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经2017最后一堂课
2019-6-12
今天是数经2017的最后一堂课。
上次是讨论课，主题是“学习”，“研究”，“经济学”，“经济学说史”，我设定的思路是，每个主题围绕着what,for,how三个问题展开；同学们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作适当的点评和分析。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主题即“经济学说史”还没有讨论到，正好留在今天。这一堂课是上一堂课的延续，我准备拓展一下上次讨论到的一些问题。
上一节讨论课大家都很踊跃，发言积极，思维活跃，观点多样，充分体现了这一代大学生认识的丰富，表达的活泼。大多数同学都作了积极的发言，少部分同学也在我的鼓励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没有太多主导讨论的走向，只是对进程稍微进行了控制。在某些讨论环节出现了交锋，我作了一定程度的介入和引导。我尽量注意对大家积极参与的鼓励，保护同学们的积极性。事后反思，我当时表达的某些观点不够明确，而对同学们表达的某些观点也缺乏充分的引导。这次课我准备就我事后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做个补充。
我提前二十来分钟进入教室，比平时稍早一点。一般来讲，比我更早进入教室的是王博学同学，今天也一样。另外还有几位同学，以往也来得比较早。我在他们的这个年龄，还是贪睡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值得我敬佩。我是上经济思想史之后才读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知道新教伦理中要求尽量将时间用于工作以表达对上帝的崇敬，浪费时间是一种恶。自此才将早起认同为一种美德。我醒悟太晚，醒悟之前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
看到王博学同学因为流鼻血而用纸塞住鼻孔，问了问，说不是摔跤也不是碰撞，是自然的流鼻血。我自小也有这样的毛病，我们那儿叫做“沙鼻子”。估计是鼻孔什么的毛细血管的问题。叮嘱了几句，算是关切。
上课一开始就谈一谈我对上次讨论课中涉及的两个问题的反思。
“上次讨论课中，谈到课程设置的问题，‘怀疑论’受到了怀疑。我当时的态度有些暧昧，出于保护热烈的讨论气氛的需要，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我讲到，学校的各种制度，包括某些课程设置，可能适于某些人的需要，却不适合某些人的需要；某些人喜欢，某些人不喜欢。但制度是要大家共同遵守的，这样它才能发挥作用。身处特定制度背景下，个体只能遵守它，服从它；否则，只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以前数学系财会班一位同学对自己专业课程设计很不满意，学得很痛苦。他本身是热爱学习的好学生，但某些课程让他很受折磨，非常痛苦。他找我咨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要是能改变现实，就改变之；要是不能改变，就顺应之。他后来想通了，至少是不再学得那么痛苦了。我当时这样讲，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我甚至以为自己做了一次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上次课后我步行回家，一路回想刚才的说法，先是觉得不妥，后来竟然感觉到羞愧。我羞愧的是我的那种“犬儒主义”观点。作为老师，在与学生的私下交往中，以私人的身份提供建议，是可以表达这种“犬儒主义”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教室这样公开的神圣的场所，阐发这样的观点，主张盲从，提倡顺应，放弃立场，排斥思考，则是一种耻辱，应该感到羞愧。保持科学的分析和独立的思考，保持质疑精神和批评态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也是他的尊严之所在。那种“犬儒主义”的观念，事实上是我所鄙夷的，是应该拒绝的。这还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保持独立的思考和清醒的判断，保持质疑和批评，也是其健康发展的要求。就此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汉娜·阿伦特（1906-1975）关于‘平庸的恶’的思想。”
“汉娜·阿伦特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犹太人。在法西斯统治德国期间，阿伦特受到迫害，差点被押上火车，送到集中营，成为法西斯制造肥皂的原料。后来她侥幸逃脱——在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及其救援小组的帮助下，到了美国，成为某大学教授。当初组织-抓捕-屠杀犹太人的法西斯恶魔叫做艾希曼，被他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有数百万之众。阿伦特只是因为运气好才免于一死。二战结束之前，艾希曼逃到了阿根廷。后来，以色列秘密警察在阿根廷找到了他，将其秘密逮捕，押送到耶路撒冷进行审判。阿伦特得到纽约某杂志的资助，前往耶路撒冷观摩审判，写作报告。”
“阿伦特看到关在玻璃屋子中的艾希曼时，他的形象让她吃惊，感觉恶心。一个杀人恶魔，应该是有狰狞而恐怖的形象的；而眼前的艾希曼，是那样的矮小，猥琐，战战兢兢，萎靡不振。阿伦特感觉他像一只老鼠，灰呼呼，脏兮兮的。在阿伦特的想象中，作为杀人恶魔，艾希曼应该是狡猾的，而且是善辩的，但他的辩护词只是一套一套的法西斯的宣传口号，工作条例，多是陈词滥调。阿伦特意识到，这个恶魔，只是法西斯杀人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高效的部件，只是法西斯行政系统中一个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执行者，他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自己的判断，没有自己的意识。他的意识只是法西斯是意识，他的行为只是执行法西斯的杀人命令。在法西斯的杀人制度中，艾希曼是一部高效的机器，一个没有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的机器。艾希曼是那个时代德国人的缩影。放弃思考的当然不仅仅是艾希曼一个人。非常可悲。一个擅长思辨的民族，放弃了自由意志，放弃了质疑和批判 ，将思考的权力让渡给别人。这是一切灾难的开始。放弃思考和质疑，放弃分析和批判，顺应和服从，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看起来是平庸，实质上是对恶的纵容。阿伦特将其称之为‘平庸的恶’。我读台湾学者龙应台的《野火集》，其中有这样的寓言。我们看到厨房里，储藏间里有蟑螂，听之任之；久而久之，房间里就到处爬满了蟑螂。我们生活里有各种恶，因为我们的纵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甘于忍受‘平庸的恶’，恶就泛滥开来，乃至铺天盖地而不可收拾了。”
