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却演变为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制度和社会机制的考验。
我们发现任何制度都很难这新冠疫情面前得到改变，哪怕是对制度缺陷的纠正都显得很困难，制度是一个系统，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就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惯性或者路径依赖成为节约社会成本、有利于人们经济沟通之际，任何地区是不可能通过改革制度来应对疫情，只能依靠现有的制度。
因此，如果期待通过疫情来审视制度的优越和缺陷则是一种幻想，人们势必都会加强对自身社会制度的认知，无论如何，它成为人们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的根本所在。
疫情加深了人们对于制度认识的分歧而不是趋同，因此人们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形式化，对话还在继续，但是分歧在加深。
公共卫生事件也可以看作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如何才能使之高效起来而不至于陷入公地悲剧等不利处境，其实质上在于如何构建公共契约。
契约自古有之，契约如何进步在于契约精神如何进步，而这需要凝聚强有力的社会共识，这需要达成社会共识的机制，让新的约定成为人们遵循不渝的指南。
归根结底，能否成功在于如何守护人们的经济权利，但这从来都是一个社会充满矛盾和分歧的根本，而且人们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
在此情形之下，人们的期望将会减少，在人们对未来不能抱有乐观情绪之下，经济就会缺乏应有的活力，而这将会加深人们的偏见，但偏见从来都是助长社会不满的催化剂。
疫情让互联网技术更加深入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在人们不能近距离接触的情形下，很多的社会联系不得不互联网化，这成为一个方向，但也许还有很多不足。
我们通过认识什么情形下催生了互联网，它需要基于一定的群体规模，我们也将意识到科技的进步并不能让所有群体从中受益，任何改变都应该基于受益大于成本来达成，即使将之换为长期的收益和成本也是如此。
因此，这进一步有利于一些行业、社会群体而不利于另一些行业、社会群体，人们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消除偏见，社会进一步分化也将加深阶层鸿沟，而经济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跨越这条鸿沟，否则必将陷入衰退。
世界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疫情均慷慨解囊，推行扶持企业和员工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但是如果持续的支出而不能及时得到相应的税收，缺乏财政背书的货币政策则是脆弱的，它会引发通胀但经济却无法获得增长。
疫情让世界充满了矛盾，每个社会都要经历阵痛，而阵痛之后也不一定就不是长痛，它会造成对一些社会利益的牺牲，社会需要获得经济发展才能弥补缺憾。
如果疫情让社会陷入疲软，让一些人远离竞争，让一些企业、行业陷入长久的停摆，任何社会都会负重前行，而这必将充满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