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集团公司党委（并上呈中组部、政法委、国资委、退役军人事务部）：
此公开信不是举报信。本人冤案已经走过全部司法程序，输赢问题早就放下了。此信面对全过程民主国家，其中深含哲学唯物史观的思考和建议，也是为了中国共产党在下一个百年的“赶考路上”能有效解决传统法治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更好地维护人格尊严、党性尊严、法治尊严和国家决策地位尊严。
《退役军人保障法》发布一年多了，国资委所属东风集团公司组织人事机构伪造本人低职级档案及所造成的系列冤案没有平复。东风集团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成了“钉子户”。伪造档案毁了他人一生前途，认个错很难吗？
2013年以来，当本人在法庭上见到1988年转业后的职级档案系伪造后，先向公司党委申诉，不理会，再诉诸法律。一共经历15次仲裁、初审、二审、省高院再审、市检察院受申，都认为本人1996年与东风集团所属报社签过劳动合同（2008年以前《劳动法》未规定劳动合同要写明工资职级），只因这份有重大隐瞒的合同证据，各级司法机关和被告坚持认定以“东风集团公司”为被告不合格，除何义林2018年主审的二审“驳回重审”外，其余均是同一判决。
十多年来，“钉子户”为了死死咬住劳动关系而脱责，庭外针对本人的毁誉不厌其烦，且毁誉说辞没有一项拿到法庭对质。及至后来，董力、吴建铭二法官甚至把我看成“混球”一个，只允在法庭上有问必答，不许自主提问。愚蠢的吴法官竟在法庭上提出最愚蠢一问：“你说说你跟习近平有啥关系？”其对国家领导人的轻慢不可忍！对我的人格侮辱不可忍！于是当庭怒斥法官，闹得庭审几乎瘫痪。我知道这句话源于2014年我公开说过：“东风集团组织人事在对待职工权益问题上历来只看背景和靠山，我的靠山是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我相信他们制定的军转政策没有人敢肆意践踏。”就是这句话被故意造谣成另一句话。【2019】鄂01民终字4997号案庭审瘫痪后，合议庭有人建议我提出申请让吴某回避，我沉默，倒要看看出现如此重大政治事故，中院党委如何自查自纠？结果居然无自查自纠！司法队伍全部埋头在司法程序和证据上，失去了方向感？或者，是法官们都很“单纯”？没想到被告方有人敌视原告，没想到省部级机构也有谎言和故意陷害抹黑言论？为何法官庭外调查竟不折不扣采信单方诋毁说辞？
如今，中下层党员干部中不少人学会了境外传入体制内的“党争才干”，这类“才干”不是特别能战斗，而是特别“能扯”。原本明显的是非问题，能被他们扯得迷雾笼罩，让党委、让上级、让所有正直的人都无所适从。细数起来，围绕着掩盖伪造本人低职级档案的违纪责任问题，在东风内外先后扯出了30多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这里，仅列举其中一个，敬请各级考量一下：面对那些具备“党争才干”的不实事求是的干部，我们各级组织想不官僚主义有多难！
“胡志平转业到东风公司不是组织安置，是个人行为。即便安置不合理，也应该自负其责。”转业是个人行为？我们看看究竟是谁“无党无纪”。
1，入职东风前本人在兰州军区政治部报社工作。兰州军区原是十一个大军区之一，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是国务院“军转办”和中央军委授权的军转干部计划编制职能部门。凡被它列入转干名单的均属于国家计划分配的干部。
2，1987年底所在报社报批本人1988年转业的领导人，是万泰平（社长）和李万良（副社长）不是我的处长黄勤信。处长惜骨干流失不同意。而在10多年后，东风组织人事“某”从黄勤信好友（武汉某军转干部）那里听到了黄的一句惋惜：“让他不转业他自己偏要走”，便认定我转业是“自主行为”。
