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章 实验：人脑理性极限（之三）
实验课题（NO：24）表现理性思维能力的形式逻辑本身有没有缺陷？
人脑理性极限的第8种特定“实验”。
它告知科学界、教育界：滥用单一形式逻辑对全社会有潜在危害性。笔者2004年在哲学人生网站曾就高等院校过分偏重单一形式逻辑教育提出批评，有不少关注哲学发展的网友们参与过那场讨论。主要观点是：反对知识界滥用单一形式逻辑，主张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自发的直觉逻辑共同支撑学术思想和创新思维。
除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外，多数个体创新实践活动及个体创业者的经历反复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有过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他们并没有依赖太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据运算来指导经济决策。相反，只是牢记相关的经典定律，然后，在运用过程中不断地从技术层面动态修正决策误差，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2005年加注：
笔者认为，如果单一形式逻辑尤其是单一数理逻辑在经济学和经济决策领域搞得太复杂太深奥会有负面作用，为此一直在寻找单一形式逻辑的“死穴”。为什么说经济学领域最初创新的简单数学算法很管用，后来的复杂演绎可能用处不大，笔者的观点仅仅是疑虑，还是包含有原则性真实？经多方验证找到了一些判断依据。
下面，是运用单一形式逻辑推理的例证。它依靠同一个正确大前提连续数次运用三段论垂直演绎得出下一个结论，最终出现了不能逻辑自检的错误，请读者分析。
第一个三段论：凡是新鲜苹果都有营养成分。这是一个新鲜苹果，所以含营养成分。
第二个三段论：凡是新鲜苹果都有营养成分。这是新鲜苹果一部分，所以含营养成分。
第三个三段论：凡是新鲜苹果的一部分都有营养成分。这是新鲜苹果的一个基因，所以这个基因含营养成分。
分析三个三段论的大前提设定，均是被严格推导而证明逻辑无误的三个大前提。
若用数学符号替代上述汉语概念，可设定每次分出新鲜苹果的二分之一含营养成分。“二分之一含营养成分”的大前提假定，能做到数字化无限推理，但演绎的最终结果则会偏离初衷，失之谬误。是因为：在上述基于“同一律”逻辑原则下展开演绎的三个三段论推理格式中，第一个演绎推理段所作出的判断完全正确，第二个基本正确，而第三个演绎推理段所作出的判断则不符合辩证逻辑。不过，从形式逻辑上看，其大前提及其判断格式仍然是正确的。但客观事实是：比维生素更小的基因没有任何营养。
由于社会实践在很多情况下，其与理论判断相悖的客观事实是后来才被发现，是经过实践检验发现的，所以，假设第三个“三段论”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形式逻辑专家仍可判定：所得到的结论是经得起形式逻辑规则检验的。
在没有直接面对相悖事实的条件下，符合形式逻辑推理的一切论断都有貌似正确的逻辑性，它在纯概念、纯学术领域几乎没有可自检差错的方法，而且，越演绎得复杂，越体现深度学问，至于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最终检验，则是另一回事。
再举一例：
第一个三段论：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凡是率先实行民营化的企业和地区均比其他企业和地区发展较快。因此，民营化体制机制转换是正确的改革思路。
第二个三段论：中国内地凡是趁早学温州、学江浙、学沿海推行民营化的一批企业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这批跟进民营化的企业改革思路是正确的。
第三个三段论：先前实现民营化改革的企业和地区都富裕起来了。这条路对所有企业都适用，因此，各地发展经济都应该实现民营化。
依靠单一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格式进行推理，许多经济学家都得出了上述结论。实际上，第三个三段论推导的结论是错误的。它没有考虑第一个三段论大前提可允许不包含对等条件，而到了第三层级的三段论大前提则必须包含另一个潜在的对等条件，即市场容量和恶性竞争将使后来的同行民营企业陷入“拉美陷阱”。
