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在当前的威权政治体制下，进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这才是确保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我国通往未来的正确之路。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就当下而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这无疑也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书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就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指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可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更应该认识到的是，它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归根到底这些工具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 ”德国战后奇迹的缔造者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亦曾指出，他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就是要消灭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以此来打破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消除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他所坚持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使绝大多数人享受经济繁荣的成果 ，“使愈来愈多的德国人民有走向繁荣的可能 ”，以实现共同富裕（Wohlstand fur Alle）为主要形式的大众福利。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是地区，之所以要谋求社会经济之发展，其根本目的不单纯是要求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幅、不单纯是要求其财富的增长、不单纯是要求其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单纯是要求其社会现代化……而应是旨在为其人民谋求一种以共同富裕为基础、以实质自由增进为重要形式的大众福利；应是旨在于让绝大多数的人民都能够过上更为美好、幸福的生活。
但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共同富裕道路，不仅仅只需要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更需要发展生产力 。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生产力不取得发展，财富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相应的财富可供大家分配。只有生产得到发展，社会才可能得到相应的国民收入，这时才有条件来谈分配。这就如同，一个家庭只有有了一块足够大的蛋糕，它才能保障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分得更大一份；而如果那个蛋糕本身就很小，那么无论你的分配是多么的公平、多么的公正，也不能使每一个家庭成员因此而能够多分一点。这也就是说，共同富裕必须建立于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上。可见的是，发展的目的固然是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显然不是简单地依靠收入分配来实现的。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经济的增长，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的分配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也就是说，要想有蛋糕可分，那么就必须确保经济得以增长，且是可持续的增长。本书的目的就是旨在于，寻找那些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要素，以此来保障我们的蛋糕能够得以可持续地做下去。
什么因素在推动经济的增长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似乎已无可非议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才会真正意义上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呢？或者如艾哈德所说的，哪种制度才是效率最高的制度呢？这从来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虽然观点纷呈，但大致可分为两大阵营：一种观点认为，剥夺人们所应获得的某些权利和自由即专制，将更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在森看来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支撑起长期的经济增长。美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被视为该观点的主要支持者。
以上两种观点只是提出了初步的理论论断，二者之间的矛盾与竞争，由于均缺乏完备的逻辑体系支撑，而令人无法相信，在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是否存在真正有意义的关联。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试图通过经验来打破这种理论的僵局。
李普塞特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很明显，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且，很可能在治理好的国家里，中产阶级为数众多……由此可见，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穷人数目增大，麻烦百出，国家会很快崩溃。” “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若是有的产业很多，有的却一无所有，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或者纯粹的寡头统治；或者从任何一极——最散漫的民主或寡头——产生专制。但这一切都不大可能产生于中产阶级或接近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 ——观点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民主与经济发展情况相连。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 ”他认为“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肯尼思.博伦（Kenneth A. Bollen）、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等人，尤其是亨廷顿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全球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观察，亨廷顿与李普塞特、博伦的分析几乎一致：“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出现了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仍然一直很强 ”。他甚至公开指出，“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
这些观点也得到了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教授的支持。基于138国跨度30年的跨国经验数据的研究，巴罗认为“民主和繁荣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成为一条确凿的经验规律了 ”。这种规律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所对应的民主程度也会相应地更高。在此基础上，巴罗进一步总结道：虽然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能够通过美好的愿望而建立起民主这一政治体制，但因为缺乏经济基础支持，这些国家通常无法将这种政治体制维持下去。当然，也正是基于那项跨国研究，巴罗也承认“更多的政治自由（民主）对增长的净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 ”，“在民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随民主而上升，但是一旦达到适度的政治自由，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成负， ”“民主对于投资率的影响类似于非线性关系。 ”为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已经获得了适度的自由，更多的民主就会遏止增长。 ”由此可见，是经济增长在促进民主，而不是民主在促进经济增长。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经济的增长呢？通过对成功国家历史经验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今（朴正熙治理下的韩国、蒋家父子治理下的中国台湾）昔（德意志第二帝国、明治维新日本）、无论南（皮诺切特治理下的智利、滕森治理下的秘鲁）北（朴正熙治理下的韩国、佛朗哥治理下的西班牙）、无论东（朴正熙治理下的韩国、李光耀家族治理下的新加坡）西（佛朗哥治理下的西班牙、皮诺切特治理下的智利），也无论具体的政策差异，但在两个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都是非民主的威权统治国家，同时都在威权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下，在国内确立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私人产权也得到政府的足够保护。在这相当样的国家和地区里，除了政治事务以外，在诸如社会、经济事务领域中，民众拥有程度上的自由。这一现象正是遵从了这一规律的产物，而这正是推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规律如果非得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予以表示，大概是这样的：政治威权+经济自由化=后发国家的正确之路。
中国的现状
