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从左到右）葛晓吟，张景晶，田秀芬，黄成七，王凤芝

后排（从左到右）高晓明，郎文学，金晶，李玉成，蔡玉珠，石焕南，周秉和 

包子里面都有啥

作者：张瑞生

　　在来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中，一位名叫蔡玉珠的女知青，虽然在农村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名气还不是很大，远没有像孙立哲、丁爱笛等人那样，被编入歌曲，众人传唱。但是当她进入机关后，却像一颗刚刚升起的新星，在后来的整个县内以及其他地方都发出耀眼的光芒。今年九月份，她随曾在文安驿公社下驿大队二十多位插友组织了一起名为“情系黄土地，感恩众乡亲”的回家看看活动。他们在文安驿的活动我并有参加，许多情节是我在蔡玉珠的口述中而得知的。当别的知青结束活动而离开后，蔡玉珠说她和王凤云因为曾在县内工作几年而单独留下来与大家见个面。
　　蔡玉珠在七四年才二十来岁时，便由县妇联的一名干事，还没有担任过副职，就到我们马家河公社担任书记。这在当时延川县也引起不小的轰动。那时我在学校教学，因为工作和地位关系等方面原因，其实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往，由于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我觉得她这人思想有点极左，便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后来我于七五年也离开马家河，因此联系并不紧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本人的思想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于当年这位风云人物有了新的认知和评价。今年九月十七日，由县妇联主任刘春燕做东，把我们马家河公社曾经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召聚在一起。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和这个平台，这才让我更深入了解这位颇具传奇色彩，并且在后来人们评价时还充满一些争议人物内心世界。
　　我们刚一落座，蔡玉珠还是过去那种直来直去的性格，开门见山便把我表扬了一起说，我写的关于知青文章很好，并且还了解到我和杨永利是好朋友。我也开玩笑说，亏得当时你还不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不然我两人很可能被你打成为小集团，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然后我正儿八经向她说明，除了你之外，马家河当时各单位的知青都和我关系都不错。其中的原因是大家都是老三届，加上我又是高三的，自然他们几个还是比较信任我的。当时，杨永利在粮站，和学校只有几米远，没事的时候他经常来学校。我当时觉得，杨永利这人，只要你对他敬一尺他就会敬你一丈，是个比较讲义气的人。当然关系熟悉后我也时常劝解他，做任何事情，千万不敢超越底线，尤其要学会保护自己。虽然他对我并不是言听计从，但是他明白，我是真心实意为他好，特别在他情绪爆发时，我经常会开导他，一定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加上当时正好是批林批孔运动阶段，我经常提醒他，千万不要成为运动中典型而被批判。蔡玉珠也很真诚地说，杨永利其实是个好人，只是有些地方太过分了。农民来交粮，他不给开门，人家来找我，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当我们议论他已经去世的这一消息时，蔡玉珠同样表现出极大的悲伤。是啊，无论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工作上的冲突，大家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恩怨，毕竟都是来自北京，共同的命运把大家相互联系在一起，而且结局几乎大同小异，从北京到延川，又回到北京。后来她又说道，在马家河共有五名北京知青，对于每个人的性格特征有相当的了解。这也说明，在内心的深处，蔡玉珠其实是比较关心这些人的，当时只是由于工作原因，她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相互包容，尤其在哪个阶级斗争年代，蔡玉珠肩上的担子，迫使她只能按照党的路线办事。这样引起其他同为知青的不满情绪，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当时包括我在内，都对蔡玉珠心存戒心，害怕她在某些方面要争当先进，把一些事情夸大上纲上线。但是当她走后，人们才慢慢发现，其实蔡玉珠心地并不残火。她当时也是严格按照毛主席所说“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原则来处理问题的。人们说她是一个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好干部。但是细细分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既是她的优点，也是她的缺点。因为这样在有时候会把上级的指示和本地的具体情况难以结合起来，不能很好地使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互统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现在在没有不要追求细节，而苛求她。