辩证逻辑强调：在同类事物共处的大系统中，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层次性。一个社会可以代表1，一个基因也可以代表1，而阿拉伯数字只能精确表示数差关系，并非能精确表示质差关系。经济运行过程中则是两种差别同时存在。
上述两组“三段论”举证意义是：它判定形式逻辑的运用必须遵守“逻辑极限定律”。此定律要求单一形式逻辑演绎不应在同一大前提下遵循“同一律”连续设定级差大前提推出第三个结论，即不宜在同一大前提下连续演绎第三级“三段论”。到了第三级，要么真理效用减到微弱，要么背离最初大前提假定的科学性。
它同时昭示的学理还包括：在同一概念系统下或针对同一事物不同层次进行形式逻辑推导时，不可简单或间接共用同一个大前提实施贯通层次的推理演绎。其间，每一个层次中都须用辩证逻辑寻找对等概念确认新的大前提，或校正原有大前提，使之在对等概念和对应关系中实现形式逻辑贯通，而不能单一同一律贯通。
共用一个大前提实施形式逻辑连续深化演绎，为什么会出现错误？其道理就像射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最初的大前提条件若有毫厘之差应准予判定为正确或视为真理。这支箭再向前飞一点也是基本正确的。然而，就是那支出自同一个弓箭手的“创意之箭”，依靠同一个大前提的推理延伸，其越飞得远，偏差越大。
任何科学原理都不能保证它最初不差之毫厘。笔者把单一形式逻辑称为可实现技术末端“短距离”精准的思维工具。其面对长远发展方向或面对延绵不止持续不断的逻辑延伸指向，必须依靠“中途调整”才能确保大方向精准定位。
很多事物，其起点差别并不明显，层级顶端的大前提能普遍共用。但普遍共用不等于可以垂直“同一”。比如，哺乳动物在基因层面上都有相同的四种基因，其顶级层面几乎没有差别；而在基因排序层面上，现代人与黑猩猩的基因排序大约只有1％差别，好像差别也不大；再看细胞层面上，智人与黑猩猩出现较多差别；在外貌行为层面上，人与黑猩猩绝然不同；最后，在功能和作用力层面上则是天壤之别！
形式逻辑“垂直同一”存在的理性极限“死穴”只有依靠辩证逻辑能化解；突破人类理性极限的创新成果只能依靠直觉逻辑、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三者互动。
值得提醒，许多崇尚单一形式逻辑的高校毕业生对经济学经典著作《资本论》中的个别结论至今不予谅解，既如此就要检点自我原因了。《资本论》所揭示的总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颠覆的，只是在“逻辑极限定律”上出现了失误。从商品双重性原理→传统私有制的资本效用→两极分化与市场容量的冲突→最终导致阶级激烈对抗和制度激变。《资本论》因循形式逻辑“垂直同一”推理之纵向，已超过了基本连续的第三级推理结构，最终敲响了资本主义必然发生激烈对抗或制度激变的“丧钟”。
而现实制度演变展示的客观事实则是三种情况。一是阶级对抗和制度激变。经济处理不好，毫无疑问有此必然，不论任何国家。马克思敲响的“丧钟”是一种理论警告，各国必须聆听才能预防。二是制度渐变。通过不断完善“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能避免社会发生激烈冲突。三是在制度完善过程中，经济计划能够通过市场信号来实现。从长远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散资本并非永远是盲目投资和产出。
（2008年加注：不论怎样，《资本论》要旨是千真万确的，其所敲响的“丧钟”有根有据。“丧钟”的本义是警告而非即将的死亡，把“丧钟”误读为即将死亡属于“极左”年代的焦虑。《资本论》含有诸多原创性发现，尤其是“商品的双重性”和“剩余价值理论”堪称经济学门类最杰出贡献，它为其后经济学的发展孕育了“经济原动力理论”和“市场容量理论”的创新胚胎。笔者把“剩余价值理论”反过来运用，关注最广大普通消费者购买力持续升级，突然感悟到那正是“市场容量理论”的原创依据。）
（
