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价值、重拾信任：再论社会工作本土化*
彭小兵，王雪燕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重庆 400044）
摘要：社会工作融理论、技能、价值于一体，本质上是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有效社会互动的价值基础是社会信任，即信任是社会工作服务开展的前提，信任文化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文化土壤。通过对比中西方信任模式和局部典型访谈，检视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倾向性。研究表明，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重理论和技能的改造、轻本土文化的改造，高信任度的社会关系尚未形成，社会资本积累不足，导致实务困境、负面效应和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因此，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价值指向是重拾信任，并通过政府公信力提升、价值导入、行动巩固、文化内化等价值形塑的过程，来营造社会信任，培育信任文化。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信任；价值
注释：本文的修改稿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141-148,156页）
社会工作于20世纪初兴起于欧美国家，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高度专业化，具备了价值准则、系统理论、实践方法，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诸多社会问题逐渐显现：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失业、就医、缺乏社区归属感、群体性事件频发等，发展中国家开始效仿欧美国家纷纷引进社会工作。20世纪80年代国家教改委决定在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再度进入我国大陆。经历了30年的发展，社会工作在我国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初步成就：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工作机构纷纷成立、社会工作服务逐步走入人们生活。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社会结构、政府角色等存在巨大差异，西方社会工作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于是，学术界开始审视西方社会工作直接应用到我国的合适性，便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问题展开了探索，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一些困境或难题表明，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答，社会工作未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倾向，以一种新的即社会信任的视角再次讨论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试图解决三个问题：其一，对比中西方文化和社会结构差异，挖掘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揭示社会工作本土化之必要的文化土壤，我们对在职社会工作者的访谈进一步验证了这个价值基础；其二，据此，提出建立高信任度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应有之义，这与以往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主张的很大不同；其三，提出建立高度信任的文化环境及其路径，以推进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一、当前社会工作本土化主要研究脉络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概念论辩
不同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持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实质内涵方面的争论：
1.强调国际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逐步趋同，越来越具有普适性。因此，有学者主张社会工作的发展应该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构建一种国际化的普遍适用的社会工作。譬如，Lyous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也是社会福利的全球化；Gary和Fook逐一论证了建立一种普世且灵活的社会工作框架的可行性。我国一些学者强调本土传统文化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相通，认为本土化主张的前提实质是对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认同。因此，国内的许多著述也较多地介绍西方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强调社会工作西方理念与价值的普适性，以及与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其背后的信念即为“社会工作可以超越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解决人类共通的问题”。
2.强调本土化
各国、各地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少学者将关注点放在“本土”上，强调本土文化和地方差异。Midgley比较多地强调欧美社会工作在进入其他国家后应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并批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技巧生搬硬套。GUATTIN NG和TIMOTHY SIM主张社会工作实践应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性，提出需要警惕隐藏在文化背后的适当性，因为文化价值观和规范会被用来压迫妇女、年轻人、老年人和其他社会成员，并可能会持续对个人、群体甚至整个社区无益。刘华丽主张我国发展社会工作应该跳出西方社会工作的框架，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背景来建构适合本土国情的社会工作。唐晓英、李精华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西方社会工作，认为本土化要充分考虑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占主导地位的是本土文化，外来的社会工作则处于被选择、被接受的地位。刘梦、张叶芳则指出了本土化应遵守以下原则：（1）必须以本土为基本出发点；（2）要考虑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针对本国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发展自己的策略；（3）尊重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4）重视本地社区的服务经验和社会资源。
