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严复在上海讲演《名学》，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
石印发行，严复所译《原富》开始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
版（《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五十八）
严孝潜
1901年1月
1901年1、2月间，严复所译《原富》全部脱稿。
1901年2月
严复在信中讲：“腊念六日新丰抵步，承惠书并寄到木器大小乙百三十二件。当饬璩儿带取提单前往海关，报明免税情节，蒙其即日放行，经于廿八日全数雇车搬致到寓。……均物坚价平，在沪之所办不到者，欣喜过望，不能不向老弟一家膜手道谢也。
世风日薄，如执事无所为，独以交情为人谋之忠如此者不少概见矣，能无感乎！……
再，龙家书目极欲一观，吾弟能设法先寄否？平生以图史栖神，以文章寄志。昔岁遭乱，羌无一存，遂有邈然索居神荒气薾也。别后无善足述，惟早夜孜孜，办得《原富》一部脱稿，近已付梓，大约二三月当可出书。……
台从何日来申？望早见告，甚有节目思与明眼人细论也。”（《严复集》补编第225页）
严复曾在去年10月随上海救济会到天津救济难民，回到上海后，在
在目前己知的严复书信中，给“孝明老棣”和“孝明吾弟”的信件，仅此两件，以后未再见有严复给孝明的信件，在严复的日记中，也未见有孝明的名字。
1901年3月
1901年3月以前，严复为上海学生会作有《学生会条规》序（《严复集》第一册第121页）。
1901年3月下旬（二月），吕增祥在京师，才接到严复在去年闰八月由天津寄给他的信。（《严复与天津》第175页）
1901年初春
1901年初春，严复对《天演论》进行了校改。
严复在本年初春期间，连续给熊季廉写了四封信，具体写信日期未予注明，都是有关《天演论》校改、出版事宜的。
头一封，在给熊季廉的信中说：“《天演论》已校改数番，谨以奉承几次。但此书发影係何章程，暇时乞示。鄙人囊少一钱，恐不能先垫此款以俟售书时收回。如大家醵资作此，似宜另加一跋，识其缘起。此事即求彥复如何？”。另外在信中还提到“大著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严复集》补编第229页）
第二封信，提到：“拙稿收到，别纸示悉。容即复校，迟日奉呈。惟其款系几人鸠集，须求并示为祷。兹有琐屑奉浼者：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笔，甚为应手。今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欲得花文奎制小楷羊毫三十支，中书羊毫十支，屏笔、对笔各二支。不知于湘友中能为致之否？该价若干，示悉即奉。” （《严复集》补编第230页）
第三封信，说：“顷《天演论》奌句既毕，谨以奉呈。前恳代买长沙花文奎羊毫，不识何时可到，甚盼，甚盼。因案头中书君个个发秃也。”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第四封信，则提出：“《天演论》取影上石后，其钞本倘犹无恙，望以见还。”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后来，根据严复这次所校改的《天演论》，刊印有两种版本。其一，在1901年出版的二册小线装本，署由吴保初、熊师复覆校，但未署出版年月和出版处。 其二， 1903年正月刊印出版的小线装本一册，它也未署出版处所，但注明由“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名元锷）覆校”
1901年4月
严复在信中，将为日本伊藤博文所著《日本宪法义解》写的序寄上，并请“诸兄为我商之，如不可用，则宁乞他手更作，勿使一国大典有佛头著粪之讥也。”（《严复集》补编第261页）
严复的《日本宪法义解·序》署“辛丑三月候官严复序”，当是本日所作。刊载在本年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铅印本卷首。
严复在序中写道：“……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严复集》第一册第96页）
本日，吴汝纶在得知严复在上海时，给严复写了一封信。
吴汝纶在信中讲：“乱后不得我公消息，后晤吕君止，略悉动定。昨 阅《中外日报》，知先生近开名学会，想见达人自我兼怀济物之盛，心跂佩无量。前由盛宗承电属杨濂甫观察，索取卢木斋所存计学稿本五册，适木斋在都下，当经走使赴开平取书，还都交濂甫转呈，计已达到。此数册汝纶未及读，亦一憾事，但望速印公同好，下走得卒业，幸甚，幸甚！近舍侄婿廉郎中惠卿，倡办东文学社，……惠卿又拟开《京师时报》馆，欲屈我公主笔。闻南中有以三千金聘请译书者，惠卿谓，傥蒙惠顾，请月以三百金为寿，而南中所译书，亦可在北属稿，两利而俱存之，鄙意和局定后，此事似可俯诺。辇毂之下必应有通材硕学默为主持，未宜以私利厚薄去就也。……日本小村俊太郎近游沪，将历览东南形胜，访求贤士大夫，闻与公旧识。此君汉文甚高，在沪当小留，望拨冗相与过从，有所访，希相告也。不具。汝纶叩头。
吴汝纶在信中告以已收到计学稿本五册，但还没来得及读。同时为侄婿廉惠卿，聘请严复到北京《京师时报》馆，当主笔。
前些时日，严复在金粟斋译书处的请求和支持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名学会”，自任会长，一边翻译《穆勒名学》，一边宣讲名学（逻辑学）。
1901年4、5月间（三月），严复作有《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四首（《严复集》第二册第363页）。
沈涛园为沈葆祯之子，其中一首述及严复报考福建船政学堂时情形：“尚亿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同治丙寅，候官文肃公（沈葆祯）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谁言后死无穷感，渐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 （《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
1901年仲春，
1901年仲春，由亲家并挚友呂秋樵署检的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石印发行。该书封面题为：候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黎天演论》，吕增祥署检。
该版本系一种大字版本，便于阅读。书中自序在前，吴序在后，《译例言》末段全部删除。
署检就是校对，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吕增祥与《天演论》译本的关系，以及吕增祥对《天演论》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1901年5月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记有“严公首座，余或坐或立，计三十余人”。当晚名学会公饯严复。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还记有“晚，名学会公饯严先生于一品香。严先生将北行，诸人别延伍君昭扆（伍光建）权攝会长，每遇礼拜一、四演说。是夕，伍君亦到，在坐者二十六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31页）