3，大军区机关干部转业都以自愿为前提经组织安置。为什么要转业？因为当时东风是改革先锋，为了跻身改革洪流获得人生更好的“成就感”。其次，1985年启动百万大裁军，十一大军区中的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万泰平等社长、副社长、处长共四人赴任兰州军区报社。下面就议论：这边处长后继无人。我当时是骨干，除完成日常编辑任务另担当本报评论员主笔，已开始执写社论。原兰州这边干部不希望我转业。但我在兰州军区空军采写千里共建长篇时两次夜间在招待所晕倒，自知报社此后人事风口浪尖的压力我扛不起，认为兰州这边弱下去反而更稳定。1987年底跟万有约：我转业只到二汽（东风公司）。
4，1988年4月在十堰市张湾二汽总部办公楼把砖头厚一本作品剪贴交给二汽总厂主管人事的李树兴副厂长阅示，他欣然批条交给秘书郑红：同意接收。那时二汽人才困乏，每年要花数百万元自费培养大专生。5月，估计兰州军区档案到达武汉，即赴汉联系调档。二汽组织部科长顾春水在省军区招待所接代我并同意接收档案。6月，在十堰市却听说本人档案被交给驻十堰市郧阳地区专署人事局。我立即把不能妥善安置的情况告知万泰平。万社长把情况反映给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很快，兰州军区驻湖北军转移交组组长邓盛国接到了指令。
5，军队驻省会城市移交组长是不能擅自离开省会的，如果离开便有组织指令。我的安置是邓盛国（第十九集团军某师师长）亲临十堰市张湾二汽总部当着顾春水的面完成档案移交签字的。之前也亲眼看到邓拿着省军转办的调档令从郧阳专署提走档案。那位女同志看着调档令说了句牢骚话。之后，便是二汽组织部“现管”顾春水的事了。他告诉我他住在哪里，让我等候入职通知书。未料，从6月等到7月33名军转干部入职仪式都一起参加了仍没见到通知书。我不解风情，再者，从高级机关下来不惧有接收阻碍。10月他才签发入职通知。
6，当时国家安置政策规定：军转干部宜安置在妻子所在城市（本人妻子在十堰市郧阳医学院），并无区别这个城市哪个单位是市管、专署管、二汽管的分管定位。可到了后来，眼看问题要暴露了，不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钉子户”就扯出所谓“自主择业”问题，把本人划进这个定性。法院法官不了解“军转史”。百万大裁军期间军转干部全部是国家计划分配，那时没有自主择业。如果本人1988年属自主择业，那就是东风组织部管制中央军委国务院的法规。
7，“钉子户”在庭外向法院诉说：军队移交组组长直接到东风办理移交手续并不符合依法办事，国有企业属国务院领导，军队无权干涉。但是，我们查阅国发【1988】68号文件，上面却很明确写着一句：在面临安置工作遇到困难时，“军队移交组主动到相关单位为军转干部接洽安置工作，取得宝贵经验。”1988年是百万大裁军最后一年，有7万多军转干部未安置，相当于两个集团军的数目，这个特殊年份在今天看来是个天文数字。国企可否置之度外？兰州军区的邓盛国师长是1988年曾被邀请在全国军转工作交流大会上介绍过经验的典型。
8，即便上述理由你都不服，那国发【1989】52号文更有死规定：1988年及以前被批准转业或批准后滞后安置的军转干部，都没有参加适应军衔制改革的军队薪酬制度改革，必须执行国发【1985】135号文和国家四部委有关执行135号文的细则规定，即“按职务职级（绝不是按薪改前工资水平）套改工资，按职务职级套改后，其工资不论比原来多出多少都予以承认”。而你，擅自违规用薪改前低工资数目去套二汽高工资水平，这职级档案是不是伪造？更使各级调研搞不明白的是非是：细则规定“不论高出多少都予承认”你不汇报，至今日，却告诉各级调研人员：我们给他的工资数目远远超出了退役军人平均水平！这使调研人员啧啧赞叹东风组织人事不错不错，显然是那个“混球”斤斤计较！
9，若不是伪造就无需为低职级档案严守秘密。当时就应该明明白白告诉：企业职级比照党政工资职级是多少？应该拿到的数目是多少？虽然给你降6级，你依然比你在军队拿得多，也比时下市局科级干部拿得多，你是否同意？但你没有明着干，而认为工资数可以掩盖伪造职级档案，且害怕担责又找出许多理由掩盖违规违纪。“钉子户”既自己欺骗自己，也害了别人，更玷污党性。