那么，中国的现状呢？我们沿用了上述学者的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民主程度予以了考察，所得的结论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而言还很低，尤其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规模还很小，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是，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仅为20.1%，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尚有78.9%的成年人口的财富没有达到中产阶级的最低标准”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足以为民主化提供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
当然，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目前的中国而言，民主发展程度又要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程度的。根据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强正相关性定律可见，我们虽然缺乏推进民主的经济基础，但却仍然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巴罗也曾指出的“当只有少量政治自由的时候，更多的民主会促进增长。 ”
综此，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在当前的威权政治体制下，进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这才是确保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我国通往未来的正确之路。
怎么办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进行这场经济自由化改革呢？我们认为，这场改革将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哈耶克（德语：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 -1992年）认为，经济秩序在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的态势的过程。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经济自由表明的是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受其他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它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开展其经济活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强制剥夺了个人运用自己的专有性知识去实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因此，强制是一种恶，它阻止了一个人充分运用他的思考能力，从而也阻止了他为社会做出他所可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将土地私有化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迁徙自由和创就业自由，赋予农民以财产权，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中产阶级队伍，有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一部分农村人口，能够像当年的日本和台湾地区一样，有创业的资本能力、有到城镇购买住宅的能力。再在政府同等的教育、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政策的配合下，才能藉由他们的这种能力使国民经济增长重新获得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动力，才能使城市化得以深化。将涉及到的近3亿人口，由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如此以来不仅会带动住房消费，还会因此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可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
其次是国企的改革。除土地改革之外，国企改革也非常必要。从终端企业来看，目前我国的确符合“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要素，尤其是像房地产这样的行业更是如此。但如果从经济过程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出发来予以探究，却是另一种真相：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不仅仅只是影响深加工工业，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基本原料工业和其他一切生产要素的需求。正如我们才刚提到的，在房地产行业，其关键要素——土地——被政府彻底垄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各行各行，因为生产要素市场中的资金、能源、土地，无不被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所高度垄断。这样一来，哪怕就是最末端的企业乃至个体户，都必须间接地服从于政府的计划和意志。因为，你的生产和经营离不开这些要素，在“别无分店”的情况，要想获得这些要素，就必然要服从于垄断这些要素的国有企业，如石化企业、电力企业、铁路运输企业和银行。而国有企业的商业行为，又直接受控于它们的计划中心——政府。从这里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近乎于德国政治家和工业家拉特瑙的政策主张——国家集中控制煤、铁、电力等基础工业，而让个别经济独立自由地经营机械制造、纺织等深加工和其他行业。欧肯将这种经济政策定义为部分集中管理经济过程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十年的改革，只是将我们的经济秩序从计划经济即欧肯所描述的“完全的集中管理的经济”，向有着部分“集中管理的经济”秩序进化了而已，我们离着真正的通功易事的、自由竞争的“交换经济秩序”还有着莫大的距离。
再次是法治，尤其是反垄断法。在理性利己原则的主导下，每个个体都存在“形成垄断的偏好”，无论是企业家抑或其他组织，都概莫能外概莫例外。也正是因此，卡罗.默特利就曾在《工会与经济制度》一文里指出，“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不但要抵挡工会的一切进攻，而且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在企业家内部，以真诚态度对待真正的竞争制度还是很不够的。他们试图通过组织卡特尔来限制商业与工业自由的趋势，绝不比工人们主张的集体主义要弱。 ”在这里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是，不管是政府主导而出现的垄断，抑或是自由放任政策下所出现的垄断，其实对社会经济的危害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对它必然导致无法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影响消费者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增进。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其导致竞争市场走向了自由竞争的对立面，从而使得容易走极端的人们，开始对自由竞争产生怀疑，认为市场存在失灵。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听任私人决定经济过程和经济秩序是不足取的，是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而要纠正这一问题，就必须让国家取代私人来决定经济过程和经济秩序，从而让经济乃至社会的秩序，彻底地朝着自由竞争的对立面转移。这显然与我们所追求的充分有效的竞争原则是相背离的。也正是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自由竞争，我们有必须要有意识地去对经济体系予以塑造。通过一些规则来限制私有者和企业家的权力，使其不能达成形成垄断的目的和事实，以此来确保充分竞争的实现。从这里可见，《反垄断法》对竞争秩序的维护的意义和价值是何其的重要了。无疑它将有助于分散经济权力、维护自由和良性的竞争、满足消费者的利益诉求和保护竞争过程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实现。
其四是稳定货币。自由竞争模式中所分析的产品与生产要素价格实际都是在物价总水平不变条件下的价格，即相对价格水平。要使自由竞争理论中所说的价格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就必须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也正是因此，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是竞争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稳定的物价总水平，那么价格机制就起不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也正是因此，也就是说，我们在本书里一直强调的竞争秩序，根本就是充分竞争市场形式与稳定的货币制度相结合的结果。如果非得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予以表示，大概是这样的：充分竞争+稳定的货币制度=竞争秩序。而稳定物价的关键又在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之所以要求稳定，其目的就是旨在于谋求币值的稳定。币值不稳定，就会破坏价格体系所反映的各种物品的稀缺关系，这又将破坏企业的成本计算，使得其不能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各种物品价格的上涨也遵循着差序传导原则，也就是说物品价格上升也有先有后，并且在这过程中，还会出现涨幅不均等现象。这就使得价格无法有效地反映出各种物品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企业成本计算失误。由此可见，币值是否稳定，事关价格体系能否正常发挥作用、自由竞争秩序能否建立的先决条件。在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发现，货币制度不稳与事权的扩张有正相关性：事权的缩减与扩张，直接关系着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事实上又直接影响到公共债务问题，公共债务额度的大小又影响到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它又决定着一国的币值是否稳定，币值的稳定与否又直接影响着物价总水平。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与否，又关联到竞争秩序。从事物的这种因果性和相互关联性来看，要想确保竞争秩序，那么关键就在于货币政策是否稳定，而货币政策是否稳定，其关键又在于政府的事权是否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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