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三农”本身，而在于畸形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也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消除城乡差距，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根本出路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并非目前这种不是致力于提高内在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而是主要依靠投资主导，数量扩张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事实上，在出口乏力、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内需持续不足的大背景下，目前这种简单依靠GDP政绩考核，在招商引资上发动地方政府竞争的国家发展战略已经是强弩之末。尽管在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基础设施投资上还有一些空间，并以此带动GDP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由于市场有限且人口红利接近枯竭（当年沿海的发展凭借的是广阔的全国市场和海外市场，以及用之不竭的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是以全国性市场为服务对象，因而能够形成现在的人均GDP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在目前产能总体过剩，各地却仍在重复投资的背景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实际上只能面向有限的本地市场。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资源也不像当初那么廉价和丰富。因而中西部的发展空间和当年的沿海地区不可同日而语。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经济中心，它们的金融、投资、咨询、营销等高端产业都是以全国市场为服务对象的，其他城市靠目前这种单纯招商引资的方式不可能取代其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因而也不可能达到同样的人均GDP水平。这一点专章再叙），在整体上，中西部地区靠这种增长方式不可能再现沿海连续增长二十多年的辉煌，也就不可能赶上沿海的人均GDP水平了。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难以为继，只有改变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为制造业和服务业重新启动国内市场，才能产生新的发展动力；只有建立公平、自由、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不是人均GDP）水平；只有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放松社会控制，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提高市场主体的研发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实现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只有实现了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型，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才能持续推进，也才能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条件，而只有在一些关键领域启动有突破性的改革，这样的转型才能真正开始。如果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真得步入了转型的轨道，这种转型的过程，而不是转型后的结果，将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一系列宝贵的契机。这些契机，将产生在前述那些制约农村发展的障碍解除的基础之上。

　　首要的障碍是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低收入及土地交易限制。破解之道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降低税收，减少行政开支；进行货币和金融改革，降低流动性，缩小政府投资规模；打破垄断，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允许劳动者建立自己的联合组织，与资方平等谈判来提高自己的工资和福利水平。降低税收可以降低企业成本，为降低物价和提高工人工资提供空间；减少货币发行量，降低流动性可以缓和通货膨胀，降低物价；打破垄断可以降低能源和服务价格，降低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成本；允许劳资谈判可以保证劳动者收入的稳步提高。

　　房地产方面，把农村土地产权还给农民，建立开放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打破房地产市场准入限制和土地供应的国家垄断，允许市民自由购买土地，按照既定的规划标准建房；改房产交易税为房产税，并对空置房产征收适量的空置税。建立开放自由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一方面可以促进城市资本流向农村，增加进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并催化农村土地集中，另一方面可以打破城市房地产的土地供应垄断，降低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允许市民自建房，可以打破房产商的房产供应垄断，降低其不合理暴利，降低房价。征收房产税和空置税，则从源头上遏制房产的投机和投资需求，对房价泡沫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劳动收入的稳步增加，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大降低，土地交易市场的建立，将为农民工举家迁移到城市扫除障碍，也为现代农业生产出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培育出一个迅速增长的消费市场。农民工进城定居将在农村腾出大量土地，为城市资本和人才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

　　当建立了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竞争秩序后，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改善，资本投机的机会大大减少，城市对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城市的剩余资本投资农业的动机也会逐渐加强。随着农民进城，将有大量土地可供投资，这时将出现一个与城市化同步进行的，以城市资本和人才回流农村为特征的逆城市化高潮。届时，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也将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