严复北行时，作《赠熊季廉》（《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七言长诗一首：
“一十九祺初告终，抟抟员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1901年5月上旬，严复所译《原富》部甲一册，部乙、部丙一册，先后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当严复所译《原富》头两册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在日本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编辑出版了《新民丛报》，严复冒着风险与梁启超保持书信往来。
严复在信中讲：“昨蒙惠临，聆教为慰，今有极琐一事奉渎。缘束装北上，玻瓷杂物须用旧纸裹塞者甚多，庶不破碎。报馆中废纸必多，望以一筐见惠，并即付来人带下，倾侍用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08页）
本封信，未署年月但署有“廿三夕子”，《严复集》将其列为1900年9、10月间（闰八月）严复随上海救济会北上前所写。但上海救济会是在
1901年严复在上海讲演《名学》，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
石印发行，严复所译《原富》开始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
版（《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五十八）
严孝潜
1901年1月
1901年1、2月间，严复所译《原富》全部脱稿。
1901年2月
严复在信中讲：“腊念六日新丰抵步，承惠书并寄到木器大小乙百三十二件。当饬璩儿带取提单前往海关，报明免税情节，蒙其即日放行，经于廿八日全数雇车搬致到寓。……均物坚价平，在沪之所办不到者，欣喜过望，不能不向老弟一家膜手道谢也。
世风日薄，如执事无所为，独以交情为人谋之忠如此者不少概见矣，能无感乎！……
再，龙家书目极欲一观，吾弟能设法先寄否？平生以图史栖神，以文章寄志。昔岁遭乱，羌无一存，遂有邈然索居神荒气薾也。别后无善足述，惟早夜孜孜，办得《原富》一部脱稿，近已付梓，大约二三月当可出书。……
台从何日来申？望早见告，甚有节目思与明眼人细论也。”（《严复集》补编第225页）
严复曾在去年10月随上海救济会到天津救济难民，回到上海后，在
在目前己知的严复书信中，给“孝明老棣”和“孝明吾弟”的信件，仅此两件，以后未再见有严复给孝明的信件，在严复的日记中，也未见有孝明的名字。
1901年3月
1901年3月以前，严复为上海学生会作有《学生会条规》序（《严复集》第一册第121页）。
1901年3月下旬（二月），吕增祥在京师，才接到严复在去年闰八月由天津寄给他的信。（《严复与天津》第175页）
1901年初春
1901年初春，严复对《天演论》进行了校改。
严复在本年初春期间，连续给熊季廉写了四封信，具体写信日期未予注明，都是有关《天演论》校改、出版事宜的。
头一封，在给熊季廉的信中说：“《天演论》已校改数番，谨以奉承几次。但此书发影係何章程，暇时乞示。鄙人囊少一钱，恐不能先垫此款以俟售书时收回。如大家醵资作此，似宜另加一跋，识其缘起。此事即求彥复如何？”。另外在信中还提到“大著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严复集》补编第229页）
第二封信，提到：“拙稿收到，别纸示悉。容即复校，迟日奉呈。惟其款系几人鸠集，须求并示为祷。兹有琐屑奉浼者：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笔，甚为应手。今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欲得花文奎制小楷羊毫三十支，中书羊毫十支，屏笔、对笔各二支。不知于湘友中能为致之否？该价若干，示悉即奉。” （《严复集》补编第230页）
第三封信，说：“顷《天演论》奌句既毕，谨以奉呈。前恳代买长沙花文奎羊毫，不识何时可到，甚盼，甚盼。因案头中书君个个发秃也。”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第四封信，则提出：“《天演论》取影上石后，其钞本倘犹无恙，望以见还。”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后来，根据严复这次所校改的《天演论》，刊印有两种版本。其一，在1901年出版的二册小线装本，署由吴保初、熊师复覆校，但未署出版年月和出版处。 其二， 1903年正月刊印出版的小线装本一册，它也未署出版处所，但注明由“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名元锷）覆校”
1901年4月
严复在信中，将为日本伊藤博文所著《日本宪法义解》写的序寄上，并请“诸兄为我商之，如不可用，则宁乞他手更作，勿使一国大典有佛头著粪之讥也。”（《严复集》补编第261页）
严复的《日本宪法义解·序》署“辛丑三月候官严复序”，当是本日所作。刊载在本年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铅印本卷首。
严复在序中写道：“……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严复集》第一册第96页）
本日，吴汝纶在得知严复在上海时，给严复写了一封信。
吴汝纶在信中讲：“乱后不得我公消息，后晤吕君止，略悉动定。昨 阅《中外日报》，知先生近开名学会，想见达人自我兼怀济物之盛，心跂佩无量。前由盛宗承电属杨濂甫观察，索取卢木斋所存计学稿本五册，适木斋在都下，当经走使赴开平取书，还都交濂甫转呈，计已达到。此数册汝纶未及读，亦一憾事，但望速印公同好，下走得卒业，幸甚，幸甚！近舍侄婿廉郎中惠卿，倡办东文学社，……惠卿又拟开《京师时报》馆，欲屈我公主笔。闻南中有以三千金聘请译书者，惠卿谓，傥蒙惠顾，请月以三百金为寿，而南中所译书，亦可在北属稿，两利而俱存之，鄙意和局定后，此事似可俯诺。辇毂之下必应有通材硕学默为主持，未宜以私利厚薄去就也。……日本小村俊太郎近游沪，将历览东南形胜，访求贤士大夫，闻与公旧识。此君汉文甚高，在沪当小留，望拨冗相与过从，有所访，希相告也。不具。汝纶叩头。
吴汝纶在信中告以已收到计学稿本五册，但还没来得及读。同时为侄婿廉惠卿，聘请严复到北京《京师时报》馆，当主笔。
前些时日，严复在金粟斋译书处的请求和支持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名学会”，自任会长，一边翻译《穆勒名学》，一边宣讲名学（逻辑学）。
1901年4、5月间（三月），严复作有《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四首（《严复集》第二册第363页）。
沈涛园为沈葆祯之子，其中一首述及严复报考福建船政学堂时情形：“尚亿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同治丙寅，候官文肃公（沈葆祯）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谁言后死无穷感，渐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 （《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
1901年仲春，
1901年仲春，由亲家并挚友呂秋樵署检的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石印发行。该书封面题为：候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黎天演论》，吕增祥署检。