3.超越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在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既避免专业帝国主义，也不过分强调本土差异。Gary提出文化是实现本土化的重要考虑因素，倡导社会工作文化的自觉和自醒，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应在国际社会工作框架下进行，同时各国各地在实践中的积极经验也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而Ferguso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既要摆脱专业帝国主义的束缚，也要超越本土化的局限。付再学建议在发展我国本土社会工作时，既要吸取和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经验方法和理论，又要立足本土文化和社会实际。姚进忠认为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时不过分强调其独特性，吸收、改进、尊重和包容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理念。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内容
1.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研究
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核心价值取向，包括尊重和接纳案主、平等、包容等。但这种价值取向在学术界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挖掘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相通的本土传统文化，例如史铁尔和高桂贤等认为，虽然社会工作基于西方价值观，但儒家仁学等传统文化和社会工作价值相符或存在一致。另一种关注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Rowena Foog指出美国重视个人主义、强调人权，而中国重视集体主义和国家主权，因此中国需要建立以亚洲为中心价值体系来重构社会工作理念。此外，罗肖权阐述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伦理支持，包括差序格局、家族本位和集体主义三方面；田毅鹏和刘杰从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出发，认为西方社会缺失中国的家文化，本土化须考虑中国家文化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2.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
社会工作理论是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提升，是社会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王思斌从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分析，并且建构社会底层贫者和弱者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模型。文军借用西方社会社会工作领域交互分析理论，分析人际关系中的“自我状态”，并提出的我国社会工作理论未来构建方向。刘玉兰和彭华民以生态系统理论和赋权理论为依据构建了一套提升流动儿童跨文化适应水平的社会工作服务。李迎生和方舒分析了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工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参考西方模式指出我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趋势。
3.社会工作实务本土化研究
社会工作的实践贯穿社会工作的整个过程，在我国社会工作实务本土化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服务供给上，分别有针对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医务等领域的本土化研究。例如，刘继同认为增进医疗公平和改善医患关系是当下医务社工的重点；刘梦和张叶芳基于中国妇女的自我概念讨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必要性。其二，在实习和督导上，童敏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明确督导者兼具多项使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与发达国家存在诸多不同。其三，在方法运用上，刘芳提出借鉴国外评估方法提高服务质量，但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社会工作过于注重微观个体层面，而忽视了宏观社会政策层面。实践中也建立并运用了本土方法，如“三社联动”的工作模式，旨在让社会工作肩负起化解社会冲突的重任。
国内外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了多种研究思路及分析的侧重点，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总的来看，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在社会工作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中多将关注点聚焦在“本土”二字上，关注本土文化、制度环境等所谓“国情”，强调对西方社会工作进行本土文化的适应与改造，并通常将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和实务割裂开来，很少结合某种纽带将三者放在社会工作整体系统中来加以研究，且多以讨论社会工作技巧、理论，较少涉及社会工作价值基础层面。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学术界重点强调的这种“碰撞、磨合、适应”本土化过程，是否意味着本土化只是一个单纯的符合或顺应国情的过程，还是必须要辅之以建造一种文化土壤，以契合西方社会工作孕育与发展的伦理、价值环境。在笔者看来，至少在社会工作领域，过度地强调“国情”实际上是一种封闭与固化的思维。澄清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倾向性，挖掘社会工作价值基础，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的应有之义。