“我讲这些，并不直接针对什么具体制度。任何制度，有利有弊，有人拥护有人质疑有人反对，都很正常。但不论什么制度，我们保持质疑和批评总是不错的。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遵守甚至抵制，而只是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持质疑精神和批评态度，保持自由意志和个人尊严。在这门课结束前我组织大家讨论这些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问题，用意也是一样的。你们都是好学生，聪明，灵活，刻苦，踏实。你们知道如何学习知识，如何锻炼方法，如何深入研究。我希望于你们的是，不仅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这个社会终究是你们的天下，总有一天你们要来引领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前进。这就需要你们看得更远一些，走得更宽一些。如果没有独立思考和独立意志，如果没有质疑精神和批判态度，是不能胜任未来时代发展要求的。”
“上次讨论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一下，这个问题与多元价值观有关。人的知识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价值观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最好不要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唯一的正确的价值观，而将与我们不同价值观视为异端，一定要改变他，一定要他跟我们保持一致。这种不宽容和不尊重是危险的，至少是不文明的。以自己作为价值观的标准，作为成功的典范，可能是‘精英主义’的观念。有时候‘精英主义’是很危险的。以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可以成为传世的典范，以为自己的观念是一切观念的标准，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就是超人。其实，有些人在某些领域的成功，有努力的成分，也有天分，机会和运气的成分。所以将成功简单归结为自己的努力，甚至是道德上的优势，可能是不真实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近些年确实存在‘精英主义’泛滥的倾向。那些成功者大肆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宣扬自己的道德优越性，蔑视普通人的存在，漠视穷人的困苦。这种情况的存在，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显然是不利的。‘精英主义’的有害性还在于，认为这个世界不仅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是可以设计的，是可以按照自己设计的一套路径演变的。我们读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知道，社会的发展，道德的进化皆有其自然的规律和路径，人类基于‘理性’的自负而设计并改变世界，可能会带来灾难。我们学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知道，社会经济的发展受竞争的推动，受市场的约束，有其自发的路径，有其自然的发展。这一切都意味着，面对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我们需要保持谦虚和谨慎。”
“再说一点，关于成功。什么是成功呢？如何评价呢？金钱，地位，名望，这些都可以成为成功的标志。可是，就我们对思想史的观察而言，历史上很多对经济思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生前实际上是很不成功的。比如戈森（1810-1858）。其实戈森是边际效用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他只是一个邮递员，但有学术兴趣。就他的职业而言，谈不上成功。他写了一部著作，在他的时代也不成功，没有卖出去几本，没有多少人理解。但是，他论证了边际效用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原理，即戈森第一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这是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还有凡勃仑（1857-1929）。他对经济学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创建了美国制度学派，开启了制度经济学的传统。但在他生前，其实也不成功。他的学术地位并不高，经济上更是一塌糊涂。到了晚年，甚至要靠他的学生救济。还有弗雷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更惨。贫病交加，家破人亡，以致最后自杀。我想，这些思想家们，他们对学术，对思想都有着执着的信念，全身心地投入。如果他们生前只是追求世俗的成功，追求金钱，名望或者地位，也许就不会有这些创造性的贡献，就不会有这些真正的‘成功’了。我又想起来柏拉图（前427-前347）在《会饮》中讲的‘爱’。他说爱的一种形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存在。思想家们，艺术家们以思想和艺术传世，也是爱的实现形式。由此我想到，在人类文明史上，至少还存在这样一个空间，存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就是让那些虽未取得世俗的成功但却为人类文明作出创造性贡献的杰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祭台，让我们景仰他们，追随他们。这样说来，世俗的成功固有价值，但却不是唯一的价值。对于我们来讲，保持多元的价值观，保持宽容的心态是重要的。”