10，掩盖“原罪”，是东风组织人事的执拗坚守。因为错误根源一旦暴露，此后的不论是量才之错还是本人有错，其所有继发责任都须东风集团公司承担（包括主管报社的集团党委副书记李有泉趁改革之机一次拉入报社4人亲兵团伙，授意诬告信、操纵逆淘汰、违规取消受害人医保账户致下岗无医伤害，以及2002年打着“××如日中天”的幌子，要求市委市府干预十堰市中院改判胡志平上岗诉求败诉等——这些都不用举报，因为人人皆知始终无人追责）。
11，还因为错误根源一旦暴露，意味着首签和二次就业所签劳动合同有重大隐瞒；意味着本人与东风集团的有效人事关系仍然是国发【1985】135号、【1988】68号确认的国家计划分配人事关系。15万东风人完成了合同制改革，却因组织人事工作的腐败，留下一人没有合法进入合同制队伍，成了天大笑话！
12，于是，最初的一个谎言必须用后来的一百个谎言掩盖。接下来的谎言是：“我们东风是全国最早拥有自主权的企改单位。”这句话不仅蒙骗了法官，也蒙骗了所有就此调研的60后70后上级机关领导。查企业历史：198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宣布二汽“计划单列”，1994年因启动市场转轨取消“计划单列”——这10年东风改革确实率全国之先。但这10年不是体制机制转换而是企业承包放权，包括：成本指标定额承包、利润指标定额承包、员工工资实行“年度总额承包”。成本降低或利润超额，可按比例上浮工资总额分给职工。需要明确：在此10年间，国务院主管部门绝无授权东风可以自主军转干部工资职级安置。二汽1993年挂牌“东风公司”，2003年才完成政企合一体制转轨（剥离了各专业厂和报社等机关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工资分配关系）。直到2021年上半年，东风仍然是按职务职级分配。可查到的1993年以前国务院工资授权只有“工资总额承包”。而且规定军转干部工资由国家计划委单列国企成本，不影响企业利润完成。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还要欺侮军转干部？是痛恨他们有献身国防经历？
在我的手中，有一份不完整的由东风集团公司人事部秘制并签章的本人职级档案复印件。由于找不到相关资历人职级档案证据比照，加上东风自创的“东风职级”是倒置数码序列，我研究这份档案8年多不能完全吃透每个年度。但有几个记录节点很清楚：1998年记载的岗位职务“主任记者”，记录对应职级是东风24级（副处，显示比上年跳四级对应）；1989年记载岗位职务是“中级”，职级却是东风16级，1993年17级，1995年跳至19级——这个“19级”存在两个疑问：其一，查证它是东风36个职级序列中“副主任科员”门槛级也是晋“副科长”22级的最低选拔资格级别，而本人自1987年在军队晋升副营职和行政21级后，到1995年已历时8年（2000年以前的东风职级差之间只设置了三档工资，副处以下每档8元差额，两年晋一档。请问：从1987年到1995年，应该晋档晋级多少？）。其二，本人入职二汽时全国各地包括东风并无“副主任科员”职务设置，依照国发【1988】68号文所附转业套改对照表，应套改副科长二档；把后来的职务设置加在我身上，是许我出生两次？你是我“再生父母”对吧？请东风组织人事就这一职级不要再糊弄上级称副营职套改副主任科员没错。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公司法》颁布后，东风报社“一把手”靳启恕公开讲过一句话：“改革先是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后来看不行了又搞承包，又不行了再搞公司制，我看你共产党下一步还怎么走得下去？”那时的东风，很大一部分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从骨子里已经不认共产党的那套理论和实践了。