二、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取向
（一）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
大体上，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引进阶段、本土化阶段、扎根阶段。其中，引进阶段是指发展中国家最初引入西方社会工作时，在实践和教育中直接采用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本土化阶段是指因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直接套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时引起的不适性及不良反应，引起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并且有意识的修正西方社会工作，使其在与本国文化的碰撞中，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而扎根阶段是指社会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其价值理念、工作方法在本国具备扎实的根基，成为本土化的深入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正处于引进阶段向本土化阶段过渡，如何有效地深入扎根阶段，尚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1.引进阶段：理论方法的移植
21世纪前的社会工作恢复初期，我国先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后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这一时期并未大规模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缺乏社会工作相关教育资源以及专业教师，从事社工研究和教育的先行者处于一种黑暗中的摸索状态，社会工作教育者面临着自己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技巧尚未好好吸收、消化，就得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尴尬局面。主要表现为：（1）缺乏社会工作教材和参考书籍，只有将西方社会工作方面的书籍翻译过来权当教材；（2）国内大部分关于社会工作研究的文章是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实务模式的介绍，全盘吸收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以及工作方法；（3）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较注重对理论基础和实务技能的培养，很少有关注或设置有关社会工作伦理、价值方面的课程。
2.本土化阶段：实务方法的套用
2003年我国首家社会工作机构“乐群社工服务社”在上海成立，开始了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大量社会工作机构纷纷成立，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2011年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推动社会工作在全国各地布局、试点，促进了社会工作实践和职业化进程，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方法和各种专业技巧在实务中广泛运用。此时，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一些原理、技巧、方法在实践中陆陆续续出现了一系列不适问题：入户困难、专业身份认同、资源不足、专业伦理困境。针对因中西文化差异引致的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不适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开始思考如何改造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技巧，提出了一些新的实践模式或运行机制，如“两工同行”、“三社联动”，或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相契合的部分，将西方社会工作加以改造来适应在我国本土的发展，但效果如何，仍有待评估。
（二）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倾向性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西方社会工作与我国本土实际相互适应、改变的过程，包括价值基础、理论原则及实务技巧的本土化。但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出现了“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重社会工作改造轻本土文化改变”的取向，如图1所示阴影部分。
图1 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倾向
1.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
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较为重视工具理性、忽略价值理性。无论是社会工作的政府职能管理部门，还是社工机构，抑或是社会工作者，都比较注重社会工作理论、方法、技巧的直接传授和应用，很少考虑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以及其背后文化基础。如图1所示，社会工作涵盖价值基础、理论原则及实务技巧于一体，三者相互联系、环环紧扣，下一层是上一层赖以存在的基础。其中，从事社会工作，信仰、道德操守和专业价值无处不在，可以说，价值基础是社会工作的灵魂，是社会工作实务与实践开展的精神根基。因此在与服务对象互动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必须考量其秉持价值观背后具体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但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从社会工作结构体系中被抽离出去”，只保留了部分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社会工作理论、原理源自西方，其文化背景及其蕴含的价值观无法绕开，然而我国还未澄清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就开始了本土化进程。
2.重改造轻改变
