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超越学制最长的年级
方彭君
我们61级巧遇“文革”期间，在五年学制滿后，延滞分配，该66年分配的，有的到67年分配，我是在68年7月份正式分配去四川，在校整七年。比我晚的还有69年分配的，其实我班很特殊，早在64年，就有四名同学，提前毕业留校，去留学生办教汉语了。
在五年学制中，我班去过崇明劳动，还去宝山罗泾、顾村、罗店以及奉贤胡桥，搞大、小“四清”，参加农业劳动，一去半年或三月，少则一月。65年底开始停课，批“三家村”，破“四旧”，连着“文革”不再开课，真正上课读书的时间，算起来也只有二年多一点。但上的课很多，有数十门吧，课程包括文、史、哲、经、外，上课赶任务，基础课就匆匆地听一遍，中文本系的专业课，也如基础课似的，没有深读，没有让学生们去专门的钻研，让我们掌握专业课程的专门技能。
我记得有过两次对同学的考核，一次是文学概论的面试，我抽到的试题是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考我的是王永生老师，还有一次是在五年制学制快要结束前，系里匆匆布置同学写论文，由同学自己选题，想写什么自己定，没派教师辅导，都是放任的，时间紧促似在走形式。我写了《谢灵运山水诗浅析》，二万多字，王运熙老师为我批阅，並得了个A分。但我自知，在短暂的时间里，我不可能深入研究谢灵运的作品，也没有指定辅导的老师，只有在课堂上听课获取的这些知识，没时间读谢的全部作品。他的诗作本来就深涩难读，有的也不甚弄懂，写他的文章，只是觉得资料多，可以作综合叙述，有东西可写而写的。
在那个年代，老师们的思想比较保守，当时批判的东西也多，怕有牵连，因此心有余悸。复旦中文系著名的老教授比较多，名气也大大的，为复旦撑足门面。但遗憾的是没有为我们班开过课。我只听过朱东润先生的书法讲座，赵景琛先生有一次讲昆曲，还边唱、边表演。我们班，缺少了专业培训的教育过程，学制时间虽长了，但学习时间短了，学习程度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