2008年，我曾听有人传谣：在×××办公密室里有一副插满了“占领”标识的政治蓝图，其中包括东风组织人事。我认为完全无稽之谈！如今想起谣言，是否空穴来风？依靠法治等传统的认知手段不能再予确认是否。不过，有台湾学者讲出一句话确有“内参”价值：官场一旦充斥党争之风和党争人才，“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就会变成“不了了之”，任何党，党性间色差都会归零。
台湾“高人”的言辞振聋发聩，令人不得不再次确认：“实事求是”是传家宝。问：陈清泰、马跃、孙宏俊、苗圩、徐平、竺延风、李绍烛、杨青，上述与你们息息相关的是非，是否应该有人说点真话？能否为其拨云见日？我有信念有耐心等！而且会告诫子子孙孙坚守信念地等。我不信中国共产党的鲜艳红色会褪色为零。最后给中共中央一个建议：倡导各级坚持“底线思维”很好。但底线思维针对各级党委应该明确为“两个底线”，一是“抓自身”底线，二是“抓治国”底线。记得党的十八大以前20多年间，东风公司各级党组织在“依法治国”的旗号下基本取消了党内处分。抓自身底线，是挺在违法犯罪之前的底线；抓治国底线，才是依法治国退无可退的底线。我们看到许多党员干部所受党内处分常常在违法犯罪被抓之后。所以，此公开信不作为举报信而是“公开信”。
2021年11月12日，胡志平。
以下是附录《智慧论》后记中的一段人生经历。懂历史的法官都知道：中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入行的记者都不是“混球”，他们是国家培养、国家挑选、国家定薪的新闻工作者，其中多数是能书写历史的国之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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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988年从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正师级报社）转业到《二汽新闻》报社（处级），以大专学历、新闻中级职称、国家行政21级、副营职入职东风。二汽（东风集团）党委组织部顾春水违反国发【1988】68号和【1989】52号文明确规定“按职级套改工资”而用未参加军队薪改的低工资额套二汽高水平工资以低6级差秘密制作职级档案（从湖北社保缴费基数最早年份提取证据对比，给本人秘造的企业职级低于应届大学生入职级，而这个职级的月收又远远高于1988年营职军转干部的基本工资）。作者未料从入职东风第一天起，已沦为人生事业之路、晋升之路、奋斗之路的一颗弃子。伪造职级档案长期保密。期间，东风自创职级序列其与国家职级的对应关系是企业最高机密，企业自1984年启动的效益浮动收入又可掩盖低职级档案真实状况。此时，国务院授予东风公司的分配权很明确：工资总额包干，干部职级仍被国家掌控。
灾难性后果在之后。二汽经研所因本人撰写的长篇企业文化文章发现人才，专门到报社考察胡志平其人，却未料从总编靳启恕那里秘密了解到低职级与从业优秀资历记录比照严重不符。因档案疑问被弃而缓用最终不用。
1990年和1991年，国家人事部先后下发“人职发”4号和11号文，硬性规定军转干部在职专业技术岗的，必须优先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并落实工资待遇。当时中级职称在二汽尚少有获评资格，甚至大学毕业生都少，但凡评上中级资格均套改东风职级23级（科长）。由于本人被伪造的低职级相差6级，导致东风报社取何等态度？背后怀疑资格档案有误，丝毫不怀疑顾春水伪造低职级档案。上下联通起来隐瞒国家人事部和二汽的职称文件传达。
1997年12月，作者以突出工作业绩获得湖北省评审通过高级专业职务资格，此时职级档案更无法对应，必须在岗跳四级对档却被报社举报严重违规。这也意味着此前伪造低职级行将暴露。此时东风组织人事少数人为了掩盖历史错误选择卑劣手段，利用报社不知情促其不告知、不行文、不公开除名，因强逼本人二次就业变更为“社会招聘身份”，致十多年受尽屈辱。直到2013年12月，法庭质疑高级专业职务何无相应职聘岗位待遇？伪造的职级档案才被作者的“二次就业”单位为免责出示暴露始因。原来，职级档案早使“弃子”成定局。