（2014年11月加注：“市场容量最大化”属于经济学观点，转为制度层面通俗解释就是走“共同富裕”道路，它是以阶段性指标为衡量依据的，其过程被邓小平形容为“波浪式发展道路”。理论上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容量对应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可比较优势；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对应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有比较优势。）
实验课题（NO：25）智人种群中体现自觉逻辑思维的脑功能是否整齐划一？
人脑理性极限的第9种特定“实验”。
它告知科学界、教育界和管理学界，不能忽视智人群体中的两种人脑功能，或许是经常处于特质状态下的个性差别。笔者在悉心与人交往中，曾经屡屡而不止个别地看到：有一种人只善于综合知觉积累和直觉对外响应，他（她）们在直觉判断上拥有令人惊讶的人脑“灵性”和“天才”响应条件。可是，一进入有理性规则，有严格概念系统的自觉分析和判断，他（她）们就感到头痛，甚至精神萎靡，烦躁焦虑。
笔者把此类现象称之为“自觉逻辑神经功能缺失或紊乱”。他们，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存在，在受过文科、体育类、艺术类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也存在。而且都习惯于通过感官感觉判断事物，对需要遵守理性规则和自觉逻辑的思维与判断，存有天然的畏惧和不适感。与此种“特质”相对应的另一种人，则是只善于形式逻辑分析和判断，在感官感觉和直觉响应上显得十分迟钝。还有，许多善于形式逻辑思维的人，却对辩证逻辑感到头脑发懵，不论怎样传授和引导，都理解不了辩证思维何以要把握概念的双重性“逻辑”？感到可笑。那同样是人脑功能处于特质状态的另一种理性极限。
上述人群都是我们同类中的正常人，只不过“天分”有差别罢了。
实验课题（NO：26）你能不能找到一种达到纯真极限的科学原则？
人脑理性极限的第10种特定“实验”。
纯概念，只能为单一形式逻辑大前提实施“假定”，现实中没有。由于理论上的假定可以演变成思维习惯，这使笔者面对学术界几乎形式逻辑一统天下的局面，真实感受到了“确立一种科学原则比发现一种科学原则更难。”当然，出自伟大哲人的“世训”，又总在激励后人对待创新科学原则要有义无反顾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正如人脑理性极限10种特定实验，被作者于2004年初次公开其中5种实验表现时令多数人感到惊愕一样，人们以为此观点与正在强化的“理性时代”格格不入。后来，才有更多人理解到，强调人脑理性极限原则恰恰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引导那些具备高度理性智慧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管理者做出更实事求是的理性选择。
遗憾的是，学界对人脑理性极限第8种实验结果，至今仍存异议。有业内人指出，有关“凡是新鲜苹果都有营养成分”的大前提设定，是水果自身存在“非营养成分”的大前提不纯原因，才导致不能“垂直同一”连续推理三次的结局，并非是形式逻辑本身的错误。就是说只要苹果绝对纯营养，那就可以垂直同一推理到永远。
其业内人指出：“胡志平命题是不成立的”。
笔者再度感受到了形式逻辑的优点。其最大优点是能在纯概念领域实现“绝对纯度”。A就是A不能是B也不能是AB。单从符号区隔来看，很纯！
但要指出，形式逻辑专家如果期望把纯概念领域中的绝对“纯度设定”从理论上的假定和纸上的验算搬到现实中来，并且面对客观现实去追求“纯而又纯”的科学原则，以此来设定“绝对纯度大前提”，此等形式逻辑还有没有实际用途？
没有。因为科学原则都是相对真理；因为在地球上找不到尽善尽美、纯而又纯的绝对科学原则。现实找不到绝对纯度的大前提设定——这也是理性极限！
包括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公式，一样被当代科学家发现其相对于微观领域存在细微误差。但一个世纪以来，它却一直被人忽略了它应该界定而没有界定宏观与微观之间有能量差别的“概念不纯”问题，且始终被当作数据推算的不变准绳。当然要指出，狭义相对论的“不纯”问题并不影响爱因斯坦作为伟大科学家的地位和贡献。
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和不能达到纯真极限的真理；因为相对真理也是真理，而且，为人类作出贡献的都是相对真理；因为人脑的创新意识都是从模糊意识走向精确意识，一切科学原则都是在渐进发展中接近至纯的。从长远目标上看，科学原则的精准纯度没有极限；从发展过程看，真理都有理性极限。