该版本系一种大字版本，便于阅读。书中自序在前，吴序在后，《译例言》末段全部删除。
署检就是校对，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吕增祥与《天演论》译本的关系，以及吕增祥对《天演论》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1901年5月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记有“严公首座，余或坐或立，计三十余人”。当晚名学会公饯严复。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还记有“晚，名学会公饯严先生于一品香。严先生将北行，诸人别延伍君昭扆（伍光建）权攝会长，每遇礼拜一、四演说。是夕，伍君亦到，在坐者二十六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31页）
严复北行时，作《赠熊季廉》（《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七言长诗一首：
“一十九祺初告终，抟抟员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1901年5月上旬，严复所译《原富》部甲一册，部乙、部丙一册，先后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当严复所译《原富》头两册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在日本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编辑出版了《新民丛报》，严复冒着风险与梁启超保持书信往来。
严复在信中讲：“昨蒙惠临，聆教为慰，今有极琐一事奉渎。缘束装北上，玻瓷杂物须用旧纸裹塞者甚多，庶不破碎。报馆中废纸必多，望以一筐见惠，并即付来人带下，倾侍用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08页）
本封信，未署年月但署有“廿三夕子”，《严复集》将其列为1900年9、10月间（闰八月）严复随上海救济会北上前所写。但上海救济会是在
1901年严复在上海讲演《名学》，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
石印发行，严复所译《原富》开始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
版（《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五十八）
严孝潜
1901年1月
1901年1、2月间，严复所译《原富》全部脱稿。
1901年2月
严复在信中讲：“腊念六日新丰抵步，承惠书并寄到木器大小乙百三十二件。当饬璩儿带取提单前往海关，报明免税情节，蒙其即日放行，经于廿八日全数雇车搬致到寓。……均物坚价平，在沪之所办不到者，欣喜过望，不能不向老弟一家膜手道谢也。
世风日薄，如执事无所为，独以交情为人谋之忠如此者不少概见矣，能无感乎！……
再，龙家书目极欲一观，吾弟能设法先寄否？平生以图史栖神，以文章寄志。昔岁遭乱，羌无一存，遂有邈然索居神荒气薾也。别后无善足述，惟早夜孜孜，办得《原富》一部脱稿，近已付梓，大约二三月当可出书。……
台从何日来申？望早见告，甚有节目思与明眼人细论也。”（《严复集》补编第225页）
严复曾在去年10月随上海救济会到天津救济难民，回到上海后，在
在目前己知的严复书信中，给“孝明老棣”和“孝明吾弟”的信件，仅此两件，以后未再见有严复给孝明的信件，在严复的日记中，也未见有孝明的名字。
1901年3月
1901年3月以前，严复为上海学生会作有《学生会条规》序（《严复集》第一册第121页）。
1901年3月下旬（二月），吕增祥在京师，才接到严复在去年闰八月由天津寄给他的信。（《严复与天津》第175页）
1901年初春
1901年初春，严复对《天演论》进行了校改。
严复在本年初春期间，连续给熊季廉写了四封信，具体写信日期未予注明，都是有关《天演论》校改、出版事宜的。
头一封，在给熊季廉的信中说：“《天演论》已校改数番，谨以奉承几次。但此书发影係何章程，暇时乞示。鄙人囊少一钱，恐不能先垫此款以俟售书时收回。如大家醵资作此，似宜另加一跋，识其缘起。此事即求彥复如何？”。另外在信中还提到“大著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严复集》补编第229页）
第二封信，提到：“拙稿收到，别纸示悉。容即复校，迟日奉呈。惟其款系几人鸠集，须求并示为祷。兹有琐屑奉浼者：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笔，甚为应手。今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欲得花文奎制小楷羊毫三十支，中书羊毫十支，屏笔、对笔各二支。不知于湘友中能为致之否？该价若干，示悉即奉。” （《严复集》补编第230页）
第三封信，说：“顷《天演论》奌句既毕，谨以奉呈。前恳代买长沙花文奎羊毫，不识何时可到，甚盼，甚盼。因案头中书君个个发秃也。”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第四封信，则提出：“《天演论》取影上石后，其钞本倘犹无恙，望以见还。”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后来，根据严复这次所校改的《天演论》，刊印有两种版本。其一，在1901年出版的二册小线装本，署由吴保初、熊师复覆校，但未署出版年月和出版处。 其二， 1903年正月刊印出版的小线装本一册，它也未署出版处所，但注明由“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名元锷）覆校”
1901年4月
严复在信中，将为日本伊藤博文所著《日本宪法义解》写的序寄上，并请“诸兄为我商之，如不可用，则宁乞他手更作，勿使一国大典有佛头著粪之讥也。”（《严复集》补编第261页）
严复的《日本宪法义解·序》署“辛丑三月候官严复序”，当是本日所作。刊载在本年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铅印本卷首。
严复在序中写道：“……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严复集》第一册第96页）
本日，吴汝纶在得知严复在上海时，给严复写了一封信。
吴汝纶在信中讲：“乱后不得我公消息，后晤吕君止，略悉动定。昨 阅《中外日报》，知先生近开名学会，想见达人自我兼怀济物之盛，心跂佩无量。前由盛宗承电属杨濂甫观察，索取卢木斋所存计学稿本五册，适木斋在都下，当经走使赴开平取书，还都交濂甫转呈，计已达到。此数册汝纶未及读，亦一憾事，但望速印公同好，下走得卒业，幸甚，幸甚！近舍侄婿廉郎中惠卿，倡办东文学社，……惠卿又拟开《京师时报》馆，欲屈我公主笔。闻南中有以三千金聘请译书者，惠卿谓，傥蒙惠顾，请月以三百金为寿，而南中所译书，亦可在北属稿，两利而俱存之，鄙意和局定后，此事似可俯诺。辇毂之下必应有通材硕学默为主持，未宜以私利厚薄去就也。……日本小村俊太郎近游沪，将历览东南形胜，访求贤士大夫，闻与公旧识。此君汉文甚高，在沪当小留，望拨冗相与过从，有所访，希相告也。不具。汝纶叩头。
吴汝纶在信中告以已收到计学稿本五册，但还没来得及读。同时为侄婿廉惠卿，聘请严复到北京《京师时报》馆，当主笔。
前些时日，严复在金粟斋译书处的请求和支持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名学会”，自任会长，一边翻译《穆勒名学》，一边宣讲名学（逻辑学）。
