向，都是社会形态的扭曲。历史用无数人的苦难与鲜血在“论证”，难道我们还要质疑吗。
项羽出身显赫的贵族家庭，但他的家庭还不是统治阶层。当秦始皇灭了楚国后，他的家庭就变得普通了。与刘邦一样，项羽在其叔父的教育下克服了只关注家庭的狭隘。苏格拉底在批判个人只关注养家糊口的狭隘思想时，不仅针对出身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更是针对出身贵族的普通人。不关注社会是滋生狭隘思想的温床，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彻头彻尾的愚民思想。
但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很容易滋生不关注社会的狭隘思想呢？在古中国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出现过大量的隐士。这些人往往都是智识阶层的成员，拥有很高的学识，但他们却隐居山野。比如姜子牙，比如陶潜等。姜子牙隐居山野，被周文王遇见，拜为丞相。要知道这个例子发生在古中国商末西周初期。人们把这传为美谈，大加称赞周文王的识人智慧，又赞赏姜子牙的聪明才智，但却对何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加思索。
如果姜子牙对社会漠不关心，如何拥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如果他没有远大的抱负，他又何以愿意出山？他主动隐居山野，完全是对社会的失望。这是一个在惨淡命运下的一点欣慰。而陶潜就只有惨淡了。
普通人滋生不关注社会的狭隘思想大都出于因关注社会而获取的知识无法投注社会，这将导致巨大的痛苦与失落。那些看破红尘的人哪个不经历了苦难。人本来不会是这样的。古中国隐士阶层的形成表明了古中国社会严重偏离了其本质趋向。关注社会是人的天性，人的本性，人是含着泪带着血才漠视社会的，就像那些因爱受伤而变得冷冷的人，他们都是伤痕累累的。关注社会是人的基本需求，人的社会性不就体现在这里吗？
“皇帝不急太监急”，这是一句讽刺意味非常浓的话。说明了什么呢？普通人关注社会受到极大的嘲讽。关注别人（不是特殊圈子里的）、关注社会这样阳光的情感却被极其恶劣地嘲讽。这里隐含着一个极其丑陋的逻辑，关注自己和特殊圈子里的人才是值得称赞的。这是一种极度扭曲的价值观。
为什么普通人缺乏关注社会的人文情怀？那不是源于人的本性，而是某种社会形态的问题。当社会形态趋向于集权专制，产生了高高在上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封闭而分化，整个社会失去了起码的平等与尊重时，普通人的反抗将必然受到打压，统治阶层刻意地分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普通人将必然失去关注社会的积极性。
并不是说，刘邦出身农民就不应该当皇帝，也不是说项羽出身贵族就应该在楚汉相争中就能够胜利，而是说出身差异与成败的方式之间巨大的悖论。这种社会阶层悖论衍生了巨大的社会灾难，而这个灾难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社会组织是开放的、良性的，社会形态也是开放的、良性的，那么就不会出现社会阶层悖论。
出身底层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这必须通过良性的途径获得，比如在政治上的选举，比如在经济上的创业等。刘邦是怎么获得皇帝位的？通过战争。刘邦不是林肯。人是生而平等的，但现实的社会却让人“生而不平等”，那怎么办？会产生什么现象？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一方会努力追求平等，他们会前仆后继，直到实现的那天。
关注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政治化，一个政治化的社会是严重扭曲的。那么一个政治化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一个社会如何变成政治化的？我们知道，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是用来表述社会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清楚它们的严谨内涵，首先，它们不是存在体。在社会中，政治不是一个社会组织，严格说来是社会形态的一种趋向，涉及社会治理。我们通常把企业划分到经济领域，但企业不涉及政治吗？我们又把政府划分到政治领域，但政府不涉及经济吗？这些都不是严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不是社会的“部分”，而是社会的一种趋向，因此，说“政治领域”是要注意的。
在这些趋向中，经济是基本的，而政治是核心的。一个政治化的社会把政治抬高到“通吃”的地位，既核心的，也是基本的。在社会经济上则表现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人不是财富的所有者，掌握社会财富分配权的人才是财富的所有者。在社会政治上则表现为，政府组织“通吃”，其它社会组织受到打压，社会治理被政府组织垄断。在文化和教育上，功利主义兴起，求实精神被打压。一个政治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唯“势力”马首是瞻，唯“功利”马首是瞻，也必然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社会。
