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产业政策之争还只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争夺理论的正确性，那么《吉林报告》则意味着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在实践上证明产业政策的正确性。对于国内被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众多经济学家而言，这完全是无法容忍的。于是激愤而责之，群起而攻之，自然难免。因而《吉林报告》所引发的的争议也要甚于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

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吉林报告》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发展五大产业集群是不可行的，东北经济破局必须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从“体制”上找原因，并且变革“体制”。最极端，也最为荒谬的观点是“东北只有华山一条道，就是老老实实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给老百姓，最好把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事业单位也私有化，并且大幅减公务员、减税，彻底放松管制。”这是一个三流经济学家在《塌陷的东北是面照妖镜》这篇三流文章中提出的糊涂药方。这种“一私就灵、一放就成”的观点不止陈旧，而且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如果促进经济发展如此简单，经济学完全可以取消，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全部转行，它们的存在完全多余的。当年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全面私有化带来了什么？经济下滑，民生艰辛。当年意气风发的“芝加哥男孩”不过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熊孩子。

《吉林报告》至少有两个方面是比其批评者正确的，一是东北振兴必须有切合本地资源禀赋的产业基础；二是政府在促进产业发展上要积极有为。简单地说，《吉林报告》试图利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告诉人们，应该朝哪个方向干、干什么、怎么干。即使从体制上找原因，也不是一放了之。“放管服”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只强调“放”而忽视“管”和“服”，结果只会“乱”。纵观《吉林报告》，围绕培育产业，也提出了政府的“放管服”建议。不过《吉林报告》把重点放在产业方面，体制的改变要为产业发展服务。这是一个正确的思路。在体制方面着墨不多，但不代表其完全忽视。

《吉林报告》充分体现出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之用。不像新古典经济学者除了利用乏味的术语堆砌无用而苍白的怨言，对于经济发展拿不出有效办法，也没有足以利用的工具分析问题。林毅夫的团队至少利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和“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方法，找出来了吉林要发展的产业。而那些批评者呢？除了吵架和旧调重提，似乎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议。

《吉林报告》本身并不完美，对东北资源禀赋的分析未必都对，给出的产业也未必都正确。不要忘记，《吉林报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见稿，需要修改完善。可以提修改意见，但不必苛责。至少，《吉林报告》的分析思路、工具方法、政策建议值得肯定的地方颇多，要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神学”积极得多、实用得多、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