1901年4、5月间（三月），严复作有《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四首（《严复集》第二册第363页）。
沈涛园为沈葆祯之子，其中一首述及严复报考福建船政学堂时情形：“尚亿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同治丙寅，候官文肃公（沈葆祯）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谁言后死无穷感，渐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 （《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
1901年仲春，
1901年仲春，由亲家并挚友呂秋樵署检的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石印发行。该书封面题为：候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黎天演论》，吕增祥署检。
该版本系一种大字版本，便于阅读。书中自序在前，吴序在后，《译例言》末段全部删除。
署检就是校对，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吕增祥与《天演论》译本的关系，以及吕增祥对《天演论》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1901年5月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记有“严公首座，余或坐或立，计三十余人”。当晚名学会公饯严复。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还记有“晚，名学会公饯严先生于一品香。严先生将北行，诸人别延伍君昭扆（伍光建）权攝会长，每遇礼拜一、四演说。是夕，伍君亦到，在坐者二十六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31页）
严复北行时，作《赠熊季廉》（《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七言长诗一首：
“一十九祺初告终，抟抟员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1901年5月上旬，严复所译《原富》部甲一册，部乙、部丙一册，先后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当严复所译《原富》头两册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在日本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编辑出版了《新民丛报》，严复冒着风险与梁启超保持书信往来。
严复在信中讲：“昨蒙惠临，聆教为慰，今有极琐一事奉渎。缘束装北上，玻瓷杂物须用旧纸裹塞者甚多，庶不破碎。报馆中废纸必多，望以一筐见惠，并即付来人带下，倾侍用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08页）
本封信，未署年月但署有“廿三夕子”，《严复集》将其列为1900年9、10月间（闰八月）严复随上海救济会北上前所写。但上海救济会是在
1901年严复在上海讲演《名学》，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
石印发行，严复所译《原富》开始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
版（《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五十八）
严孝潜
1901年1月
1901年1、2月间，严复所译《原富》全部脱稿。
1901年2月
严复在信中讲：“腊念六日新丰抵步，承惠书并寄到木器大小乙百三十二件。当饬璩儿带取提单前往海关，报明免税情节，蒙其即日放行，经于廿八日全数雇车搬致到寓。……均物坚价平，在沪之所办不到者，欣喜过望，不能不向老弟一家膜手道谢也。
世风日薄，如执事无所为，独以交情为人谋之忠如此者不少概见矣，能无感乎！……
再，龙家书目极欲一观，吾弟能设法先寄否？平生以图史栖神，以文章寄志。昔岁遭乱，羌无一存，遂有邈然索居神荒气薾也。别后无善足述，惟早夜孜孜，办得《原富》一部脱稿，近已付梓，大约二三月当可出书。……
台从何日来申？望早见告，甚有节目思与明眼人细论也。”（《严复集》补编第225页）
严复曾在去年10月随上海救济会到天津救济难民，回到上海后，在
在目前己知的严复书信中，给“孝明老棣”和“孝明吾弟”的信件，仅此两件，以后未再见有严复给孝明的信件，在严复的日记中，也未见有孝明的名字。
1901年3月
1901年3月以前，严复为上海学生会作有《学生会条规》序（《严复集》第一册第121页）。
1901年3月下旬（二月），吕增祥在京师，才接到严复在去年闰八月由天津寄给他的信。（《严复与天津》第175页）
1901年初春
1901年初春，严复对《天演论》进行了校改。
严复在本年初春期间，连续给熊季廉写了四封信，具体写信日期未予注明，都是有关《天演论》校改、出版事宜的。
头一封，在给熊季廉的信中说：“《天演论》已校改数番，谨以奉承几次。但此书发影係何章程，暇时乞示。鄙人囊少一钱，恐不能先垫此款以俟售书时收回。如大家醵资作此，似宜另加一跋，识其缘起。此事即求彥复如何？”。另外在信中还提到“大著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严复集》补编第229页）
第二封信，提到：“拙稿收到，别纸示悉。容即复校，迟日奉呈。惟其款系几人鸠集，须求并示为祷。兹有琐屑奉浼者：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笔，甚为应手。今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欲得花文奎制小楷羊毫三十支，中书羊毫十支，屏笔、对笔各二支。不知于湘友中能为致之否？该价若干，示悉即奉。” （《严复集》补编第230页）
第三封信，说：“顷《天演论》奌句既毕，谨以奉呈。前恳代买长沙花文奎羊毫，不识何时可到，甚盼，甚盼。因案头中书君个个发秃也。”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第四封信，则提出：“《天演论》取影上石后，其钞本倘犹无恙，望以见还。”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后来，根据严复这次所校改的《天演论》，刊印有两种版本。其一，在1901年出版的二册小线装本，署由吴保初、熊师复覆校，但未署出版年月和出版处。 其二， 1903年正月刊印出版的小线装本一册，它也未署出版处所，但注明由“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名元锷）覆校”
1901年4月
严复在信中，将为日本伊藤博文所著《日本宪法义解》写的序寄上，并请“诸兄为我商之，如不可用，则宁乞他手更作，勿使一国大典有佛头著粪之讥也。”（《严复集》补编第261页）
严复的《日本宪法义解·序》署“辛丑三月候官严复序”，当是本日所作。刊载在本年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铅印本卷首。
严复在序中写道：“……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严复集》第一册第96页）
本日，吴汝纶在得知严复在上海时，给严复写了一封信。