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基本逻辑是重视对西方社会工作的改造，轻视对我国文化的适应性改变，也未建立起一种文化会通机制。尽管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本土化是社会工作与本土文化相互适应、相互改变的过程，但在我国的实际研究和实践中倾向于改造西方的社会工作来适应我国本土文化。权力及资源的配置在社会工作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本土化的过程侧重对社会工作实务方法的加工、调整，寻找社会工作伦理中契合我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待，外来社会工作处于被选择、被接受的地位。社会工作价值基础中符合我国文化和社会规则的部分被予以保留，不符合部分被改造或舍弃，并试图构造一套适合我国本土文化的社会工作方法和模式，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会工作成长必须具备的土壤环境，因此也就很少考虑改变我国文化中不适于社会工作发展的部分。
三、信任文化：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
（一）西方社会工作的信任机制
上述论证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倾向性过程中，比较多地强调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一个引申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命题非常复杂。但一般来说，社会工作的价值来源主要是基督教思想、人道主义、民主思想、福利主义等，其中，基督教的利他主义博爱思想，强调互助互爱；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民主思想强调人人平等以及人自由生活的权利；福利主义的核心在于福利社会性，即多数社会成员或者所有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福利。
受以上思想的影响，西方社会工作关注的基本要素是人和社会，其中人是核心，社会由人组成，目的是帮生活于其中的人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其基本出发点也还是人。社会工作关注人，其本质是助人者与受助者双方平等的合作互动，或者说，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互动的过程。但平等合作互动的基础条件是信任，欧美社会在基督教哲学、人道主义精神影响下形成了高信任度的社会关系，为社会工作服务开展提供良好的文化土壤。此外，Guttmann在对《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研究中指出，信任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核心，如果服务对象不信任社会工作者，服务的质量得不到保证，甚至服务根本无法进行；隋玉杰研究表明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的认可最关键、最根本；姜海燕在对政府、社工机构、专家、社工以及服务对象在社会工作服务递送过程中福利意识形态的检验中发现，服务对象的意识形态最关注的是社会工作是否可信、与社会工作者是否建立了信任关系。实际上，社会治理的价值前提是增进以信任为内核的社会资本，构筑高社会信任关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很显然，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当下最重要的是创造一种社会信任的文化土壤。接下去，对比中西方社会工作的信任文化更有助于理解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境遇。
1.宗教信任
早期的宗教活动是社会工作的萌芽，针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西方教会最先举办了济贫事业。基督宗教的行善和平等、博爱等观念深深影响着社会工作价值观，基督宗教的慈善活动也为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奠定了现实基础。可以说，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早期欧美社会基督教思想的推动，基督教观念中的“罪己”、“爱上帝”、“爱邻居”、“爱人如己”和人人平等的主张，触发并逐渐演化为助人者积极助人，受助者信任助人者、乐于接受他人的帮助。
Cuiso等的调查发现，“宗教委身和宗教参与都能显著提高一般的社会信任水平”。王佳等学者的定量研究表明，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不会增加亲人间和熟人间的信任，但都会显著增加陌生人间的信任。欧美等西方社会人们普遍具有基督信仰，造就了教会内部人与人之间强信任关系，并推广到世俗社会关系上。相比较而言，我国缺乏这层关系的信任。
2.普遍信任
受宗教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西方社会传统上呈现普遍信任，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起了高信任度关系，欧美的社会结构是“个人—社会”结构模式，推广到对整个社会，信任可以存在于陌生人之间。与之对比的是，中国是“个人—家庭—社会”结构模式，基于血缘和身份，信任行为主要以私人关系为保证。韦伯甚至认为中国人仅仅相信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对陌生人满是怀疑，因此中国的信任为特殊信任，很难建立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普遍信任。福山从经济学的角度也指出，中国是“低信任社会”，非亲非故的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关系。依照血缘、地缘特征，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主要是在家庭里的人和熟识的人，很难推广到更广大的社会中，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提的“差序格局”。