　　接着，蔡玉珠给大家介绍了他们回到文安驿后，所受到盛大欢迎 ，令人难以忘怀。除了蔡玉珠介绍，我还看到网友给我发来的照片，“热烈欢迎知青回家”几个大字，彰显着文安驿老百姓把知青当做了自己的家人。同时还看到，蔡玉珠等人拿着老乡为他们准备的自己亲手做的布鞋和鞋垫后，欣喜若狂。其实现在人并不看重这些小礼物的本身价值，她们更看重的是老乡对于自己的那份情和爱。知青们为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把一块写有“古镇新颜 亲情依旧”的牌匾，赠给了镇政府。相信若干年后，这块匾会成为文物，见证着四十年前那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知青命运，更改变了当地老百姓的思想文化观念，同时拉近了这座小村与北京的联系，当然也更进一步拉近了中央和陕北普通农民的距离。在蔡玉珠叙说他们村子所打的一个大坝时，曾经发生了一位知青被崩塌下来的土块埋在里面，伤了半片耳朵的惊险场面。当时村上的人们吓坏了，他们说，农民即使死了，也不要紧，要是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向组织交代、向他们的父母交代？可是现在这个大坝却变成了梁家河知青大坝。听到他的诉说，我们即使再过若干年，也要为我们陕北的父老乡亲把知青看做比自己的孩子还要重视的纯真情怀所感动。同时我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因为梁家河的知青中有一位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们在敬仰他的同时，难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这大概是一种趋势附炎的劣根性在今天的表现吧！这样就造成一种现象，某人发红时，其出生后的第一声哭啼一定会是一首赞美诗；反之某人倒霉时，之前的所作所为，一定是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甚至还要与全世界为敌。当然不管怎么说，陕北穷山恶水面貌的改变，渗透着北京知青的血汗。蔡玉珠为我们澄清了一件事实，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那就是对于历史问题，一定要客观真实，不要主观臆断。当然我们有时也不必争论这些枝节问题。无论是哪个村子的，在这座大坝的深处，都渗透着北京知青和当地老百姓为落实周总理三变五翻而付出毅力和感动，甚至还有人命关天的安全事故。这种精神得以世代传承这才是事物的本质。
　　蔡玉珠在第二天和我面谈时说，最让她感动的是，当年他们刚到文安驿插队时，再过二十多天，就要过春节了。六九年全县大部分农村的社员群众，生活都比较困难。可是在过春节时，各家各户都把知青领在自己家里，把那少的可怜的白面和大肉，让给知青吃。回忆这段往事时，蔡玉珠眼泪汪汪。她接着说 ，将心比心我自己要是没有多余的，肯定不会让给别人。可是他们村的老乡就是自己舍不得吃，也要照顾好知青。老乡已经把知青看做是自己家里的孩子。由此可以看出，农民把知青确实是当做亲人。她还讲了一件事让人记忆犹新。这次他们回到文安驿见到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几十年过去了，这人已经已经九十多岁了，有时处于昏迷状态。可是当他看到蔡玉珠时，流出两滴浑浊的眼泪，用尽浑身气力握着她的手说，“对不起！”听到这句话，蔡玉珠说她非常难受，应该说对不起的是她自己。是这里的老百姓养育了自己，教会了这些都市来的孩子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老书记的女儿在她回到北京后，将其带出来想让这位农村孩子融入城市，改变其整个人生轨迹。但是这孩子没有听从安排，在婚姻问题上，盲目主张，酿成终身遗憾。十月五号我和蔡玉珠通话时说，老书记已经去世，他们正忙着为其制作挽幛。由此可见，知青和当地老百姓所形成的深厚感情，并没有因时间推移而逐渐淡漠。这让我新结识的一个朋友叫杨宗让到场旁听后，发出了感慨。他说他们家在扶风，当年村上也来了西安和宝鸡的插队知青。可是这些人走后再没有回来过，早已失去联系。北京知青特别重视感情，延川人民也把知青看做亲人。听到他的感叹，我内心也觉得，当年陕北人接纳了中央红军，后来又敞开胸怀，节衣缩食，关爱着他们的后代。延安和北京一直紧密联系，改变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
　　蔡玉珠七一年被招工安排到县妇联，后来因其表现出众，成为知青中的佼佼者。不久又被破格提拔到马家河公社任党委书记。当谈到自己在马家河公社的工作时，她热泪盈眶，直至咽哽。参与会面的几位同志也从不同角度回忆了当时蔡玉珠曾在马家河担任书记时的一些情景。他们所回忆的事情虽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过去了四十多年，至今让人唏嘘不已。我是一个很难受别人感动的人，但是听后还是颇为感动。这些受我感动的事情列举以下几条：