吴汝纶在信中讲：“乱后不得我公消息，后晤吕君止，略悉动定。昨 阅《中外日报》，知先生近开名学会，想见达人自我兼怀济物之盛，心跂佩无量。前由盛宗承电属杨濂甫观察，索取卢木斋所存计学稿本五册，适木斋在都下，当经走使赴开平取书，还都交濂甫转呈，计已达到。此数册汝纶未及读，亦一憾事，但望速印公同好，下走得卒业，幸甚，幸甚！近舍侄婿廉郎中惠卿，倡办东文学社，……惠卿又拟开《京师时报》馆，欲屈我公主笔。闻南中有以三千金聘请译书者，惠卿谓，傥蒙惠顾，请月以三百金为寿，而南中所译书，亦可在北属稿，两利而俱存之，鄙意和局定后，此事似可俯诺。辇毂之下必应有通材硕学默为主持，未宜以私利厚薄去就也。……日本小村俊太郎近游沪，将历览东南形胜，访求贤士大夫，闻与公旧识。此君汉文甚高，在沪当小留，望拨冗相与过从，有所访，希相告也。不具。汝纶叩头。
吴汝纶在信中告以已收到计学稿本五册，但还没来得及读。同时为侄婿廉惠卿，聘请严复到北京《京师时报》馆，当主笔。
前些时日，严复在金粟斋译书处的请求和支持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名学会”，自任会长，一边翻译《穆勒名学》，一边宣讲名学（逻辑学）。
1901年4、5月间（三月），严复作有《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四首（《严复集》第二册第363页）。
沈涛园为沈葆祯之子，其中一首述及严复报考福建船政学堂时情形：“尚亿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同治丙寅，候官文肃公（沈葆祯）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谁言后死无穷感，渐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 （《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
1901年仲春，
1901年仲春，由亲家并挚友呂秋樵署检的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石印发行。该书封面题为：候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黎天演论》，吕增祥署检。
该版本系一种大字版本，便于阅读。书中自序在前，吴序在后，《译例言》末段全部删除。
署检就是校对，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吕增祥与《天演论》译本的关系，以及吕增祥对《天演论》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1901年5月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记有“严公首座，余或坐或立，计三十余人”。当晚名学会公饯严复。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还记有“晚，名学会公饯严先生于一品香。严先生将北行，诸人别延伍君昭扆（伍光建）权攝会长，每遇礼拜一、四演说。是夕，伍君亦到，在坐者二十六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31页）
严复北行时，作《赠熊季廉》（《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七言长诗一首：
“一十九祺初告终，抟抟员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1901年5月上旬，严复所译《原富》部甲一册，部乙、部丙一册，先后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当严复所译《原富》头两册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在日本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编辑出版了《新民丛报》，严复冒着风险与梁启超保持书信往来。
严复在信中讲：“昨蒙惠临，聆教为慰，今有极琐一事奉渎。缘束装北上，玻瓷杂物须用旧纸裹塞者甚多，庶不破碎。报馆中废纸必多，望以一筐见惠，并即付来人带下，倾侍用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08页）
本封信，未署年月但署有“廿三夕子”，《严复集》将其列为1900年9、10月间（闰八月）严复随上海救济会北上前所写。但上海救济会是在
1901年严复在上海讲演《名学》，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
石印发行，严复所译《原富》开始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
版（《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五十八）
严孝潜
1901年1月
1901年1、2月间，严复所译《原富》全部脱稿。
1901年2月
严复在信中讲：“腊念六日新丰抵步，承惠书并寄到木器大小乙百三十二件。当饬璩儿带取提单前往海关，报明免税情节，蒙其即日放行，经于廿八日全数雇车搬致到寓。……均物坚价平，在沪之所办不到者，欣喜过望，不能不向老弟一家膜手道谢也。
世风日薄，如执事无所为，独以交情为人谋之忠如此者不少概见矣，能无感乎！……
再，龙家书目极欲一观，吾弟能设法先寄否？平生以图史栖神，以文章寄志。昔岁遭乱，羌无一存，遂有邈然索居神荒气薾也。别后无善足述，惟早夜孜孜，办得《原富》一部脱稿，近已付梓，大约二三月当可出书。……
台从何日来申？望早见告，甚有节目思与明眼人细论也。”（《严复集》补编第225页）
严复曾在去年10月随上海救济会到天津救济难民，回到上海后，在
在目前己知的严复书信中，给“孝明老棣”和“孝明吾弟”的信件，仅此两件，以后未再见有严复给孝明的信件，在严复的日记中，也未见有孝明的名字。
1901年3月
1901年3月以前，严复为上海学生会作有《学生会条规》序（《严复集》第一册第121页）。
1901年3月下旬（二月），吕增祥在京师，才接到严复在去年闰八月由天津寄给他的信。（《严复与天津》第175页）
1901年初春
1901年初春，严复对《天演论》进行了校改。
严复在本年初春期间，连续给熊季廉写了四封信，具体写信日期未予注明，都是有关《天演论》校改、出版事宜的。
头一封，在给熊季廉的信中说：“《天演论》已校改数番，谨以奉承几次。但此书发影係何章程，暇时乞示。鄙人囊少一钱，恐不能先垫此款以俟售书时收回。如大家醵资作此，似宜另加一跋，识其缘起。此事即求彥复如何？”。另外在信中还提到“大著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严复集》补编第229页）
第二封信，提到：“拙稿收到，别纸示悉。容即复校，迟日奉呈。惟其款系几人鸠集，须求并示为祷。兹有琐屑奉浼者：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笔，甚为应手。今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欲得花文奎制小楷羊毫三十支，中书羊毫十支，屏笔、对笔各二支。不知于湘友中能为致之否？该价若干，示悉即奉。” （《严复集》补编第230页）
第三封信，说：“顷《天演论》奌句既毕，谨以奉呈。前恳代买长沙花文奎羊毫，不识何时可到，甚盼，甚盼。因案头中书君个个发秃也。”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第四封信，则提出：“《天演论》取影上石后，其钞本倘犹无恙，望以见还。”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后来，根据严复这次所校改的《天演论》，刊印有两种版本。其一，在1901年出版的二册小线装本，署由吴保初、熊师复覆校，但未署出版年月和出版处。 其二， 1903年正月刊印出版的小线装本一册，它也未署出版处所，但注明由“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名元锷）覆校”
