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时守位，审势笃行
——论中医药在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中的时代作为
陶国水
仝小林院士在武昌开展“大锅熬药”，协定方基础上加减，既体现疫病发病的群体趋同性特点，又体现了中医“三因制宜”、辨证论治的个性化诊疗特色。方舱医院里开展的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中医功法，给饱受疫情压抑的氛围带来一丝生机。《黄帝内经》“告之以其败，与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的情志疗法，有效缓解病人紧张、焦虑情绪，让疫情阴霾下的患者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笔者这次参与无锡市中医药防治新冠疫情深有体会，中医药在改善患者发热、咳嗽、乏力、纳差等临床症状，促进核酸转阴，截断轻症向重症、危重症发展，以及中西医协同救治危重病症方面优势明显。此外，针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一线抗疫人员等高危人群，结合时令运气养生调体，配制防疫处方、佩戴避疫香囊，可以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
实践证明，中西医合作可以最大发挥我国卫生医疗优势特色。
传承中医药悠久辉煌的抗疫历史
中医抗疫，传承了数千年的民族智慧。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不断与疫病作斗争的抗疫史。早在中医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已把疫病分为五类，并对疫病的传染性做了描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同时指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以及“避其毒气”等预防措施。更具特色的是《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对疫病的发生、流行有着独创的预测预警体系。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序言中所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形象描述了当时疫病流行的情况，其创立的“六经辨证”体系，以及百余首“经方”，方小效宏，影响深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 “清肺排毒汤”，主要由《伤寒论》中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橘枳姜汤等方剂优化组合而成，该方的确切疗效已经临床证实。
我们根据中医五运六气理论及实际气象因子，判定本次新冠肺炎病机特点为，内有伏燥，外有寒湿，选用唐代《千金方》所载葳蕤汤加减，收效亦佳。
历代中医药抗疫经验，在不断争鸣中发展、成熟，明清时期是中医疫病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医家对疫病的病因、传变规律、治则用药以及疫后康复进行了系统探索，在江南地区形成的温病学派是推动中医疫病学发展的主力军，形成了“戾气致疫”“邪伏膜原”“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学说。产生了《瘟疫论》《瘟疫论补注》《广瘟疫论》《伤寒温疫条辨》《松峰说疫》《外感温热病篇》《温热经纬》《温病条辨》等一批论疫专著。
实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抗疫新贡献
尽管中医药抗疫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但是在现代医学主导的现状下，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中始终处于辅助地位。我们需要正视这种客观现状。这里面有中医药自身因素，譬如，缺乏较完备的中医传染病学科体系，经验化的诊疗方案、有效方剂缺乏系统研究，无法拿出足够的、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与现代医学对话。
其次，相关部门缺乏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的自信，对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重视程度不够的情况，在医疗体系中，西医与中医比重失调，在传染病防治领域更是以西医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于1989年颁布实施，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该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尽管中医药在流行性出血热、SARS等传染性疾病治疗中的优势已然呈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关于中医药的论述只有第八条中提及，即 “国家发展现代医学和中医药等传统医学，支持和鼓励开展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研究，提高传染病防治的科学技术水平。”
种种原因导致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尤其是新突发传染病的优势特色一定程度上得不到发挥，中医药在外感时病中“不必尽剂”的强项，逐渐蜕化为百姓心中专擅调理的“慢郎中”。
习近平总书记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3月10日习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再次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要着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易传·系辞下》说：“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经过这次新冠疫情的实战，中医药在重大疫病防治中的优势再次被世界关注。作为中医药人，我们不能停留在回味历史中，应尊时守位，审势笃行，更要“与时偕行”，扬帆新征程，力争深度融入公卫应急管理体系，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中找回位置，以便最大程度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实现中医药在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中的时代作为，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1、有利于弘扬大医精诚仁爱奉献的中华医魂