　　高尚仁回忆说，他是公社党委委员。一次和蔡玉珠下乡收麦子时，他们一起参加劳动。蔡玉珠非得要担一担最重的。他一再告诫说，这一担麦子至少应该在一百三四十斤，即使一般的好劳力，也恐怕要出很大的力气。但是作为一个公社书记，面对重担，毫不畏惧，还是把这担麦子运回村子。 作为一个管理几千人的首任北京女书记，她完全可以动口不动手，即使能够上山劳动，也都表现不错了，根本没有必要像个好农民那样，下这么大的力气。也许现在的人觉得不可思议，认为领导者的责任在于出主意用干部。可是当时有句话是，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蔡玉珠也许觉得，担子捡最重的挑，这样会激发大家的干劲，以此来实现周总理的三变五翻的指示。但是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体力、那陡峭的崎岖山间小路，还有那烈日炎炎以及无法保证的基本的吃饱饭的生理诉求。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命精神，应该是她担任领导的一个缩影。借着这个话题，大家谈到，冬天早晨还是满天星星时，她走了二十里的山路来到一个村子时，村民们还未起床。她当然发怒了，村民也觉得这个女书记简直是从天而降，以后再也不敢对上级的指示打折扣了。还有一次晚上开罢党委会，蔡玉珠又高一脚低一脚来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大队，检查那里晚上夜战情况。因为当时的口号是，早五点晚七点，晚上赶到十二点；脱皮掉肉、开肠破肚等战争年代演变而来的口号，也要求变成具体行动。蔡玉柱要求大家记住这个要求，更要求自己全面落实在行动中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带了头群众有劲头，这些口号也许在一些人眼里，仅仅是对于群众的要求，但是蔡玉珠却要从自己做起。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很难一一叙说。现为延安大学党史研究院院长的高尚斌回忆说，当年他在生产大队担任书记。一天晚上沟掌的克图河村的水库出现险情，如果不及时抢修，不仅水库难以保全，而且会对下游的田地庄稼造成巨大损失。蔡玉珠立通知周围的生产队，立即展开抢修。就这样大家没有吃饭喝水，一直干到第二天下午。蔡玉珠当然是冲到最前面的，出力也是最大的。谁都知道，水库一旦决堤 ，站在其中间的人，很可能被巨浪卷走而失去生命。这些危险，作为一个成年人，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蔡玉珠因为自己是公社书记，必须要做到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才能以自己无声的命令组织广大群众，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这样，蔡玉珠从第一天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下午，才保住了大坝。现在如果有人把蔡玉珠担麦子和抢修大坝的场面，放在银屏上，一定是很震撼人心的。观众一定会觉得她是用生命的极限，来报答组织的信任，群众的希望，来提升自己的信仰高度。蔡玉珠虽然在当时可能因为工作原因，伤害过一些人，但他们没有一人会记恨于心。农民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比较落后，但他们十分明白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这位在当时的新生事物，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改变农村穷山恶水的面貌，进而提高粮食产量，改善群众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一个不顾个人任何私利的领导，对于她所付出的心血，群众谁要是不认可，他会对得起自己良心吗？蔡玉珠的这些举动，在感动一些人的同时，也让我这类人对于公社书记这个职位，不仅缺乏吸引力，反而产生了畏惧情绪。因为当时，干部工资高低，与职务无关。她虽然比我高好几级，但大家的工资都是三十八元。说实话，我不可能像她那样勇往直前，为工作丝毫不顾家庭。后来我在公社工作几年后，立即调往县上别的单位，当时很害怕把我也任命到哪个公社去当领导。
　　其实让我感动的不止这些。当第一天聚会结束时，原来曾在公社的一位八大员提出，他父亲行动不便，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是听说蔡书记回来了，很想见一面。当时天正在下着小雨，已是七八点了，到处都是灰蒙蒙的雾气。一般人认为，蔡玉珠不可能去见这位老人。可是出乎众人预料，蔡玉珠满口答应。当年她担任书记时，以威严著称，现在时过境迁，却充分显示出对于她的子民仍然是倍加关爱。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 ，当年她拼着命试图改变当地生产面貌，贯彻农业学大寨的毅力和决心，其目的都是为了这里的老百姓生活能好一点。正像一滴水能照出太阳的光辉一样，有时一件小事亦能看出当年她对于自己近乎严苛的要求，在群众心里，成为非人工雕塑的纪念碑。这些所作所为，至今仍然让人感叹和折服。第二天中午，一位中年妇女专门来到冯山云处，在拉家常时说，一次晚上，他父亲正在喝稀饭，便让蔡玉珠喝了一碗。这本来是延川人所说的门户，也就是在吃饭时来客人一定要让别人一起吃。谁知她吃完饭后，非得要按规定缴纳粮票和钱。家人无奈之下，只好当面收下，第二天等她走时，又偷偷塞进其衣服口袋里。