1901年4月
严复在信中，将为日本伊藤博文所著《日本宪法义解》写的序寄上，并请“诸兄为我商之，如不可用，则宁乞他手更作，勿使一国大典有佛头著粪之讥也。”（《严复集》补编第261页）
严复的《日本宪法义解·序》署“辛丑三月候官严复序”，当是本日所作。刊载在本年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铅印本卷首。
严复在序中写道：“……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严复集》第一册第96页）
本日，吴汝纶在得知严复在上海时，给严复写了一封信。
吴汝纶在信中讲：“乱后不得我公消息，后晤吕君止，略悉动定。昨 阅《中外日报》，知先生近开名学会，想见达人自我兼怀济物之盛，心跂佩无量。前由盛宗承电属杨濂甫观察，索取卢木斋所存计学稿本五册，适木斋在都下，当经走使赴开平取书，还都交濂甫转呈，计已达到。此数册汝纶未及读，亦一憾事，但望速印公同好，下走得卒业，幸甚，幸甚！近舍侄婿廉郎中惠卿，倡办东文学社，……惠卿又拟开《京师时报》馆，欲屈我公主笔。闻南中有以三千金聘请译书者，惠卿谓，傥蒙惠顾，请月以三百金为寿，而南中所译书，亦可在北属稿，两利而俱存之，鄙意和局定后，此事似可俯诺。辇毂之下必应有通材硕学默为主持，未宜以私利厚薄去就也。……日本小村俊太郎近游沪，将历览东南形胜，访求贤士大夫，闻与公旧识。此君汉文甚高，在沪当小留，望拨冗相与过从，有所访，希相告也。不具。汝纶叩头。
吴汝纶在信中告以已收到计学稿本五册，但还没来得及读。同时为侄婿廉惠卿，聘请严复到北京《京师时报》馆，当主笔。
前些时日，严复在金粟斋译书处的请求和支持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名学会”，自任会长，一边翻译《穆勒名学》，一边宣讲名学（逻辑学）。
1901年4、5月间（三月），严复作有《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四首（《严复集》第二册第363页）。
沈涛园为沈葆祯之子，其中一首述及严复报考福建船政学堂时情形：“尚亿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同治丙寅，候官文肃公（沈葆祯）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谁言后死无穷感，渐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 （《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
1901年仲春，
1901年仲春，由亲家并挚友呂秋樵署检的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石印发行。该书封面题为：候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黎天演论》，吕增祥署检。
该版本系一种大字版本，便于阅读。书中自序在前，吴序在后，《译例言》末段全部删除。
署检就是校对，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吕增祥与《天演论》译本的关系，以及吕增祥对《天演论》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1901年5月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记有“严公首座，余或坐或立，计三十余人”。当晚名学会公饯严复。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还记有“晚，名学会公饯严先生于一品香。严先生将北行，诸人别延伍君昭扆（伍光建）权攝会长，每遇礼拜一、四演说。是夕，伍君亦到，在坐者二十六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31页）
严复北行时，作《赠熊季廉》（《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七言长诗一首：
“一十九祺初告终，抟抟员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1901年5月上旬，严复所译《原富》部甲一册，部乙、部丙一册，先后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当严复所译《原富》头两册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在日本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编辑出版了《新民丛报》，严复冒着风险与梁启超保持书信往来。
严复在信中讲：“昨蒙惠临，聆教为慰，今有极琐一事奉渎。缘束装北上，玻瓷杂物须用旧纸裹塞者甚多，庶不破碎。报馆中废纸必多，望以一筐见惠，并即付来人带下，倾侍用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08页）
本封信，未署年月但署有“廿三夕子”，《严复集》将其列为1900年9、10月间（闰八月）严复随上海救济会北上前所写。但上海救济会是在
1901年严复在上海讲演《名学》，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
石印发行，严复所译《原富》开始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
版（《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五十八）
严孝潜
1901年1月
1901年1、2月间，严复所译《原富》全部脱稿。
1901年2月
严复在信中讲：“腊念六日新丰抵步，承惠书并寄到木器大小乙百三十二件。当饬璩儿带取提单前往海关，报明免税情节，蒙其即日放行，经于廿八日全数雇车搬致到寓。……均物坚价平，在沪之所办不到者，欣喜过望，不能不向老弟一家膜手道谢也。
世风日薄，如执事无所为，独以交情为人谋之忠如此者不少概见矣，能无感乎！……
再，龙家书目极欲一观，吾弟能设法先寄否？平生以图史栖神，以文章寄志。昔岁遭乱，羌无一存，遂有邈然索居神荒气薾也。别后无善足述，惟早夜孜孜，办得《原富》一部脱稿，近已付梓，大约二三月当可出书。……
台从何日来申？望早见告，甚有节目思与明眼人细论也。”（《严复集》补编第225页）
严复曾在去年10月随上海救济会到天津救济难民，回到上海后，在
在目前己知的严复书信中，给“孝明老棣”和“孝明吾弟”的信件，仅此两件，以后未再见有严复给孝明的信件，在严复的日记中，也未见有孝明的名字。
1901年3月
1901年3月以前，严复为上海学生会作有《学生会条规》序（《严复集》第一册第121页）。
1901年3月下旬（二月），吕增祥在京师，才接到严复在去年闰八月由天津寄给他的信。（《严复与天津》第175页）
1901年初春
1901年初春，严复对《天演论》进行了校改。
严复在本年初春期间，连续给熊季廉写了四封信，具体写信日期未予注明，都是有关《天演论》校改、出版事宜的。
头一封，在给熊季廉的信中说：“《天演论》已校改数番，谨以奉承几次。但此书发影係何章程，暇时乞示。鄙人囊少一钱，恐不能先垫此款以俟售书时收回。如大家醵资作此，似宜另加一跋，识其缘起。此事即求彥复如何？”。另外在信中还提到“大著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严复集》补编第229页）