我讲完这两段，才开始以“经济学说史”为主题的讨论。
陈志高同学和聂一鸣同学的发言中讲到，经济学说史上有很多流派，各不相同的假设，各不相同的理论，各不相同的政策主张，都很有道理，很有意思，这就存在取舍的问题。
我从知识学习和知识构建的角度做了解释。
“思想或学说，既是实践的产物，又是思维的结果。针对特定的历史实践，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基于不同的立场、视角和方法，也会建立起不同的理论。作为学习，了解和掌握不同的思想是必要的，必须的。不要担心这些不同的思想或理论会打架。其实他们可能是基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工具，解决或解释不同的问题。观点明白了，机理清楚了，它们就会在思维空间各安其置，不会冲突和打架的。不同的思想、观点、方法，其实就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释问题的不同工具。有了这些不同的工具，当我们面对具体问题时，就可以尝试使用它们，不顺手时还可以调换。所以对于知识学习而言，我们的主张是博采众长，多多益善。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在他人知识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知识，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研究’。研究是一个更专业更深入的阶段，为了走得更远，就只能走得更窄，这就需要取舍。这种取舍可能是方法上的，或者是观念上的，或者对象上的。以上讲的两个方面，前一个是基础，后一个是发展，你们处在现在打基础的阶段，还是需要博采众长，多多益善。”
王博学同学问道，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是否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统一？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还是不一样。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这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总是要面对不同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需要不同的解释；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人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可能是一个抽象的简单的体系无法把握的；而且，研究者本身由于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差异也会对同样的现象采取不同的视角，作出不同的解释，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一切，都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或者经济学体系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或不统一其实是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性，但是却影响其科学声誉和科学认同。因为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自然科学是具有内在统一的逻辑严密的体系的。在自然科学的标准下，多元或者缺乏内在统一性的经济学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如何提升自己的学科地位，取得科学认同呢？那就需要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说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改造自己。经济学的自我改造过程就是形式化的过程。形式化一方面意味着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不能数学处理的内容剔除出去。经济学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实证’，也就越来越科学了。但问题是，经济学是人的科学，而很多人的因素是无法形式化的，这也就意味着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必须将人抽象掉。就目前越来越形式化的趋势来看，未来的经济学是有可能实现内在统一的。但问题是，这个内在统一的经济学可能是没有经济学的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科学发展的未来就是毁灭经济学。我对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是悲观的。”
文珑胜同学发言时，我就他的姓名跟他开个小小玩笑，目的是为了加深对他的印象。像这样三十来人的小班，以往我很快就会记住所有人的姓名的。很遗憾，这学期到了期末，我只记住一半。这是我记忆力衰退的表现。文珑胜同学的发言讲到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影响，二是对经济学说史学习意义的认识。
技术进步拓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拓宽了人类的视野，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因此而改变。这种认识很有价值，从经济学说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范例。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就讨论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要素价格变动及制度变迁。