“医乃仁术”，唐代医家孙思邈所倡导“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的大医精诚精神，在此次医务人员“逆行”救援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凸显了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等核心思想理念，与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等中华传统美德。这种大医精诚的中华医魂，对于弘扬高尚医德医风，提升医务人员正气，打造一支不畏险阻，能打仗、打胜战的高素质抗疫队伍，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2、有利于彰显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存理念
“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尤为重要。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
“天人合一”观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重要特质。2017年01月18日习主席在日内瓦“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2019年5月15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提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中医学既是科学，也是文化，但其自然科学属性是无可替代的，文化的基础也是真实世界的反映，但文化可以引领我们更好地接近真实世界。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以《黄帝内经》为基本框架的中医药体系，继承了炎黄文化最核心的内容。《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医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精粹，也是当前中医药学“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的核心内容，对提升中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有利于凸显中医药预测预警的古老“绝活”
中医药防治疫病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对疫病发生的预测预警。《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学说对疫病发生流行做了详细的论述，如《六元正纪大论》篇记载了不同干支纪年中容易出现疫病的时段，“辰戌之岁，初之气，温病乃作。 卯酉之岁，终之气，其病温。 寅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 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子午之岁，五之气，其病温。 巳亥之岁，终之气，其病温厉。”此外《素问遗篇》中还有“三年化疫”理论的阐述。
早在SARS期间龙砂医学流派顾植山教授就对疫情做过较准确的预测，当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成了专项资助，后来科技部“十一五”“十二五”重大专项也将预测预警作为子课题立项资助，当时有中医学、流行病学、统计学、计算机、科技史等多学科专家合作，课题期间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惜乎“十三五”期间未能再继续该项目。
4、有利于发挥世界疫病防治体系中国智慧
在疫病治疗上，中医重视“非时之气”的影响，强调“必先岁气、勿伐天和”，注重自然气候变化规律的影响，清代一些医家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余霖《疫疹一得》中记载的清瘟败毒饮，针对“火”的发病因素，重用大黄、石膏，叶天士认为“时毒厉气，必应司天”，根据雍正癸丑大疫特点创立甘露消毒丹，这些方剂都是流传甚广的治疫名方。
此外，现代著名老中医蒲辅周也十分注重五运六气理论， 1956年蒲老奉调来京，适逢北京乙脑流行，他在文章中记载：秋后北京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疫情严重，卫生部指示我院组成工作组，前往协助做技术指导，抢救重病。流行性乙型脑炎本是嗜神经病，用1955年石家庄的经验，何以疗效不高？ 因北京今年长夏多雨，证型偏湿，必须在石家庄的经验上灵活变通，以湿温兼伏暑治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疗效显著。《内经》云“必先岁气”，这是治流行病最重要的指示。
陈可冀院士曾在《龙砂医学丛书》序言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我初学中医，听蒲辅周老先生结合临床实际讲解吴鞠通《温病条辨》和王孟英《温热经纬》，他非常细腻讲解历时久远的“运气学说”，讲述五运主病和六气为病。当时因为我刚从西医转而初学中医，听了并不能很好理解。年岁大了，临床医疗经历多了，现在回想，季节寒暑昼夜等对人体及疾病的影响，体现了“天人相应”的道理。这门学说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正视短板、审势笃行、有“位”更有为
这次新冠疫情也是对中医药的一次实战演练，是挑战也是机遇。针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的，中西医并重方针仍需全面落实，遵循中医药规律的治理体系亟待健全，中医药传承不足、创新不够、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要抓紧落实。结合本次疫情防治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1. 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给中医药以“位”
要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的“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首先要从法律上、制度上给中医药第一时间、全面参与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以保障，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新突发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条件成熟时，建议设立国家中医药传染性疾病（疫病）防治专门机构，其主要任务“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特色，运用传统中医防疫、治疫理论，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挖掘中医在疫病防治方面的规律、特色，构建疫情预测预警长效机制，为国家防疫提供第一时间决策参考。
