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潜规则就要对百姓苛刻与对官亲近！

------武钢原来一位对我相当不错领导碰到我时说我将此搞反了的感慨！

汪华斌

昨天意外碰到原来的老领导，实际是唯一对我不错的领导；他说他退休了不知道后来的事，但却知道我将社会潜规则搞反了。他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的潜规则就是要对百姓苛刻，所以才能推行下岗运动；同时还要对领导亲近。他说改革开放前我们社会是依靠档案提拔人，所以提拔者不认识提拔自己的领导是正常化。而改革开放后提拔人再也不要档案了，全部凭领导的印象提拔；所以领导提拔的人通常都是自己熟悉的人。如果你不亲近领导，领导又如何能熟悉你呢？不熟悉的人不用这是改革开放后的规则，所以才有了亲近领导是社会潜规则的文化。他说当年孙文东还是实习生时，就经常往某领导家里跑；当时不少人还以为这就是某领导的女婿。谁知后来才知道原来并不是某领导的女婿，而是比女婿更加亲近的人；所以破格从实习生中提拔为高级领导。这位老领导说我，在武钢结交的朋友竟然绝大部分是老百姓；而且为老百姓的事跑前跑后。然而对领导却相当苛刻，竟然要求领导真的吃苦在前。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领导实际从开始就不喜欢我；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能随心所欲下岗。然而最终还是成为了事实，因为被强制性下岗的高级人才我是武钢的第一人。这位老领导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唯一改变这潜规则的人是仇和书记，然而正是他对百姓好而对官员苛刻；最后还是倒在了官员的集体反对之中。

是啊！当年仇和书记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给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因为其“一线工作法”彻底颠覆了昆明官场的传统行政模式。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官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当官不是美差；而是苦活儿、累活儿。然而正因为如此，所以高级官员对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颇多赞誉：如当时的云南省省长就公开说：“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里一定要支持仇和”。当时的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感慨：“能和这样有水平、有能力的市委书记共事是幸福的”，因为“仇书记的工作节奏极快；我现在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办事一路小跑生怕跟不上”。所以当年昆明市的官感叹：“当官累啊，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越大”。就连那些有怨气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仇书记对公务员要求严得几近苛刻”。因为当时的媒体声称“仇和跺跺脚，官员抖三抖”。据说当时的昆明街头小巷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公布电话号码、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开会打瞌睡被勒令辞职等只是小风波，昆明官场将要发生“大风暴”。那些有怨气的官员还不得不承认，“但他对老百姓是真好”。有媒体说“仇和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的感言，充满对百姓疾苦的切身感受；切切真情催人泪下”。

然而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下，仇和“终于开始对教育和医疗‘动刀子”了。“当年仇和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对医院和学校的拍卖，‘仇卖光’就是这样得来的”。这些“切”着昆明老百姓“身”的“大阵势”，最后却以“宿迁形式”的“重磅炸弹”爆炸了；因为“切切真情催人泪下”却引发激烈争论，尤其是官场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所以说违背社会潜规则的人最后依然还是没有能官运亨通，着实让不少人欲哭无泪。

是啊！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的任何官只要心中有自己的上级领导，则上级领导就会永远关照你；那么你就能官运亨通。就如武钢的孙文东，竟然在实习生中就往某领导家中跑；从而使不少官错误地以为是这领导的女婿，这说明孙文东的潜规则学习得何等精通。然而在武钢工作二十多年的我，总以为‘跑月票’为借口而从不去任何领导的家；就连对我较好的领导家也从不去，结果没有背景的我自然遭遇排斥也就相当正常了。更重要的是领导还知道我与老百姓的关系好，这更是官场的忌讳；所以没有哪个领导愿意将我放到自己的手下，这也是当年机关党委书记亲自出马为我联系单位，最后还是失败。因为你违背了社会潜规则，所以任何人对你都不放心。而领导不仅要用那些对自己真心诚意的人，而且还需要这些人真的能力就比自己差；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的“武大郎开店”的文化。在这样的双重文化冲击下，我能有被上级领导提拔的机会吗？

在一个上级领导凭印象提拔与淘汰的社会，真正适应的只能是与上级领导亲近的人；这也是武钢的腐败分子孙文东竟然能在实习生中破格提拔的原因。然而要想与上级领导亲近，就必须要知道上级领导的喜好；孙文东通过排斥民主党派人士而脱颖而出，这也是他能在实习生中被破格提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