第二封信，提到：“拙稿收到，别纸示悉。容即复校，迟日奉呈。惟其款系几人鸠集，须求并示为祷。兹有琐屑奉浼者：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笔，甚为应手。今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欲得花文奎制小楷羊毫三十支，中书羊毫十支，屏笔、对笔各二支。不知于湘友中能为致之否？该价若干，示悉即奉。” （《严复集》补编第230页）
第三封信，说：“顷《天演论》奌句既毕，谨以奉呈。前恳代买长沙花文奎羊毫，不识何时可到，甚盼，甚盼。因案头中书君个个发秃也。”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第四封信，则提出：“《天演论》取影上石后，其钞本倘犹无恙，望以见还。”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后来，根据严复这次所校改的《天演论》，刊印有两种版本。其一，在1901年出版的二册小线装本，署由吴保初、熊师复覆校，但未署出版年月和出版处。 其二， 1903年正月刊印出版的小线装本一册，它也未署出版处所，但注明由“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名元锷）覆校”
1901年4月
严复在信中，将为日本伊藤博文所著《日本宪法义解》写的序寄上，并请“诸兄为我商之，如不可用，则宁乞他手更作，勿使一国大典有佛头著粪之讥也。”（《严复集》补编第261页）
严复的《日本宪法义解·序》署“辛丑三月候官严复序”，当是本日所作。刊载在本年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铅印本卷首。
严复在序中写道：“……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严复集》第一册第96页）
本日，吴汝纶在得知严复在上海时，给严复写了一封信。
吴汝纶在信中讲：“乱后不得我公消息，后晤吕君止，略悉动定。昨 阅《中外日报》，知先生近开名学会，想见达人自我兼怀济物之盛，心跂佩无量。前由盛宗承电属杨濂甫观察，索取卢木斋所存计学稿本五册，适木斋在都下，当经走使赴开平取书，还都交濂甫转呈，计已达到。此数册汝纶未及读，亦一憾事，但望速印公同好，下走得卒业，幸甚，幸甚！近舍侄婿廉郎中惠卿，倡办东文学社，……惠卿又拟开《京师时报》馆，欲屈我公主笔。闻南中有以三千金聘请译书者，惠卿谓，傥蒙惠顾，请月以三百金为寿，而南中所译书，亦可在北属稿，两利而俱存之，鄙意和局定后，此事似可俯诺。辇毂之下必应有通材硕学默为主持，未宜以私利厚薄去就也。……日本小村俊太郎近游沪，将历览东南形胜，访求贤士大夫，闻与公旧识。此君汉文甚高，在沪当小留，望拨冗相与过从，有所访，希相告也。不具。汝纶叩头。
吴汝纶在信中告以已收到计学稿本五册，但还没来得及读。同时为侄婿廉惠卿，聘请严复到北京《京师时报》馆，当主笔。
前些时日，严复在金粟斋译书处的请求和支持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名学会”，自任会长，一边翻译《穆勒名学》，一边宣讲名学（逻辑学）。
1901年4、5月间（三月），严复作有《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四首（《严复集》第二册第363页）。
沈涛园为沈葆祯之子，其中一首述及严复报考福建船政学堂时情形：“尚亿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同治丙寅，候官文肃公（沈葆祯）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谁言后死无穷感，渐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 （《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
1901年仲春，
1901年仲春，由亲家并挚友呂秋樵署检的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石印发行。该书封面题为：候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黎天演论》，吕增祥署检。
该版本系一种大字版本，便于阅读。书中自序在前，吴序在后，《译例言》末段全部删除。
署检就是校对，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吕增祥与《天演论》译本的关系，以及吕增祥对《天演论》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1901年5月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记有“严公首座，余或坐或立，计三十余人”。当晚名学会公饯严复。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还记有“晚，名学会公饯严先生于一品香。严先生将北行，诸人别延伍君昭扆（伍光建）权攝会长，每遇礼拜一、四演说。是夕，伍君亦到，在坐者二十六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31页）
严复北行时，作《赠熊季廉》（《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七言长诗一首：
“一十九祺初告终，抟抟员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1901年5月上旬，严复所译《原富》部甲一册，部乙、部丙一册，先后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当严复所译《原富》头两册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在日本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编辑出版了《新民丛报》，严复冒着风险与梁启超保持书信往来。
严复在信中讲：“昨蒙惠临，聆教为慰，今有极琐一事奉渎。缘束装北上，玻瓷杂物须用旧纸裹塞者甚多，庶不破碎。报馆中废纸必多，望以一筐见惠，并即付来人带下，倾侍用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08页）
本封信，未署年月但署有“廿三夕子”，《严复集》将其列为1900年9、10月间（闰八月）严复随上海救济会北上前所写。但上海救济会是在
1901年严复在上海讲演《名学》，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
石印发行，严复所译《原富》开始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
版（《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五十八）
严孝潜
1901年1月
1901年1、2月间，严复所译《原富》全部脱稿。
1901年2月
严复在信中讲：“腊念六日新丰抵步，承惠书并寄到木器大小乙百三十二件。当饬璩儿带取提单前往海关，报明免税情节，蒙其即日放行，经于廿八日全数雇车搬致到寓。……均物坚价平，在沪之所办不到者，欣喜过望，不能不向老弟一家膜手道谢也。
世风日薄，如执事无所为，独以交情为人谋之忠如此者不少概见矣，能无感乎！……