基于普遍信任，在西方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对象眼里是可信的，专业关系建立非常容易，社会工作服务开展受到服务对象的阻力较小，因此由服务对象的需求快速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但在我国，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来说是陌生人，服务对象不信任社会工作者，对其持怀疑态度，专业服务就很难开展。差序格局下人与人之间的特殊信任，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3.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一方面是指信任来源于对制度的正面预期，西方社会工作主张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的信任是建立在对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预期上，而不是个体化的信任。服务对象信任社会工作者是因为相信其利益有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作为保障不会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服务对象的制度信任取决于其对制度绩效的评价。西方社会工作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具备相当成熟的制度体系和一套成熟的社会工作模式，具备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作为保障，并且能够提供令服务对象满意的服务。专业制度的保障，加之良好的服务绩效，服务对象能够信任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机构以及社会工作服务。但在我国当前，完善的社会工作专业制度较为缺乏以及服务绩效尚未得到认可，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尚不存在深厚的制度信任基础。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再界定
从以上可知，社会工作是一种与价值密切相关的社会行动，其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文化与价值土壤。但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实践多是改造西方社会工作过程，使其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未反映关于“外来社会工作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相互影响”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主张。基于此，本文认为，社会工作有必要放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来讨论，思考适合社会工作发展的文化土壤，不可忽视其背后强大文化根基的影响。
显然，重新界定社会工作本土化，可以理解为“是外来社会工作进入我国，集理论、技术、价值于一体与我国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调整、相互适应的过程”，不仅包括社会工作的理论原则、实务技术的本土化，也包括以社会信任为内核的价值基础和文化伦理的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两者通过相互碰撞、磨合，一方面促进社会工作在本土价值伦理的影响下加以取舍，另一方面本土文化自身也要进行调整，创造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的信任文化。
四、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中信任的缺乏
以上的分析表明，信任文化是社会工作生根发芽所必需的价值基础。但我国是熟人社会，信任只在熟人之间产生，乡土中国的社会根基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瓦解，社会工作对于服务对象来说是陌生人，两者之间不存在信任基础。我国的这种特殊信任模式，导致我国尚不具备社会工作成长的文化土壤，因而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遭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研究发现，信任缺失所产生的真空状态会被某些具有相似功能的备选项代替或填充，称之为“信任功能的替代品”，例如出现腐败、宿命论式的不作为、过度警戒、封闭、父权化等现象。接下去，基于对重庆TC社工服务中心项目主管兼督导W、社工C、成都XKJ发展中心部门主管R以及广州DX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L的访谈，进一步揭示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因缺乏信任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工作服务消极表现及困境。
（一）过度警惕社工
社会工作者对习惯于亲朋好友和社区邻里关系的社会成员来说是陌生人，社会工作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阶段多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新鲜的事物，人们普遍警惕，导致对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机构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怀疑，并使得服务对象将自己包裹、封闭起来，社会工作者难以接近。一方面，服务对象没有主动求助欲望，并比较容易排斥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社会工作者难以与服务对象建立工作关系，服务的开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在接受服务过程中，服务对象很难敞开心扉将自己真实想法告诉社会工作者，不允许陌生社会工作者介入自己的生活，服务质量也因此受到限制，并推向服务对象走向不信任。
社工C：我们的项目主要是针对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他们一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寻求帮助的，所以最开始我们从救助站拿到一份困境儿童的名单。我们刚开始联系他们是很困难的，首先需要确定他们是否还住在这个地方，你打电话过去他会问：“你是谁？”这个时候你跟他讲你是社工他不懂，刚开始经常会受到质疑，他们怀疑你的身份、你的目的，甚至被当作骗子。他就很排斥我们，我们只能通过找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干部带我们去才能进他们家门。
主管R：以前我们机构与FSK集团合作，为其提供员工关怀的服务。在了解员工身体状况和对公司的归属感这一栏时，我的一个个案告诉我他身体状况良好，心情也不错，他对自己的部门主管以及工资待遇等都很满意。但此时他已经伴有失眠、头痛的情况了，后来我从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同事口中得知他对自己的主管极其不满，经常抱怨，但这些都隐瞒了。我们在一开始就把他当普通个案对待了，没做特别跟进，但后来他同事找到我们说他经常自言自语，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担心他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才又开始介入，因为前段时间没有跟进，他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主管W：入户是整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一步，只有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相信我们，接下来的活动才有办法开展。通常，在我们的服务中，我们要与服务对象取得交流，经常让居委会或村委会的的人带我们去，有时候也会找到社区活跃的积极分子、有威望的人帮我们入户，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通常是敲不开服务对象的家门的。即便是如此，如果起初没有看到实质、快速见效的帮助或改善，服务对象就不愿意让我们去他们家了。