2. 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必须保持中医药的本色。近百年来，随着西风东渐，中华文化的缺失，中医药也变的“失魂落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辨证论治等中医基本理论，蕴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医药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中孕育、产生、发展的，其自带中华文化基因，只有让中医药永远姓“中”，才能发展不偏离轨道，才能避免中医药行业内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学术异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的现象。
遵循中医药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根本出路。不能“拉郎配”，搞“混搭”，更不可“炒剩饭”、“穿新鞋走老路”。守正不是守旧、更不是固步自封，自得其乐，马一浮先生在《皇汉医学》序中说的好“学无古今，不可以自锢；学无内外，不可以自碍；学无终穷，不可以自封”。创新，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要善于向古人借智慧，在汲取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吸取现代科技手段为我所用。只有守正的传承，进而在正本清源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才能健康发展。
3．加强中医传染病学科建设，夯实中医防疫队伍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作为公共卫生三大体系之一，相对滞后于医疗救治体系，特别是中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在科学研究、学科发展目标、学科方向等方面还处于思路不清、着力点模糊的状态。应抓紧梳理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的思维、方法、技术优势，更要清晰认识到不足与短板，扬长避短，从学科体系发展角度作长远谋划，以项目为抓手，分步实施，把握好控制性节点工作。针对中医药在疫病预测方面的优势，组建相对稳固的团队，集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形成常态化工作，适时动态预警，构建中医疫病预测预警体系。
其次，要推进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医院建设、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建设，培养符合中医思维的传染病防治人才，要掌握中西医两套系统并且做到两手硬，而不是两个“半瓶子醋”，西医不精，中医不深。
4.加大科研倾斜力度，给中医药 “作为”注力
扶持中医药人员或中西医结合人员，遵循中医科研思路，深入挖掘中医疫病诊治规律，尤其是加大中医预测预警方面的特色优势发挥，既往的五运六气预测突出了自然气化因素，但对社会、经济、人口个体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关注度不够，尤其是涉及大范围、多因素的动态研究，不仅要注重运气因子间的组合序位及相互关系，还要注意采用多因子综合和从动态变化进行分析，这一点恰恰是传染性疾病预测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难题，科研主管部门通过设立相关专项予以定向攻关。同时，注重对疗效确切的经典名方的药理机制研究与二次开发，以及中医预防、消毒干预措施，如辟疫香囊的研发、结合现代科研方法阐述其作用机制，注重实效，以便在可能出现的疫情时，第一时间拿出具有可靠疗效的中医方案供各地参照执行。
5、加强交叉学科研究，发挥中医调“心”优势。
重大突发事件会给民众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并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一些人心理状态的稳定与平衡被破坏，在一定范围人群中甚至医务人员自身，也出现了焦虑、恐慌、无助、抑郁等心理问题，心理危机干预成为与生命救援和物资援助并列的重要方式。中医学历来注重情致致病因素，《黄帝内经》就有 “告之以其败，与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的情志疏导法。未来应在中医学思想指导下，吸取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结合中医“形神合一论”“五脏情志论”等学术观点，发挥中医“身心同治”特色优势，探索中医药在突发事件前的危机心理预防机制、突发事件中的心理应急干预机制和突发事件后的持续心理救助机制。
6.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筑牢公卫“桥头堡”
基层、社区是三级预防体系中的“桥头堡”，在网格化管理的公卫体系中，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对于重大传染病防控中能否及时发现疫情、切断源头、第一时间中医药参与至关重要。目前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薄弱是客观存在的，要着力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尤其是公卫体系中重视中医药人才培养，对家庭签约医生、社区全科医生的中医药知识培训落到实处，特别要注重对他们的中医药防疫知识培训。一旦遇到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层、社区医务人员稍加培训，便可堪当大用。譬如仝小林院士探索的社区中医药防疫“武昌模式”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实现由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时代，坚持中西医并重、优势互补，重视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守“位”作为，在国际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一定能充分发挥我国卫生医疗优势特色，贡献中国方案，彰显中国风范、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