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这本书在本质上是二战后期美国对将如何处置战败后的日本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科学严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逻辑地阐述了二战后矛盾的日本民族。这份研究为美国对该如何应对日本以及可否统治这个民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本文中笔者以《菊与刀》这本书为例，旨在构建一个复杂的跨文化传播环境，即有传统中国思想的人通过阅读美国人研究的关于日本人在特定时期的报告后，反观本体文化后的思考。以下将通过典型事例体现跨文化传播的语境障碍。

从怀有不成功毋宁自剖的决心的奋力斗争，到失败后的坚定不移转向和平发展道路的乖顺，可以说日本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仅仅通过战争失败这一标志性的时刻，而这“时刻”本身是主观的，也是虚拟的，却能使一整个民族的行为集体转变，或许是因为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基于某种本质没变的集体信仰，例如书中写道：“每个人时刻都不要忘记日本彻底地失败了”。同为高语境社会，但上述的这种信仰在中国人中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即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一次失败是不能称之为彻底失败的，反击与伺机反击才是面对失败最大的“忠与义”，尤其是在爱国主义情结混合后，为国捐躯的信念将是中国人反抗的主要原因。对于有美国文化背景的作者，她提出：西方人认为这种转变是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心怀疑虑。最终美国人发现，日本人面对失败不进行复仇的原因是没有受到“侮辱”，这点在美国的文化中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首先在他们的观点中失败即侮辱，其次人权的侵犯和独立人格的限制将是美国人反抗的主要原因。（这里仅表达《菊与刀》书中的思想，刻板成分以及历史原因不细究）

所以从“书”这个载体，由于分析人的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析角度的不同是不可避免地，通过上述面对失败，中国、日本、美国文化的不同应对方式，可以体现跨文化交流的巨大鸿沟。

        面对世界全球性交往日益密切，文明、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跨文化传播困难的典型原因日渐显著，在于其文化语境的不同。文化语境最早被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并解释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可以区分成语言性语境和社会性语境。其定义为“通过语境，及语言的文化背景、情绪景象、时空环境等的介入, 一方面使多义的语言符号趋向单义, 另一方面又使语言符号节外生枝, 增生出语境意义。一是文化习俗，二是社会规范。”跨文化传播学学者多德提出的文化体系要素模型将文化分为文化内核成分、文化外化成分和文化内在体系三个层次,其中文化的内核层主要由历史、身份、信仰、价值观、世界观五个部分组成。邓肯·米歇尔编的《社会学辞典》把文化说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艺术形式、宗教、文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物质组织，技术水平等。对文化的定义，如今还没有一个不可争辩的权威。可对于文化，似乎可以认为是导致语境不同的根本原因。

为了解不同文化，首先需要具备完整且成系统的世界史观，比如，为形成体系的西方价值观，通过研究法律的进程侧面反映出历史的变迁，被动排除了历史进程中由于机缘巧合而产生的阻碍研究的干扰因子。民族基因与民族法治互为因果，但这种通过法律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还只是笔者的概念阶段，具体实施中，如何形成彻底的世界史观还有待改善。

经济发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跨文化鸿沟的深度。这里的经济发达程度不是指同一民族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而是指相较于其他文化，该民族的经济水平。例如古坟时代后的600年里，推古朝“遣隋使”成行，日本向中国的全面外交，全面学习带给日本由科技进步引领的经济发展。又例如中国近代公派赴日本的一批留学生，例如蔡锷，他将活跃的外国军事思想和知识理论带回国内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这就是弥合经济程度影响的文化差异的方式，但这种现象的产生，也反面说明了这种原因的影响。

民族的研究和上述观点是并列的，同样也是相融的，例如中国法律禁止仇杀，可“替父报仇”一类罪行不仅常能赢得社会称赞，有时还能免除处罚，甚至得到统治者的褒奖。这是因为“孝”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是高于法律的，将这种观念延伸，为“忠”而违“法”的例子为不鲜发生。这就是民族特性，往往是依托于“法”的存在，但有时却可以高于“法”。可以归纳为，法治与宗教相碰撞时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本性。

所以上述强调的为有联系的各部分，为了把各部分整体化，还需要回归“文化”本身，也就是将历史、经济、民族融会贯通，才可以从中看出该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基因”。

相对于文化，以及能够衍生出不同文化需考量的历史、经济、民族这种会绵延周期性存在的原因，“时期”作为一个永恒的变量，笔者认为其为跨文化传播中的非典型原因。首先需要明确本文中的“时期”侧重于其生物学、心理学名词的含义，例如“青春期”，“幼儿期”，“更年期”，对于某一个人而言，特定时期只会产生一次，且不同特定时期的影响意义完全不同。这种“时期”指的是特定时期，特殊时间背景，例如《菊与刀》中为二战前后，在某个民族进程中不会重复的时间点。这个变量不同于典型原因，因为对于某个文化，时期这个变量不是普遍性的，且由于时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也存在差异，这是笔者把时期归纳为非典型原因的理由。

跨文化传播核心在于交流，只有互通下才能起到交流的目的。“交流”是解释性的更创造性的，能开阔、发展各自的传统，有助于不同思想超越各自的文化藩篱，实现多样文明及其文化传统的同一性，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共同进步，达获普遍真理的格局。交融往往是很艰涩的，在于存在强者吞并弱者思想的可能性，而改变历史的“战争”也是交融的一种极端可能性。所以，为了兼容式交融，和平地交流，互助式学习，了解跨文化传播困难的成因，犹如把握住解决问题的痛点，成为了这门学科所以重要的关键点，更是这门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

这里仅为一些琐碎杂谈，不作为严谨观点。只想表达一点思考，希望能提供一点新的想法。

2020年12月18日

梁鑫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