关于经济学说史学习的意义，文珑胜同学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学习经济学，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需要从基础开始。经济学种类繁多，理论复杂，整体上都有关联但看起来很凌乱。学习经济学说史，从经济学的源头出发来把握其发展进程，把握其总体，这其实跟我们的认知过程一般无二。所以学习经济学说史，有助于我们把握经济学，也有助于我们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文珑胜同学的发言中提到了阿克洛夫，我顺便插了几句。
“说到阿克洛夫，我再提一下他关于‘柠檬市场’的论文。好好回想一下这篇经典论文，思想新颖而深刻，逻辑严谨而清晰，但他的数学应用是很简单的。你们都学了很多数学，数学方法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你们应该注意，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而不是数学。经济学的方法可以有数学，但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其内容必须是经济学的。我们想想，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如果不是因为其经济学的内容，不是因为其对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的市场过程的解释，能在经济学历史上发挥那么大的作用，留下那么深远的影响吗？我建议大家多读一点这一类的经济学论文，有简单的数学分析，但只是作为工具，其核心是经济学的东西。这个方面，我向大家推荐《施蒂格勒论文精粹》。”
陈龙同学踏实认真，阳光活泼，我在课堂上比较喜欢点他回答问题。上次讨论课陈龙就很活泼，这一次可能是有意将发言机会留给别的同学。看他没说话，我点了他的名。陈龙谈了一些自己本学期学习的体会：“经济学说史这门课程给我印象很深的点之一是第一次课上讲到的色诺芬的幸福观，我觉得它对我这一学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针对比赛或者考试分数方面，不再好高骛远，而是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最后整个人的愉悦度会提高。第二个收获是我更能从过程中学会一些东西。在小组展示的时候，第一次以组员的身份通过小组合作完成一个东西；并且处在不同的角色上，体会不同的任务，也更加清楚自己的职能。总的来讲，通过对功利主义的反思，能够努力体会到过程的意义。”
我跟他开玩笑，要他谈谈对成龙的评价。陈龙对成龙这些年专吃老本儿提出了批评。我想批判的是他的为老不尊，那么大年纪代言游戏不仅难看，而且对青少年有很大危害。明星利用自己的公众形象做这种事儿，实际上是在破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
整整一个学期，汪鑫同学一直认真投入，专心致志，从未懈怠。我最近才知道，汪鑫参加的一项科研活动还获得了大奖。
汪鑫谈了谈他对经济学说史学习意义的理解：“（1）之前的三个学期学了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但是它们的起源和由来对于我这种刚学的人来说是云里雾里的，所以经济学说史就很好的弥补了这部分的空白。（2）在学习经济学说史的过程里，我了解到了很多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有助于帮助我对现代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进行解释和描述，比如在讲不完全合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现在的年终奖，这种激励方式可不可以看成对这种不完全的补偿。（3）经济学说史是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讲的，所以这些思想和观点都是不断产生，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同时，每个历史阶段的技术又是不同的，不断进步的，所以，经济学说史也让我进一步理解到了科技的进步对于整个社会，整个文明的影响。”
汪鑫课堂发言还有些腼腆，这样尤显其谦逊和可爱。
整个课堂中跟我交流最多的是张雨晴同学。他们准备大作业时间比较早，投入精力也比较多，作为小组长的她与我交流最多。另外，上课时候我对张雨晴的提问也相对多一些，她的理解和表达也很好。张雨晴讲这学期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心得，来了个长篇大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经济学来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实验室。学习经济学说史，你可以通过对以往经济学说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从而吸取灵感,抱着怀疑的态度会提出一些问题，其实这是思考的过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得到知识。纵观经济学说史,经济学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批评完善再批评完善的过程；学习经济学说史可以了解经济学发展的轨迹,有哪些学派,各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渊源等等。个人认为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时候,如果你了解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就会发现宏观经济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那么乱,它其实挥然一体,自成体系的。宏观经济学自产生之后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赞成凯恩斯的政府调控派和反对凯恩斯的自由派。前者先后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三个学派；后者沿着自由主义的道路不断批评凯恩斯的观点,出现了供给学派,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所以在学习宏观经济学时如果能够搞清楚某个经济学家或者某个经济理论的所属学派,那么学习起来就简单多了,而且一个主义下各个学派往往是一脉相承,理论是一步步接下来的,所以弄清经济学说史非常有助于学习经济学。此外经济学说史对经济学来说是最好的实验室。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化学,无法在可控的条件进行反复实验,或因代价太大,或因条件不足,或因无法控制变量。这时历史上的经济事件就是最好的实验了,经济学家可以考察历史上的一系列相同事件从而分析得出结论。”