再，龙家书目极欲一观，吾弟能设法先寄否？平生以图史栖神，以文章寄志。昔岁遭乱，羌无一存，遂有邈然索居神荒气薾也。别后无善足述，惟早夜孜孜，办得《原富》一部脱稿，近已付梓，大约二三月当可出书。……
台从何日来申？望早见告，甚有节目思与明眼人细论也。”（《严复集》补编第225页）
严复曾在去年10月随上海救济会到天津救济难民，回到上海后，在
在目前己知的严复书信中，给“孝明老棣”和“孝明吾弟”的信件，仅此两件，以后未再见有严复给孝明的信件，在严复的日记中，也未见有孝明的名字。
1901年3月
1901年3月以前，严复为上海学生会作有《学生会条规》序（《严复集》第一册第121页）。
1901年3月下旬（二月），吕增祥在京师，才接到严复在去年闰八月由天津寄给他的信。（《严复与天津》第175页）
1901年初春
1901年初春，严复对《天演论》进行了校改。
严复在本年初春期间，连续给熊季廉写了四封信，具体写信日期未予注明，都是有关《天演论》校改、出版事宜的。
头一封，在给熊季廉的信中说：“《天演论》已校改数番，谨以奉承几次。但此书发影係何章程，暇时乞示。鄙人囊少一钱，恐不能先垫此款以俟售书时收回。如大家醵资作此，似宜另加一跋，识其缘起。此事即求彥复如何？”。另外在信中还提到“大著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严复集》补编第229页）
第二封信，提到：“拙稿收到，别纸示悉。容即复校，迟日奉呈。惟其款系几人鸠集，须求并示为祷。兹有琐屑奉浼者：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笔，甚为应手。今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欲得花文奎制小楷羊毫三十支，中书羊毫十支，屏笔、对笔各二支。不知于湘友中能为致之否？该价若干，示悉即奉。” （《严复集》补编第230页）
第三封信，说：“顷《天演论》奌句既毕，谨以奉呈。前恳代买长沙花文奎羊毫，不识何时可到，甚盼，甚盼。因案头中书君个个发秃也。”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第四封信，则提出：“《天演论》取影上石后，其钞本倘犹无恙，望以见还。” （《严复集》补编第231页）
后来，根据严复这次所校改的《天演论》，刊印有两种版本。其一，在1901年出版的二册小线装本，署由吴保初、熊师复覆校，但未署出版年月和出版处。 其二， 1903年正月刊印出版的小线装本一册，它也未署出版处所，但注明由“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名元锷）覆校”
1901年4月
严复在信中，将为日本伊藤博文所著《日本宪法义解》写的序寄上，并请“诸兄为我商之，如不可用，则宁乞他手更作，勿使一国大典有佛头著粪之讥也。”（《严复集》补编第261页）
严复的《日本宪法义解·序》署“辛丑三月候官严复序”，当是本日所作。刊载在本年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铅印本卷首。
严复在序中写道：“……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严复集》第一册第96页）
本日，吴汝纶在得知严复在上海时，给严复写了一封信。
吴汝纶在信中讲：“乱后不得我公消息，后晤吕君止，略悉动定。昨 阅《中外日报》，知先生近开名学会，想见达人自我兼怀济物之盛，心跂佩无量。前由盛宗承电属杨濂甫观察，索取卢木斋所存计学稿本五册，适木斋在都下，当经走使赴开平取书，还都交濂甫转呈，计已达到。此数册汝纶未及读，亦一憾事，但望速印公同好，下走得卒业，幸甚，幸甚！近舍侄婿廉郎中惠卿，倡办东文学社，……惠卿又拟开《京师时报》馆，欲屈我公主笔。闻南中有以三千金聘请译书者，惠卿谓，傥蒙惠顾，请月以三百金为寿，而南中所译书，亦可在北属稿，两利而俱存之，鄙意和局定后，此事似可俯诺。辇毂之下必应有通材硕学默为主持，未宜以私利厚薄去就也。……日本小村俊太郎近游沪，将历览东南形胜，访求贤士大夫，闻与公旧识。此君汉文甚高，在沪当小留，望拨冗相与过从，有所访，希相告也。不具。汝纶叩头。
吴汝纶在信中告以已收到计学稿本五册，但还没来得及读。同时为侄婿廉惠卿，聘请严复到北京《京师时报》馆，当主笔。
前些时日，严复在金粟斋译书处的请求和支持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名学会”，自任会长，一边翻译《穆勒名学》，一边宣讲名学（逻辑学）。
1901年4、5月间（三月），严复作有《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四首（《严复集》第二册第363页）。
沈涛园为沈葆祯之子，其中一首述及严复报考福建船政学堂时情形：“尚亿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同治丙寅，候官文肃公（沈葆祯）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谁言后死无穷感，渐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 （《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
1901年仲春，
1901年仲春，由亲家并挚友呂秋樵署检的南京富文书局本《天演论》石印发行。该书封面题为：候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黎天演论》，吕增祥署检。
该版本系一种大字版本，便于阅读。书中自序在前，吴序在后，《译例言》末段全部删除。
署检就是校对，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吕增祥与《天演论》译本的关系，以及吕增祥对《天演论》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1901年5月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记有“严公首座，余或坐或立，计三十余人”。当晚名学会公饯严复。
孙宝喧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还记有“晚，名学会公饯严先生于一品香。严先生将北行，诸人别延伍君昭扆（伍光建）权攝会长，每遇礼拜一、四演说。是夕，伍君亦到，在坐者二十六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31页）
严复北行时，作《赠熊季廉》（《严复集》第二册第364页）七言长诗一首：
“一十九祺初告终，抟抟员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1901年5月上旬，严复所译《原富》部甲一册，部乙、部丙一册，先后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当严复所译《原富》头两册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在日本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编辑出版了《新民丛报》，严复冒着风险与梁启超保持书信往来。
严复在信中讲：“昨蒙惠临，聆教为慰，今有极琐一事奉渎。缘束装北上，玻瓷杂物须用旧纸裹塞者甚多，庶不破碎。报馆中废纸必多，望以一筐见惠，并即付来人带下，倾侍用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08页）
本封信，未署年月但署有“廿三夕子”，《严复集》将其列为1900年9、10月间（闰八月）严复随上海救济会北上前所写。但上海救济会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