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目前小农经济的主要原因，一是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规模过大，使人均占有耕地更少，农业经营更为分散。二是土地改革将土地平均分配到农民手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又从农民手中收回了土地所有权，而人民公社的实验破产后，联产承包并没有将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历史上的这种国家政策，是形成分散的小农经济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在正常条件下，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会使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农村土地会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逐步集中，从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农场，加上农民的组织化，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形态也就会逐步发展成企业化、社会化的现代农业形态。然而，由于我国出口导向的低成本竞争战略和基于投资主导的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城市在吸纳了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却一直不能为农民工提供足够在城市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劳动报酬与社会福利 ；再加上强势政府背景下由于经济增长对高投资的依赖而形成的高税收、货币超发和土地财政政策，造成城市生活成本的日益高涨，从而使得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必须依靠农村的土地作为自己和家人最后也是最低的生活保障。他们只能暂时在城市劳动而无法举家定居。这种畸形的城市化，使得农村户籍人口并不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大量减少；通俗地说，就是由于工资微薄和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农民工不敢卖掉土地而举家迁移到城市定居，最终转变为新的市民，也就不能为城市和农村的剩余资本提供大量可供集中的土地。至于我国在土地国有制下禁止私人之间的土地买卖，无法形成一个成熟、开放的土地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阻遏了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本会慢慢出现的土地集中过程，当然，由于农民人均占有土地数量太少、农业生产被压制在商品价值链的最低端且没有形成开放的土地交易市场，农用土地价值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导致农民手中的土地价值相对于城市的生活成本来说微不足道，面对自己在城市不可预期的未来，还不如把农村的土地作为自己和家人退可安身立命的最后保障更为明智。这也是农民不愿卖掉土地迁移到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为人多地少的国家，农民的组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小农分散状态的劣势，在参与市场竞争和利益博弈，以及农民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一些政策性的限制因素，形成了农民的原子化状态。单个的小农（包括农民工）力量微弱，毫无谈判能力。政策性的限制又使分散的小农很难联合起来和其它利益主体进行公平的博弈，在市场竞争甚至生存竞争中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尽管现在的农民合作社和基层选举为农民的联合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但由于土地难以集中，小农形态的农业无利可图，农业和农村无法留住本土的人才，更不能吸引城市的精英，农村的空心化使得农村缺乏开拓性的，有能力高效配置农村各种资源的领导型人才；而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作为一个整体也缺乏开拓创新与联合起来参与竞争的意识与能力。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的小农经济形态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转变为社会化、企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形式。

　　从资本的角度来讲，现在农用土地难以适度集中并进行企业化经营，则是因为目前缺乏长线投资与发展实业的良好创业环境。由于没有一个公平开放的金融市场，目前国内的剩余资本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有政治资源的少数大企业家手中，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自身资金周转都十分困难，一般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意愿进行往往成本高昂而利润微薄的农业投资；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法治秩序，企业家可以凭借一定的政府背景，通过权力寻租或市场垄断，迅速获取巨额财富。大资本往往热衷于投资房地产、上市圈钱、资本投资等风险低、回报高、资金周转快的“短、平、快”项目；中小资本则热衷于炒房、炒股、炒期货现货、炒贵金属等投机行为，城市资本投机之风盛行，城市经济泡沫化，虚拟化。因此，相对于这些投机机会，成本高，资金周转慢，在商品价值链中被挤压在最低端因而回报率很低的农业对城市资本和人才本来就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目前土地极端分散的状态下，要在短期内集中大量耕地，成本太高；而没有一个开放、自由的土地交易市场，投资农地者不能在市场上自由退出，在当前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背景下，也使得多数投资者不敢投资于回收期长的农业。因此，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而言，投资农业既非其所愿，也非其力所能及。

　　我国农业目前无法由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形态转变为适度规模经营，依靠科技投入和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目前的分配结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决定了我国目前不可能为高科技含量、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产品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通俗地说，就是在贫富本已非常悬殊的背景下，由于假期少、工资低，物价高，大部分城市居民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来消费现代农业生产出来的高品质，但价格也更高的农产品；也没有闲暇和能力消费诸如乡村休闲旅游、度假旅游等高端的农业服务业产品。我国的高附加值农产品也无法像工业品那样与发达国家竞争，依靠低成本优势占领广阔的海外市场。因此，现在的那些所谓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农业，由于市场有限，在广大的农村只能是一些星星点点的点缀，根本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城市化，是城市的经济结构和消费水平，决定了农业的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没有城市的经济转型和消费革命，没有对这种畸形城市化的根本调整，小农经济的革命性突破，“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无从谈起。目前的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滥用抗生素和生长激素的畜禽水产品、高农药和化肥残留的农产品仍然大行其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我们目前的消费水平决定的。只有在大部分人的收入相对于物价有了突破性的增长，生活成本相对于收入大大下降，大部分人都有能力消费高品质，但价格也更高的食品和日用品而不再感觉是一种负担后，现代农业才有了普遍发展的空间，食品安全问题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