他们家总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是过了两天后，蔡玉珠又托人给捎了回来。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不占群众的一点便宜，这是她的信条。过去群众曾为这类事情，颇有微词，觉得她混淆了群众热情和拉拢干部的下水的界限，有时简直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许多人都责难蔡玉珠不了解当地民情民俗，太有点不近人情的过左倾向。随着现在社会风气的变坏，干部腐败作风时有发生的实际状况，几十年过去后，两相对比，当年她颇受诟病的缺点，现在不仅是她的美德，更是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进一步证明毛主席时代的干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现在干部贪腐成风，以此来说明改革开放出现了重大失误。当然任何成就都要付出代价的。蔡玉珠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虽然招致了部分人的不满，更把自己推向受苦的深渊，但是她却成就了自己精神理想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树立了一座宗教徒般虔诚的令后人仰视的纪念塔。
　　前两年我回到村里，老年人对于现在的社会风气简直是义愤填膺。一位担任过几十年的生产队长说，过去当村干部，三年之内要比社员多出一年的力气，现在无论村子穷富，村干部收入要比群众至少多三四倍。他们最直接的事例是，蔡玉珠每次下乡怎么参加劳动、怎么不吃请饭。人家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能扑下身子，出力流汗，比一些好社员都能不怕苦和累。于是有些人说，现在的乡镇长是：骑的摩托挎的枪 ，村村都有丈母娘；或者说，三年乡镇长，城里一院好地方。我要是作为蔡玉珠，一定会感谢这几十年来所形成的腐败。因为这些腐败习气，更加衬托出自己的无私和高尚，化解了当年因急于求成而产生的各类矛盾，让大家看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党有那么一大批干部，永远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无论群众生活如何苦焦，看到自己的带头人并没有半点特殊，于是他们也就毫无怨言，在僵化的体制下，仍然看到了希望，夜以继日为国家和集体的繁荣富强奋斗着。
　　蔡玉珠由一个普通县妇联干部一步到达公社书记，不仅群众对于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就是自己也并不了解这副担子有多重。县委把她作为新生事物加以扶持和培养。在县委任命之后，领导对于公社其他班子成员一再叮咛道，大家一定要帮助这个女干部，出现问题是大家的，有了成绩是蔡玉珠的。面对领导的信任与关爱，蔡玉珠自然要竭尽全力，方能不负众望。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她在各方面一定要走在前面。上级的要求有时会与当地实际情况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多交粮食上，她不只一次与大队书记产生矛盾和斗争。冯山云回忆说，蔡玉珠要他们村多缴公购粮，她考虑的是要争取红旗；而当时的大队书记普遍考虑到群众生活状况，自然要站在群众一边。在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较大冲突时，多数大队书记肯定会站在农民一边。冯山云回忆说，他们村不愿多交粮食，自然会受到批判。于是在回家后，他愤愤然撕下许多奖状，表示不再当这个先进模范了。这种矛盾在全公社都是普遍的。每个大队书记都明白一个道理，多交粮食虽然会得到奖状，但是却要让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饿肚子，同时还要招致群众的骂声。蔡玉珠说，当时自己是典型人物，自然要夺得红旗，而群众的温饱问题便难以照顾了，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发生了矛盾，她只能按照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这个党的一贯政策加以处理。我和冯山云在回顾这一冲突中，也改变了对蔡玉珠的某些方面的偏见。我们觉得在当时客观情况下，双方没有对错之分，大家都是对的，生产力低下物质自然匮乏，加上自然灾害连年发生。公社书记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大队书记面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村民温饱问题，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要发生。当时虽然有许多怨言，但是大家最终还是执行了上级指示。这倒不是说蔡玉珠的行政命令的作用，而是她那一心为了工作，毫无半点个人私利，在感染着大家。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蔡玉珠的作为，自然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他的真诚感动着所有的人。