（二）案主自决受限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一项核心原则，案主自决是体现这一原则的重要手段。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为激发服务对象潜能，社会工作者要鼓励服务对象自我决定，在能力范围内为自己做选择、做决定。在不信任文化中，个体存在生存的焦虑和恐惧，期待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权威角色可以依赖和引导①。我国的社会工作实践常常呈现出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过分依赖，服务对象希望社会工作者给予权威的、专业的指导，否则就产生对社会工作者的质疑和不信任；甚至在服务提供中，许多求助者有意无意地将社会工作者当做专家，寄希望于社会工作者给出具体的、明确的、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或方法，即便服务对象自身有能力，通常也拒绝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出选择，导致案主自觉受限。
社工L：很多情况下，案主认为你是专业的，如果你摆出一堆方案A、B、C、D，并且告诉他每种选择的好和坏，你让他做一个选择，他会说：“你不是专业的吗？你认为哪个更好？”在向他解释案主自决这一原则后，有的案主做了选择，但他会怀疑自己做的是不是对的，就反复的问我们；有的案主还是不要自己决定，甚至还会不满，怀疑我们是不是真能帮他解决问题。就之前一个个案，她和丈夫感情出现一些问题，就离不离婚的事情拿不定注意，我们弄清原因以后，就给出了几个方案以及每种方案可能的后果，让她自己做选择，就这样她还坚持让我们给她做决定。
主管W：结案时，有的案主过分依赖，不愿结束这段服务，他认为已经和我们成为朋友了。我们结案后工作人员不再与他见面，偶尔电话回访，也会安排志愿者跟进，但是他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不跟志愿者沟通，他还是会找原来给他提供服务的社工，不管大事小事他都想问问我们的意见。
（三）专业界限模糊
《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明确规定社会工作者要避免与服务对象发生双重关系，即不应与服务对象产生专业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我国本土化进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时，为了获得服务对象的信任，通常需要社会工作者先跨出第一步，主动与服务对象建立类似于朋友的非专业关系，这是专业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此外，当事人主动求助很可能通过熟人关系介绍而来。此时，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存在案主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缺失，依靠熟人或建立非专业关系获得服务对象的信任，以此来建立专业关系，导致专业界限模糊不清。另外，服务对象认为通过送礼、馈赠等方式可以获得社会工作者的优待和良好的服务，也反映出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的不信任，使社会工作者面临双重关系的伦理困境。
社工C：通过村委会的介绍，有一些人还是不愿意搭理我们，我们就得想办法和他们拉上关系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比如说有的老人在种菜，你跟他说话他不理你，然后我们就帮他一起种菜，他也不拒绝，帮他干一会活，他就开始愿意和我们说话，一开始是闲聊，慢慢的他会把你当做朋友，这个时候才能开始正式的服务，服务到后面有的老人甚至把我们当孙女一样对待。
主管W：我们有一个个案，是个孤儿，我们去他们家里帮他辅导功课，陪他玩耍，他爷爷就给我们做饭，让我们吃，我们也就吃了，他很热情，我们也没办法拒绝，3月8日这个孩子还给我们送了花。我之前带一个小组，其中有个组员他爸妈是开超市的，我们去他们家确认信息时，他爸妈就要给我们送购物卡，让我们多照顾照顾他家小孩，尽管我极力解释说机构要求我们不能接收服务对象任何东西，但还是明显感觉到他父母的不高兴。
五、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价值指向：重拾信任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迁徙，我国正在从传统的礼俗社会走向现代的法理社会。中国的礼俗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主要基于亲朋好友及邻里间的熟悉与了解；法理社会则是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按照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观点，礼俗社会中人的行为受习俗传统的约束，而法理社会中人的行为受法制的制约。当社会关系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时，信任方式也要随之转变，以维系社会在更大范围内的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变，但观念的转变速度却没跟上物质生活的转变，以至于原有的信任方式扭曲变形，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远未建立起来。个体为谋求自身利益，甚至不惜破坏熟人信任，“杀熟”现象、“碰瓷”事件不断增多，社会成员对陌生人保持着警惕和防备状态，将社会推向局部无序的状态。这种现象，不仅制约了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基于此，当下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要侧重于关注文化价值影响的内在精神方面，其重点任务之一是重建价值基础，营建社会信任。
前已述及，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宗教信任、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但在我国，宗教信任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而传统文化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普遍的高社会信任关系尚未形成；且由于社会工作才刚刚起步，相关制度不健全甚至缺乏，制度信任也无从谈起。所以，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需要依靠文化价值形塑，且辅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从内、外部构筑高社会信任关系，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良好的信任文化土壤（图2）。