笔者提出的“形式逻辑运用极限定律”主旨是要求人们在同一个大前提设定下，不要连续推出第三级“三段论”判断，否则难免“射箭效应”。此一原则性判断是基于科学原则都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更不是至纯概念的基本判断。
希望崇尚单一形式逻辑的学者（除数论研究者），不妨放弃“A是A”、“B是B”的单一纯概念演绎，到生活中去，到实际中去，直接面对事实提取概念；不要耻笑辩证逻辑的“双重性”，且自觉用辩证逻辑来看待自己的概念设定。A是A，A可能与B存在对应关系和依赖关系；A或许并非是绝对的A，而B也并非是至纯的B。尽管相对真理不如纯概念纯度更高，但它接近实际，其科学效用远比纯概念威力更大。
形式逻辑运用概念单纯标准总能发现辩证逻辑概念不纯问题，尤其耻笑概念的双重性；辩证逻辑运用双重性分析方法，总能发现形式逻辑的致命缺陷，尤其反对纯概念形式至上。笔者主张两种逻辑并存互补，在找不到至纯至真科学原则的条件下，就必须尊重双重的、对等的、对应的辩证逻辑方法，即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用对等概念和对应方法来动态调整和修正形式逻辑“同一律”一贯到底且可能失之千里的偏差。
基于理性极限原则还有如下思考：
当今的科学与教育，对现有概念基础上的推理判断养成了习惯。在有显著理性规则的概念系统中兜圈子，目前已成为学界不易自觉发现的通病。以为只有在既有概念基础上的推理判断拥有确定性和规律性，忽视了基于综合知觉积累的语言和行为响应的规律性——科学界普遍认为此类“语言和行为”属于不科学不确定领域。
如果是这样，科学事业的发展前景就只剩下一条路：先把地球人都改造成只遵守既定概念规则的“机器人”，没有感觉、没有情绪、没有直觉响应，只有规则统一的概念应答，只会函数统一的数字运算。于是，概念定则和程序运算即可一统天下了！人脑和感官的所有“确定性”都能依赖既定概念系统而编制程序输入输出了！
可能吗？靠一座“独木桥”走下去能不能消除人脑超越理性规则的直觉响应？能不能消除综合知觉的自发言行？能不能实现马克思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幸福生活？
人脑两种基本的神经功能共同决定智慧输出的科学原则，要求我们在科学领域必须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各种活动。在对宏观和微观奥秘的探索还没有达到尽在掌握中的条件下就急于把数字化手段推向极端并非理智。
不妨做个预测。目前的知识体系转为人脑自觉概念系统的确定性，可以成为人工智能化或数字化的覆盖领域。但面对人脑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当下能否采用数字化模型实现预先控制？再，人性人格、人的幸福生活体验需不需要电脑程序的全面控制？
生命物种中较稳定的DNA基因排序已经被人类解密，这自然开辟了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解决生命课题的一部分前景。可是很遗憾，人脑、人体、人的神经传感系统和人的心理世界还有很多不稳定的东西、时有时无的东西、或多或少的东西、随时变化的东西，也在微观领域决定生命物种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RNA即如此。
RNA的产生及其运动规律不同于DNA。其分泌和运动原因极其复杂，可伴随视听感觉而变化，伴随记忆激活而变化，可伴随疼痛寒热而变化，还能伴随体内病毒侵入而变化，更能伴随生活环境而变化，甚至伴随生命衰老而变化……
RNA既有遗传因素奠定基础又有外界信息刺激构成多变条件，更有人的感官优势传入大脑的生化介质记忆存储所长期积累的根本性原因……
据最新科研成果显示，遗传基因DNA排序组合的良变与恶变均与人脑RNA分泌与刺激有关。面对如此不确定性条件，你如何选择数字化模型？或可假定某一种前提条件来设计数字化模型并建立可操作理论，但是，能否假定时间不变、环境不变、每个人所处的外界信息刺激条件不变？能否假定每个人综合知觉积累均能套进预先设定的数字化模型？不能。尤其在目前，该领域研究还处在点滴发现和需要长期积累的初始阶段。因此，对那种数字化技术前景的美妙向往，切不可主观浮躁，必须耐心探索！