张雨晴同学的发言认识深刻，观点鲜明，思路清楚，表达流畅。真的了不起。这样的好学生谁会不喜欢呢？
最后，我想讲一个问题，与张五常所讲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有关。从科斯的“交易费用”说起。
“科斯原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商业。没有系统学习过经济学也许是种幸运或者优势，这意味着他受到的约束可能会更少一些。上学期间科斯得到一笔奖学金可以到美国游学。那时候，美国企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新闻界都在讨论。通用公司生产整车，菲舍公司生产车桥。它们签订了合同，菲舍的车桥专供通用；它们之间以成本加成方式定价。因为通用对菲舍车桥的依赖，因为车桥运输成本对整车价格的影响，通用要求菲舍将厂房搬到距离通用组装车间较近的地方。但这样做是不符合菲舍的利益的。在成本加成定价模式下，运输成本上升对菲舍是有利的。两家公司之间反复磋商，反复协调，没有结果。最后，通用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了对菲舍购并。由两家公司合并为一家，这就是企业的形成。按照科斯的解释，企业形成的关键是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
“威廉姆森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菲舍与通用签订车桥供应合同之后，购买了专门设备，或者说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专门为通用公司生产车桥。专用性投资就意味着关系人之间依赖性的增强，菲舍依赖通用的需求，通用依赖菲舍的供给。正常供求关系下可能一切都会顺利，但如果市场关系改变，则机会主义可能被激发并强化。比如，如果市场对车桥的需求增加，供给不足，菲舍就可能要求提价，威胁限购；如果市场需求减少，供给过剩，通用就可能要求降价，威胁另谋供应来源。这样利用专用性投资带来的依赖性而实施机会主义，叫做‘敲竹杠’。美国现在对我们所做的，就是‘敲竹杠’。不过它这是狗急跳墙，实际上市场机会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美国如此背信弃义只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威廉姆森的这一解释叫做资产专用性理论，实际上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的一个发展。”
“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想要说明的是，有价值有影响的经济思想或者经济理论，归根结底来自实践。通用并购菲舍这个真实的案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发展出不同的理论。这就是实践的魅力。我之所以一直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研究偏离现实越来越远了，甚至完全失去了问题意识。我们的很多研究，完全没有问题。不是从实践或者理论中发现问题，然后进行探索，而是只为使用某个工具，某个模型，某个方法而瞎捣鼓。研究的起点不是问题，而是模型，数据，检验等等。这样的研究是空洞的，乏味的，没有内容的。比如，很多的研究论文，只是为了证明某个无须证明的东西，显而易见的东西，别人证明过很多次的东西。这样的研究，只是证明研究者掌握了某个工具，能够使用某个模型而已，既没有实践意义，也没有理论价值 。这样的研究，是最糟糕的研究，本质上谈不上什么研究。”
我还想说的是，经济学的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都在讲自己时代的故事。斯密讲了产业革命背景下英国的故事，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讲了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故事；他们基于各国经济实践的故事很生动，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变迁，取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及社会成就，我们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讲，而且可以讲得很生动，很精彩。可是，我们太多的经济学研究罔顾中国成功的实践，只是跟在西方经济学家后面，捡起别人已经抛弃的陈词滥调，搞些不着边际的“研究”，这样做毫无意义。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效率，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热衷于干些没有效率的事情。我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关注真问题，做有内容，有价值的研究。
“最后做个小结，谈点希望。在大家的努力和配合下，一个学期的工作顺利结束了。我对自己这个学期的工作，总的来说还比较满意。虽然受到时间的约束，我想跟大家交流的内容还是基本上完成了。我最大的收获，还是看到了大家的成长。我确实是看到了大家的变化。大家知识的增长，眼界的扩展，兴趣的增强，都是可以观察到的。当然也有遗憾。如果多安排几次刚才这样的讨论课，大家的收获可能会更大一些；多跟大家交流交流，我可能会记下更多同学的姓名。这个学期的教学中，我对大家要求最大的，还是多读书，读好书。阅读是我们成长最好的推动力量，阅读也是年轻时候最好的投资。无论大家将来是做学问还是做实际工作，希望大家不要放弃阅读，不要放弃思考。希望大家通过阅读和思考更快更好地成长，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国家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