关注社会并不是仅指关注社会的政治领域，社会是一个全范围的概念，更确切的是指关注所有人的生活，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关注社会不会导致社会的政治化，相反，它会阻止社会的政治化。
社会确切地说是指社会形态，人人都渴望幸福生活。如果没有人的平等与尊重，那么人们追求的幸福生活就会落空。《简爱》这部小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使两个人的爱情，如果没有人的平等与尊重，那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常常在追求中失去本真，无论在认识活动中，亦或在实践活动中，极端者都是要不得的。没有求实精神的引导，人与社会将无法守住自己的本真。儒家提倡“中庸”，那其实是否定极端，但“中庸”太过混沌。“中庸”在认识活动中更是因此混沌而产生错误，使得“中庸”变成平庸。
刘邦的胜利在于他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平衡社会进步与传统，让人们回归生活。尽管这需要智慧，但生活难道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吗？我们说事物有其本身的存在形态，其实就是指它的本能。你平等地待人，尊重他，难道对方会不欢迎吗？难道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会反对吗？难道他会因企图奴役你而反对你平等待他吗？除非是变态的人，否则没有人会不欢迎平等相待。
当然，秦始皇会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应该是奴仆。但如果把秦始皇本人打下神坛，并且变成奴仆，他不渴望别人或社会平等待他吗？商鞅在落难的时候曾悲叹“作法自毙”，在得意的时候不曾想到会有如此下场。如果商鞅在失落后没有死去，而是活在酷法之下，他是否会反思呢？所谓“强国”、“强君”，其目的为何？“老百姓”的生活就那么不值得尊重吗？
秦始皇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为什么一个人具有这么大的破坏性呢？
刘邦是第一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忽视这一信息是不应该的。在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前，加上秦始皇建立的大秦王朝，与古中国社会经历了三个王朝，一共四个王朝；每个王朝的第一个君主都是贵族出身。夏启，这个背叛民主政体的人是夏部落的首领。
我们如此纠缠人的出身并不是为了维护某个社会阶层的权利，而是探索藏在出身之下的社会形态上的社会阶层悖论。产生社会阶层悖论的唯一根源在于病态的社会，对社会本质趋向的背离。从这个角度讲，国家社会是有原罪的。正如霍布斯把国家社会比喻成“利维坦”。
集权专制对人的变质与腐化是令人可怕的，如果不劳而获的金钱同样对人产生变质与腐化的作用，那么它比起集权专制来简直不值一提。大秦帝国的统治阶层与上层社会就是在集权专制下整体变质腐化的，当他们利用手中的集权压迫、伤害社会的时候，他们自身受到更严重的“压迫”与“伤害”，更为致命的是他们还挥然不觉。
刘邦出身社会底层，自小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所以没有受到孔丘开创的儒家学说的影响，对法家学说就更是反对的了。而项羽则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结果怎么样呢？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接受主流的教育反而是糟糕的。这是否让我们感到遗憾呢？卢梭对当时法国社会的主流教育就嗤之以鼻。刘邦在这方面是幸运的。
在一些文学家看来，亦或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项羽虽然是一个悲剧人物，但被给予了过多的同情。“不以成败论英雄”被正儿八经地端了出来。人们赞许项羽是一个“英雄”，英雄当然是可以失败的。不过，我们不能把一些好的思想与坏的例子搅和在一起。不以成败论英雄是一种好的思想，但把它用在项羽身上却是一个坏的例子。
我们不是在贬低项羽，而是不赞同项羽作为一个统治者所坚持的政治信念，或者说不赞同项羽所坚持的政治思想。项羽显然缺乏社会良知，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缺乏了解，严重破坏“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他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打仗很擅长，但其社会良知却非常缺乏。
我们在感叹刘邦与项羽的“成败”时，更应该细细探求其背后的原因。尽管个人是有选择的，但选择需要打上双引号，在社会形态的约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