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严复说他是三十年老天津
严孝潜
严复说他是“卅年老天津”，但在他的一首诗句中，又有“鼹饮津沽水，燕居二十春”之说，一个“卅年”，一个“二十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1876年夏天，严复应李鸿章招聘，第一次来到天津，准备接收驾驶我国第一次向英商订购的炮船，但由於炮船未按期到津，且当时选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分赴法、英留学的学习驾驶的学生名额不足，于是，时在天津的严复，被李鸿章批准补额出国学习，只在天津逗留了近两个月。在1877年3月，严复隨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出洋学生，启程经香港去英国的海军学院学习。
1879年，由於福州船政学堂师资紧缺，严复被提前调回国内，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严复又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教务长），时年才26岁。这是严复第二次到天津，这一来，一呆就是二十年，从1880年到1900年，严复一直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工作生活了二十个年头。
从1880年到1900年的二十年间，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培养了六届125名驾驶班畢业生和六届85名管轮班畢业生，共210人。这些畢业生大部份成为海军界栋梁，许多人在甲午海战中阵亡，还有一些人，在其它领域也成绩卓著，如前民国总统黎元洪，前海军次长谢葆璋（我国著名女作家谢冰心之父）、刘传纹，前交通总长吴毓麟，著名翻译家伍光健，前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邵廉，前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正如王允指评论严复说：“综在闽二年，北洋二十年，成就海军人才众多”。这些人中，黎元洪、张伯岺、王邵廉、吴毓麟以及前天津海河工程局提调刘秉镛、造船专家王开治、以及创办天津普育女子学堂，主持《醒俗报》，鼓吹维新的温世霖等等，还都是天津人氏。
严复在1880年来津时没带家眷，直到1883年前后，才将其母亲、妻子以及大儿子由福州接到天津共同生活。由於严复是“归国留学生”，不是科举出身，没有功名，按当时清政府规定，要具有“道员”功名，才能选任学堂总办（校长）。严复于是在1885年回闽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后在1888年参加了北京顺天乡试，1889年3月又参加了光绪皇帝亲政的恩科会试，三次都没考中，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严复只好在1889年“报捐同知，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才升任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第二年1890年提升为总办，一直到1900年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十年。
严复虽然在1892年又被海军保荐“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但这仍不是正式功名，虽名为“总办”却“不予机要，奉职而己”。所以在1893年，他再次回福迠参加癸己乡试。希望能博得一第，变为科举出身，但遗撼的是第四次科考又告败北。这是严复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他对腐败的科场绝望了，从此放弃了走科举之路，决心不再向往官场。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的炮声使严复从梦中惊醒，他由热心科埸，求取个人的前途，转而关注国家命运，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他目睹西方列强疯狂瓜分中国的现实，深感国难当头。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了《论世 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政论性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向西方学习，努力救国图存，深刻揭示中国贫弱衰败的症结所在。使天津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个抨击专制统冶，反对封建文化，宣传资产阶级西学，宣传维新变法的前沿阵地。
1896年夏天，严复开始翻译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未数月而脱稿”，这时刚好保定莲池书院的吴汝纶，“过津来访，读而奇之”，他回保定后，写信给严复称赞“尊译《天演论》，名理绎络，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此海内奇作也。脱稿在迩，先睹为快”。在这年9月，严复写信给梁启超，对梁在上海主笔的《时务报》大加赞杨和肯定，并汇寄一百元银票赞助《时务报》。
为了宣传维新思想，严复在1897年10月，与友人在天津合办《国闻报》，这是天津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办的报馆，设在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面，《国闻报》的许多社论都是由严复撰写的，严复在《国闻报》上共发表《拟上皇帝书》等28篇文章，但都不署名。与梁启超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构成南北呼应之势，被誉为当时南北维新变法舆论的“两颗明星”，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南北两大舆论阵地。
《天演论》在1898年夏天，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正式出版发行。它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奌，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起到石破天惊，振聋发馈的作用，对以后的辛亥革命以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使天津成为当时先进文化中心。
《天演论》的公开出版，很快轰动全国，使严复一举成名。他的文字精美，内容丰富，思想新颖，深受知识份子的喜爱。不但维新志士赞不绝口，就连青年学生也爱不释手，当时，青年鲁迅1898年到南京求学，购买了一本《天演论》，被其中的新鮮内容所吸引，不顧一位本家老辈的反对，只要“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1898年戉戉变法以后，严复就一直致力于翻译《原富》、《法意》、《名学》等西方学术名著，第一次此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它使近代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找真理的活动达到了一个嶄新的阶段。严复在翻译过程中，结合他的翻译实践，首先提出了“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直到今天仍为我国翻译界所推崇。
严复的诗作：“鼹饮津沽水，燕居二十春”，指的就是这段从1880年到1900年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时间。
1901年4月，严复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的邀请，只身由沪来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到任后他发现局中事都由洋人把持，他的华人“总办”一职，形同虚设，只是空头总办而己。於是在1902年春，严复就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直到1904年辞职返沪。
1905年，严复又应天津张翼之请，伴隨去英国伦敦，交涉开平矿务局矿权事务。在伦敦严复会见了孙中山，孫中山称：“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因与张翼意见不同，严复先行回国，又途经法国、瑞士、罗马、热那亚等地进行了考察。回上海后，帮助马相伯创办上海复旦公学。
1907年9月，严复去北京参加考试留学生工作，
1908年8月，严复再一次来天津，这次是应直隶总督杨士骧之聘，到天津充任“新政顧问官”。从1876年严复第一次来津，到1908年严复再次来津任职，时隔30多年，心中极为感概，所以严复发出：“吾系卅年老天津”之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