就在她担任公社书记不久，延安地委组织部长亲自到马家河公社考察。当时她正在下乡和农民一起劳动，公社的大喇叭喊她赶快回来。从工地上回来，她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更不认识组织部长。其实组织部长当时就站在大门口，他看到蔡玉珠的形象是这样子的：身上披着一件破棉袄，裤子上全是泥巴，脸上的汗水和泥土掩盖了北京人特有的白净肤色和青春的张力。这个二十来岁的未婚女人，似乎满脸的疲惫。组织部长和她握手时，只觉得那手布满老茧，活像开裂的松树皮。这位地位领导人只是简单地询问了她的工作和学习情况，连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告诉蔡玉珠。就这满身泥土和一手老茧，足以说明了这个女知青的是在怎样践行一个领导干部作风。不久蔡玉珠便进入县委常委后，才知道领导已经考察过她。蔡玉珠虽然进入县级领导，与有些当了十几年的公社书记相比，可谓是坐着直升飞机，官运亨通达到极致，可是当时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对之声。原因是当时的上级领导在考虑干部提拔时，基本都能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加上蔡玉珠是北京人，在当地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和背景。试想如果这事放在现在，一定会有各种传言，加上她又是个女同志，各种绯闻的版本会漫天飞舞。我们真是要感谢那个比较单纯的社会，担任领导后工资不会增加，待遇没有任何变化，唯一增加的是自己肩上的责任和负担。正因为这种风清气正的健康社会，才为诸如蔡玉珠这类真正的人才提供了宽松的成长环境。
　　蔡玉珠在当时作为风云人物，自然会受到各方面关注。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李瑞山一次来到马家河公社检查工作。蔡玉珠没有作任何准备， 但在汇报工作时，条理清楚，工作的安排头头是道。更让省委书记惊奇的是，蔡玉珠对于全公社的情况了如指掌。特别对于人口土地牲畜等方面的情况更是捻熟于心。这位延川县第一任公社女书记的才干和献身精神，给省委书记留下深刻影响。不久，全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李瑞山书记还特别问道，马家河那个北京女书记来了没有。当这个信息传到延川县的与会代表中时，其他同志对她开玩笑说，连省委书记都在关注你，你可能马上要升官了。虽然她没有像其他人所盼的那样，马上黄袍加身，但足以证明，蔡玉珠已经进入领导视线，她的成绩进一步得到更高级领导的认可。其实当年，蔡玉珠和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吴桂贤，同时被选为陕西省妇联第五届常委。其实这份信任不是轻易的来的。她讲述了一件事，至今让人唏嘘不已。蔡玉珠说，当时去西安开会时身上出现浮肿，压一下，任何部位都可会出现一个凹陷。平时由于工作紧张，她也没有时间去医院检查。这次去西安开会时在领导催促下，利用业余时间抽空去医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检查后，人家告诉她，身体各个部位都没啥问题，身体浮肿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听到她以非常平的口气诉说这件事时，我突然想起大约在七四年，几个大队书记在一起议论蔡玉珠。他们说这个女人简直把命都納上了（意思是不要命了），她是个新生事物，有领导撑腰，对大家要求太严厉了，农业学大寨的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有些事情也不看实际情况，时间长了肯定不行。显然他们对于蔡玉珠的干劲和魄力是赞赏有加的，但对于其脱离实际，缺乏广大群众的支持是颇有微词的。由此我突然想到，近年来有句话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并且说这是一条铁律。蔡玉珠当时贵为公社书记、县委常委，享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并没有腐败，反而把自己弄得营养不良。由此可见各类制度建固然重要，但是再好的制度也是靠人去执行的，在有些情况下，树立理想信念有时比制度更为重要。
　　蔡玉珠在时隔四十年后，仍然怀着一颗对于组织和群众一颗感恩之心。她说，有一年她们几个北京知青回家路过山西，中间还去了大寨陈永贵家里，并且见到郭凤莲。在山西的一个纪念馆里见到一个同样是北京知青的讲解员。这个讲解员说，在他们那里，北京知青基本没有进入国家行政机关的，大都是进入企业当工人，至于在县革委会工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延川县当时一次就招收了八十名北京知青，成为县和公社里的妇干和团干，并且由她和陶海粟成为公社书记，进入领导阶层。当然这些基层的领导在国家整个政权体系中，位置虽然不是特别重要，但足以可以看出当时领导对于知青的重用和信任。为报答陕北老乡的这份恩情，蔡玉珠回到北京退休之后，已经回延川有四五次了。有延川老乡来北京办事，她会在车站能等候一个多小时。这次我还了解到一件事。原来马家河公社不脱产的副书记叫李翠梅。他的家人曾多次到北京去了解有关政策，看能否有什么照顾。每次去时，他们的吃饭住宿都由蔡玉珠解决。一个北京人接待这些老乡，能想象得来，这是一件十分繁难的事情。每次去，蔡玉珠都不厌其烦，领着他的家人四处奔波。最后问题得到解决时，李翠梅因病辞世。蔡玉珠感叹道，这个女人的命太苦了。听到这事情，让我十分内疚，要知道李翠梅还是我的一个亲戚。作为当地人，并且在县上还当人过好长时间的中层领导，我对于此事却一无所知。这只能说明。我自己对于群众的感情确实不如一个北京知青。