科学离不开数字化，但科学理论也不赞成把人类自身搞成1＋1＝2。整个20世纪，是“数字化”世纪，更是学界试图用初级理性价值观一种目标指向统一人类行为、统一物质世界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现有的概念积累成了科教兴国的唯一希望，人们无视微观探索的艰难和深远，无视人脑理性极限，无视人的感觉优势，无视影响和改变综合知觉积累的外界信息刺激条件，无视人性行为之先导并非属于理性思维。
“理性极限”原则确实是一副清醒剂。对教育家来说，可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教育手段；对政治家来说，可促使其拥有更高的决策智慧；对经济学家来说，可助力发现双重性经济策略；对社会学家来说，可引领他们更确切把握新的社会现象；对人类智慧来说，可避免单一形式逻辑把人脑扭曲成机器人品质和状态；对人工智能来说，可使智能机器最终看到的“机器能耐”只能覆盖人脑思维过程中已经明确的自觉概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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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1日加注：今日美国，在智能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也向全球各国昭示：当人工智能进入普及年代，各国民众中的天才头脑将成为一种最宝贵的国家资源，天才头脑的创意思维能力也将成为研究和升级人工智能要件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即便是到了智能机器能产生情感的时代，科学家仍然要保持清醒头脑，不去幻想电脑将替代人脑的一切思维。因为人的多数幸福生活要靠他（她）自己去亲自感知。一位现代女性说：“高智能计算机帮我挑选一件适合我的商品，总是没有我亲自逛商场在赏心悦目中享受购物令我感到快意。哪怕电脑智能优选水平比我高出10倍，我也不会把属于我的幸福让给它！”瞧吧，人的感官感觉已开始争夺社会生活空间了！
是的，全社会发展到智能化家庭生活时代，数字化也不能替代或忽视千百万人的个体感觉所应该享有的幸福体验权利——这才是理性思考。现代社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文明社会理性规则的进步以及人脑理性思维能力的提升，都要考虑给人类自己留下足够的非理性生活空间。它恰恰又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理性极限原则”。
在后面章节中有关“意识起源七段论”的接续探讨，将使读者更深入理解到智人祖先凭借感觉记忆所造就的优秀人脑功能其所推动文明史进步的伟大功绩。人脑的自觉概念系统之所以能主持并调控人的理智行为，不单是因为自觉概念包含了理性内涵，更因为最初的理性萌芽要依赖于以“主映像”为核心的综合知觉的孕育。
每个科学家都可以去做这样一种设想：一个没有多少自觉概念系统积累的人，他凭借高度灵敏和发达的综合知觉脑功能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注：曾接受CCTV采访的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那位生活中的“原型”即属于此类）但是，任何科学家都不能去做另一种设想：一个没有足够发达的综合知觉脑功能、而只有足够丰富的自觉概念积累的人，他也能干出相比智能机器人更高效、更富有创意的工作和成果。
所有人都有理性极限。科学的使命是努力实现用理性规则把社会成员应该而且必须带有共性的一切思想、一切行为用数字化概念统一起来，但科学的使命不应该无视全球60亿颗大脑，其体现基础性先导作用的生化物质积累所构造的自发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那才是最具个性、最有灵性、最需要自我感觉空间的真实存在。
人的综合知觉的“灵性”链接自觉概念思维所达到的创新高度，是智能机器可以事后模拟却是它唯一不能事前超越和胜出的伟大的人性智慧。
我们赞赏智能机器遵守人脑规则的高效运算能力。不过，人脑与电脑就像雄鹰与麻雀，有时雄鹰比麻雀飞得低但麻雀永远飞不到雄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