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青团,中央在下很大一盘棋


  这几天,有传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将逐步停办本科,保留研究生教学。凤凰、财新还专门做了报道。不过校方对此既没否认,也没承认,只是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告说,

  为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主动适应共青团改革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建设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学校正在着手论证深化改革的方案。改革的目的,是让中青院建设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作用发挥得更大。在改革过程中,学校将一如既往保证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保证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方案制定过程中会充分征求广大教职工的意见。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既没承认,也不否认的事情,一般就表示默认了。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停办本科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这意味这学校要转型,老师要分流,学生会担心就业。但对于任重道远的群团改革来说,这只是刚刚开始。

  斯大林曾经说过,干部决定一切。虽然它只是一句1935年提出的口号,不过在一个列宁式政党的逻辑中,干部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共一大选举的领导机构为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张国焘为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也就是干部问题。由此可见,中共从一成立就极端重视干部工作。干部是开展一切革命、建设工作的核心。

  如果从干部的角度切入此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停办本科的重大改革,我们就能发现中央在下很大一盘棋。

  先来看看2016年2月4日中央巡视组对共青团巡视后做出的反馈。

  巡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弱化,学习传达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不够深入,结合实际工作贯彻落实不够,有的干部误读误解;改革创新行动不坚决、措施不具体,对下指导不及时,“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仍然存在;党建工作薄弱,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党委、纪委未按时换届,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为他人伪造预备党员身份;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定不严,对直属单位监管不到位,有的单位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落实,有的单位一把手长期不交流。同时,巡视组还收到涉及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

  党的领导弱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仍然存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等等,这些结论都具体指向了共青团干部存在的问题,也不仅是团干的问题。

  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开始,除了“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外,需要依靠共青团、工会、妇联、农会各自联系青年、工人、妇女、农民,加强外围工作,贯彻党的意志,发动群众,形成广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工青妇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发动群众转变为联系与服务群众。按照政治学的观点,在一个现代国家,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碎片化,政府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治理中心,而会形成多个中心。战后西方国家,政府治理之外有不少空白和盲区,大量NGO随之产生,成为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在中国,转型后的工青妇以及科协、记协、文联、工商联等就扮演了类似西方社会NGO的角色。不同的是,它们并非是“自治”状态,而是被列为列宁式政党的外围群团组织。

  然而,我们发现群团组织尽管在组织上被纳入党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范畴,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的效用较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有所下降,与西方NGO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以我个人经历来看,至少在大学毕业之后除了个别年份交一交团费就与共青团没有什么交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我想,僵化的组织管理与流动化的社会要素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团组织在大中院校还比较活跃,而一进入社会,青年如同流沙而去,现在的团组织就是一个大写的尴尬。除了青年志愿者外,如何联系和服务广大的青年仍然是一块盲区。

  如果说尴尬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无法应对形势的变化则是共青团自身建设存在问题。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 这四化是群团组织的通病。对共青团来说,这四化就是脱离广大基层青年,没有解决党与青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干部年轻化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共青团为各级党委政府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同一级干部中,共青团的干部要相对年轻,被提拔到更高一级岗位或平级更重要的岗位的概率也相对较高。一般来说,团省委书记下一个岗位要么是省厅厅长或者是地级市的市长。而从基层一步一步努力上来的干部,工作经验相对丰富,走上厅级岗位和团干相比,却已无年龄优势。

  今天,这种状况已经悄然改变。干部提拔,更要注重基层历练。因为年轻之外,团干的局限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增加。团干主要面向青少年,由于各方面资源有限,在开展各项工作中,很多活动只起到配合作用。而团干被提拔之后,就要处理党务、政务等更为复杂的事务,而近年“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团干的自身素质。随着团功能萎缩,权力上移,这种情况日趋明显。特别是贵族化,在马克思话语体系中称为“工人贵族”,一定程度上表明它已经不能代表青年的根本利益,不能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走向了广大青年的对立面,这种情况非常可怕。

  干部队伍出现了“四化”问题,怎么办?从这里再回头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改革,我想也就一目了然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未来是朝中央党校的模式努力。它的最终目标并非是开展全日制的高等教育,而是重新建立中央团校,培养和轮训全国团干,去“四化”,接地气,是未来共青团的目标,也是为未来群团工作改革起好步。

  我们看到在“双创”过程中,90后、95后青年依托各种众创空间形成的自治形态社区、社群文化逐渐崛起,他们的组织性强,不经意间形成了影响社会生态的某种NGO萌芽。共青团应该有危机意识,如果自身组织功能蜕化,那么其他社会化组织会在某些方面起到“挤出效应”。

  4月18日,团中央在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青团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共青团改革的重大决策,研究落实改革方案的有关部署。19日,共青团中央召开机关改革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遵照中央关于共青团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团中央机关改革工作。

  箭已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