　　一个当年曾是蔡玉珠学生叫袁小荣 ，得知老师回来的消息后，专程从延安赶来。几十年过去了，蔡玉珠已经忘记了这位学生的姓名。但是学生没有忘记老师。袁小荣说，蔡玉珠给他们只带了一年班主任，却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面对困难要坚强，要有积极的进取心，时刻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这位同学举例说，他们学校同年级其他班在恢复高考后都没有人考入大学，而他们班一下子考进去四个，而且学校还都是比较有名的。以后这些人有的成为技术骨干，或者官至厅级。我也当过老师，其实在一年内学到的知识，不可能改变整个人生轨迹。但是在世界观形成的阶段，有时一句话，一件事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一辈子。反观我自己，当时给同学们留下的是悲观情绪比较浓厚，自然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影响到学生的成长。由此可见，精神力量对人的塑造应该说非常巨大的。延安大学教授高尚斌回忆说，在他担任大队书记时，曾因为给国家多交粮食问题上，发生过矛盾。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对于蔡玉珠人格力量的崇拜。后来在搞学术研究时，他秉承蔡玉珠的精神，面对任何困难都毫不退缩。他还反复强调说，真正学到的东西，不会轻易丢掉的。如果说你丢掉了，那是证明你没有学到手。高尚斌现在是该校唯一的二级教授，享受着国务院特殊津贴。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结论，那就是要想干成任何事业，都必须具有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决心和信念。
　　我曾和几个人谈到，蔡玉珠为啥在与马家河老乡一起聚会时，会泪流满面。高尚斌等人的解释是，因为她曾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这片土地，自然会对这里的人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此话虽然很对，但我觉得并不全面。我自己揣测是，她七四年来担任公社书记时，由于上一年自然灾害严重，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好多农民外出逃荒要饭。她想改变这里的面貌，但当时由于生产体制僵化，群众难以全部奉献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更为要命的是，在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生产力条件下，国家却大批抽调民工，无偿进行交通、工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有人计算过，当时约有一半精壮年劳力被抽调当民工，而国家要求农民的贡献却在逐年递增。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无论蔡玉珠怎样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要实现周总理三变五翻的宏伟蓝图，从根本上来说，是难以办到的。我推测她可能是否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大的努力，但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大家仍然为温饱问题焦头烂额。几十年过去了，当她回想起来，是否带有一种愧疚和自责呢？第二次见面，我并没有问起流泪的原因，只是做了一点心理暗示说，当时国家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牺牲了农民利益。蔡玉珠也感慨地说，备战备荒为人民，是当时工作的指导方针。
　　四十年过去了，作为一个基层领导，蔡玉珠的功过是非，随着一代人的逐步离世，慢慢地变成历史碎片，即使写在大地上的大坝、水浇地、梯田等山水田林路建设，时过境迁，逐渐被后来的退耕还林所覆盖。但是作为一代人特别是一个北京知青那种奋斗、那种无私担当、那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将会成为人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被后人代代相传。蔡玉珠曾说，她在插队时，群众都给北京知青起了外号。她的外号是菜包子。这次回到文安驿，群众仍然亲切称她为“包子”。文章结束时，我正为标题发愁，突然想到，蔡玉珠流泪的原因，以及更多北京知青插队的诸多曲折是非，就像包子里的馅一样，等待我们后来人摈弃个人恩怨，实事求是去开挖探索，让我们仔细看一下，包子里面都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