东风集团党委最终发现在我身上找不到任何腐败疑点，即以晋升高级职称未参加外语考试为由，坚持不予纠错。事实上，1997年湖北省新闻职称改革委下达过7号文，明确规定：本年度职称评定中，外语不作为晋升高级职称的否决条件。有关中国国内新闻工作者学不学外语问题，早在1984年作者就有长远的人生规划。那时，我的职业偶像是：新华社内蒙分社的刘云山、辽宁日报主编范静宜、人民日报名的记者艾丰等。
那时，我已经通过了中宣部主持的全国新闻职称统一考试，决心在新闻职称上追赶那些出生于40年代30年代的偶像，设计以最年轻资格与他们共享同时代新闻职称改革。1985年我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肄业，很快，及创造条件奔赴老山战场采访，写下了职业生涯最光彩一页；次年，参加甘肃省自考委和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班考试，仅用一年时间拿到全部毕业学分，创下兰州军区政治部干部以最短时间完成大专学业的记录。1991年，也像偶像一样写出了现场好新闻作品并获得中国新闻奖……。这一切努力为了什么？都是在追赶与年龄长我的偶像们的足迹，冀与之共享同时代的改革阳光。今天的同行可以问一问：所提到的那些偶像晋升高级职称是否参加过外语考试？都没有。
自信人生200年的规划，毁于顾春水伪造的低职级绝密档案，也毁于不愿纠错的东风集团组织人事其他人。许多人听了悲剧愤而告诉：组织人事这等“下三滥”只有被挖他们祖坟、鞭尸过他们祖辈的人才干得出。我不认可。而认为在有“恨共党”价值观操弄的大背景下军人荣誉难逃一劫。
被无辜除名后，作者经历了连续两年及三次申请政企合一的东风人事部下辖的“湖北省东风公司仲裁庭”重新上岗仲裁。然期间，要么不理睬，要么无仲裁文书下达。直到2002年，“东风公司仲裁庭”才下达文书交给法院审判。此时，却未料何以要从北京著名律所请来律师，与我这个小人物打官司，难道领导不知道这家律所的境外背景？——如此大的“阵仗”，那就无法判断操弄司法的“社会大背景”究竟“大”到了何等程度！
1988年，东风组织部顾春水伪造低职级档案，此后组织部和本人履职新闻单位负责人无一人纪检顾春水更无针对顾生疑；1990年，保密职级档案差6级无法与中级职称对档，所在报社因此怀疑我的军人荣誉记录，有理由地隐瞒了国家人事部有关企事业单位落实职称待遇的文件传达；1997年，以突出业绩在岗晋升高级职称（人事部1997年12月正式下达资格文件）却导致我并不知情的保密职级档案出现跳4级对应职务的“违规操作”被举报；1999年，因确认本人与“违规操作”有关，被报社不告知、不公开、不行文除名；2000年，确认我与腐败无关，却又冒出“未参加外语考试”的不纠错理由。也是这一年，本人的东风医保账户被秘密注销，从此陷入身患疾病久拖无医境地。
事业上，作者以21年专业生涯努力，拼命搭上的评聘新闻高级职称不考外语的“末班车”被东风领导人生生一脚踢出车门外；2002年，十堰市中院一纸冤假错案判决斩断了军人荣誉史——灭国先灭史，灭人也一样。至此，作者被东风集团彻底扔进了历史垃圾堆。2013年，伪造的职级档案历年记录在法庭曝光，但因【2002】十民终字76号判决只认定1996年起与报社签过劳动合同，导致2013年至2019年十次仲裁和审判，请求重建职级档案的诉状被法官置之不理。2002年发生在十堰市的那场官司漏洞百出，却给了东风组织人事“以法院判决为依据”的行政脱责理由。是的，人生不论精彩还是失败都不会重来，但是，你的人生价值能否因你的精彩和失败衡量？我的人生在垃圾堆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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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