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公共卫生，尤其是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无疑是公共政策的重中之重。而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历来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我们知道，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无疑又是效用函数。人们对衣食住行等商品或物品的消费，都会产生效用。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人们总是在面临预算等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调整商品的消费结构，从而谋求效用最大化。事实上，不独衣食住行等会产生效用，教育、安全、健康也会产生效用。也正是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就将健康卫生看作商品的一种，把它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从而为卫生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阿罗只是分析了卫生服务的一般特点，而并没有将传染病纳入其研究的范畴。遗憾的是，传染病的防控，却有着不同于其它卫生服务的特征。

最为典型的特点在于，相比于一般卫生服务，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和消亡等，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例如，人们，甚至包括专业人员，对新发传染病都存在着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这就是信息的不完全。这种不完全，决定了人们往往在短期内，很难认识到疾病的致病机理（譬如曾于14世纪引发欧洲黑死病的鼠疫杆菌，直到1894年方被发现），也很难认识到其传播的路径，更不要说后果。

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传染病的防控，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可能引起的后果，也具有不确定性。很多时候，人们可能反应过度。譬如，2009年3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先后发生人感染甲型H1N1病毒，其传染源主要为病猪和携带病毒的猪，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人也被证实可以传播病毒。为了防止该病蔓延，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最后证明，当时各国政府和民众，都有反应过度的嫌疑，进而造成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浪费，资源的错配，进而造成对国家生活生产的干扰。

但更多时候，则表现为反应不足，及由此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正如黑死病所表明的，有些传染性疾病，在反应不足的情况下，其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在黑死病这场公共卫生事件中，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而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非佛罗伦萨莫属，该城80%的人受传染病感染而死掉。据不完全统计，仅于1348年—1350年的三年时间里，这块大陆就有近3千万人，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如果再算上以后300年里，数次鼠疫暴发，欧洲有近一半人因黑死病丧生，全球有近3亿人失去生命。

这种不确定已经让问题足够复杂，但遗憾的是，个体理性，却让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按照微观的集合，就是宏观这一逻辑推论，那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集，就必然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实却恰好相反。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它最早由萨缪尔森提出。在他编著的《经济学》一书里，他是这样写的：“由于某一原因而对个体来说是正确的，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就是合成推理的谬误。”换言之就是：就个体而言是对的东西，但在整体上并不总是对的。在公共卫生领域上就表现的尤其突出。

首先来看看市民方面。以这次“武汉肺炎”为例，从传染病的防控来看，例如疫区人民减少出行，尤其是向疫区以外移动，将会减少疾病传播的危险，从而增加社会的福利。但从武汉市民个人角度看，呆在被封城的武汉，对自己并没有任何益处。首先会增加被传染的风险，其次由于公共交通停运、公共服务场所停业……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这时，于他们而言，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逃离疫区武汉。事实上，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

1月21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专访时表示，目前武汉市的防控重点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防止疫情蔓延，市内不扩散、市外不输出，不能因为武汉的疫情给其他的城市带来压力。为此，周市长呼吁：“原则上，我们建议外面的人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到武汉来，武汉的市民没有特殊情况也不要出武汉。这样使人员的流动量能够减少，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防控救治的压力也小一些。”而在同一天，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也呼吁，现在能不去武汉就别去，能不出就别出。

但很多人仍然选择了逃离武汉，其中不乏有人，在已经发烧的情况下，吃了退烧药，降温“逃离”。据武汉铁路官微发布的信息显示，武汉3个火车站1月22日共发送旅客29.96万人。更为重要的是，这还仅仅只是铁路方面的数据。可问题在于，新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2周。这些逃离武汉的人群中，没人能保证他们都是健康的……

宁夏公布的首例新型肺炎病人，就是这样一位逃离武汉者。在自己明知自己发热的情况下，仍然拒留武汉，而执意飞回宁夏与父母团聚。所幸的是，这位患者被及时发现，如果其体内病毒仍处于潜伏期，而在春节期间，他又频繁的与其亲朋好友广泛接触，那么他无疑就是一个病毒的传播者。

正是由于传染病的防控存在着这种外部性，从而导致了个人的最优决策，并不能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最优。这也就意味着，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出现在了公共卫生领域中。这时就需要政府予以介入。

但遗憾的是，还是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在公共卫生领域中，也会出现政府失灵。首先，政府在传染病的防控中，它将受到财力和物力的制约。除此外，政府在进行干预时，还要考虑政府体制、行政能力和各级政府目标可能不一致的情况。

在《自由、市场和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里，布坎南曾指出，“经济学家不必把他们的调查限于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买卖活动本身）。使用或多或少自然地扩大交换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家便能按照交换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他又指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等）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政治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可能有反映‘公共利益’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

譬如，在传染病初起之时，由于传染病本身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往往没有将疫情予以足够重视的动力，更不用说过度反应了。很简单，受制于信息不完全，在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表露出来之前，地方政府并不乐于将问题扩大。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本级政府的财力和物力，更事关地方的经济发展。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旦将自己所辖地区提升到疫区，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辖地区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将受到巨大冲突。

  当然，基于利己、理性原则，无论是市民的出逃，还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有意淡化问题，本身都无可厚非。但我们也需注意的是，正如上所论，个体理性可能造成整体的不理性；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可能造成国家公共卫生安全这一整体利益的严重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