图2 社会信任形成的文化价值形塑
（一）信任文化的价值形塑
“社会工作文化氛围的营造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中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以摆脱一味地依靠其他组织或人员来获取信任。实际上，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是重建价值，培养高度的信任文化。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环节，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其参与治理，迫切需要转变人们之间的信任方式，从传统礼俗社会的特殊信任转变为现代法理社会的普遍信任。
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理论有助于从文化价值形塑的角度来理解普遍的社会信任建构与形成过程。具体地，社会建构理论用“制度化”和“合法化”来说明规则是如何在互动中被确立及维系的，从而解说社会被建构成一种客观的现实。“制度化”是指行动的通过不断重复便形成习惯，习惯在时空中被外化则会在某一类行动者当中频繁出现，这种行动在群体间、社会内交互便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也即文化的形成；“合法化”指的新形成的文化要求所有行动者内化这些规则，传承下去。于是，如图3所示，社会信任的形成，首先需要通过教育、宣传等一系列的多元方式将信任的文化价值观或共同信仰导入社区，提升社区居民的信任意识；然后，通过激励机制来呼吁、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协调行动，多次重复形成习惯，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信任，促进社会成员将其内化。
图3 普遍信任形成的文化价值形塑
（1）提升公信力
基层的党组织、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要构筑自身的公信力，营造良好的信任环境，优化社区环境，严厉打击和斥责包括自身在内的失信、失德及违法行为；同时，努力完善社区公共设施，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丰富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空间，为建立普遍信任做好基础准备。
（2）价值导入
首先，信任理念的诠释，向社会成员传达并解释从传统社会转换到现代社会，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之观念转变的必然趋势。其次，信任价值的强调，宣扬自我约束、相信他人、以诚待人的价值观，强调公共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再次，信任案例的宣传，通过正面和反面的案例，促使社区居民意识到普遍信任的重要性和建立普遍信任的紧迫感。最后，信任话题的讨论，开放对信任和不信任话题的社会讨论，通过公共谈论来呼吁大家形成信任的道德意识，促使社会成员关注和推动社会信任。
（3）行动巩固
其一，挖掘社区领袖的行动资源。通过拉动社区有影响力的人物加入，来获取社区领袖的助力，以更好地镌刻社区居民的态度和行为。其二，发挥社区组织的行动示范作用。与社区居民打交道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态度、道德水准，强烈地影响着社区居民的信任倾向，因此社区组织良好的信誉、业务能力、责任感、亲和力，将为社区居民营造良好的信任氛围。其三，激活社区居民的参与。普特南认为参与自愿社团、打造社区邻里共同体是信任的源泉，通过兴趣小组、社区活动等，吸引社区居民参与进来，各个小组的交互，使所有社区成员纳入到一个大的社会网络中，促使彼此的熟识、合作、公共精神的形成和社会信任的形成。其四，信任行为的奖惩，包括鼓励社区居民信任他人，建立信任奖惩制度，斥责失信行为。
（4）文化内化
通过价值导入和行动巩固，基于内在的信用驱动或是外在制度约束，社区成员在多次重复行动中养成习惯，进一步在时空中外化影响更多的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形成普遍性的信任文化。普遍的信任文化反过来形塑、内化为社会行动，扎根于社会成员心中。
（二）信任文化的制度建设
上述社会信任的形成也需要辅以制度建设作为外在支持，为其创造良好的生成环境。首先，完善社会信用的奖惩机制，加大对个人和机构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其次，保证政策制度的稳定性，严肃而稳定的法律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安全保障和可靠的信用框架，增加了社会成员安全感；再次，提高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开放政府组织的运作过程以及运作效益，消除社会成员的疑虑心态。
六、研究总结
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普遍存在重视理论知识和实务技巧、忽视支撑其行动的价值基础，重视对西方社会工作的改造、忽视对本土文化的改变等问题。基于西方社会工作的宗旨、精神、伦理，社会工作秉持助人、平等、尊重等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而平等互动的价值基础是信任，并在西方社会通过宗教信任、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来保障。因此，信任是社会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信任文化是社会工作必备的文化土壤和精神基石。但由于异于西方社会结构以及起步晚，我国的社会工作缺乏信任的社会环境，既不具有宗教信任的环境基础，也缺乏有效的制度信任，普遍社会信任文化尚未建立起来，致使社会工作发展受到限制，对社会问题关注不多，参与社会治理不足，包括过度警惕社工、案主自觉受限、专业界限模糊。因此，社会工作本土化重点理应是将信任这个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技巧的价值基础形塑、内化在我国的传统观念和社区文化中的过程，建立高信任的社会关系。其具体形塑过程，首先是基层党委、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公信力的提升，然后是价值导入、行动巩固、文化内化，营造了良好的信任文化。保障“信任”这一文化价值形塑的过程，需要政府主动完善社会工作的相关制度，优化社会工作的运行机制，以赢得人们对社会工作的持久信任和迫切向往，包括：其一，完善符合普遍要求和社会期望的社会服务伦理守则，明确信任文化价值形塑过程中的责任和权利；其二，健全相关的司法救济制度，使服务者和服务对象均能够有效地通过法律的途径追问对方的责任；其三，完善社会服务质量的评价制度；其四，在社会教育上，要推动专业知识和价值基础并重，并促进社会服务供给的适度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