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站”：关于田汉与鲁迅
2023-04-28
房向东：《‘横站’：鲁迅与左翼文人》，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横站”是鲁迅发明的概念，一开始针对的是田汉。鲁迅原先孤军作战，后来有了左翼的同盟军，算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并不真正统一，内部有着宗派和分歧，矛盾与斗争。人员很复杂，斗争很复杂；大目标一致，小目标各异。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又要时时提防着“盟友”从后面射来的冷箭，于是就只能“横站”着。鲁迅最愤恨的射冷箭的盟友，也就是他“横站”着防备的盟友，就是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
鲁迅与田汉的相识，应该是在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上。不过，在见面之前，鲁迅就表达过对田汉的不喜欢。1921年鲁迅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为什么看不起或者看不起什么，都没说。在结识之后，鲁迅更看不起田汉。据夏衍说，有一次他们一起参加内山完造举办的迎接一位日本左翼作家的聚会。三杯酒下肚，田汉热情高涨，口若悬河，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手舞足蹈。鲁迅很是反感，说了句“看来又要唱戏了”，起身就离开，把尴尬留给大家。鲁迅不喜欢田汉，其实只是个性问题。鲁迅秉性稳重，严肃有余，沉默寡言。而田汉是个艺术才子，个性活泼，洒脱自如，自然坦诚。这个事情中，田汉的高谈阔论是他的率性，鲁迅的转身离席也是他的率性。个性不同而合不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本来也不需要勉强，也不需要太当真。因为个性而产生隔阂，显然是鲁迅太当真了，说是容不得人也不过分。
不过，鲁迅与田汉关系的恶化，挑起事端的是田汉。
1934年8月31日，田汉以“绍伯”的笔名发表文章《调和》，触怒了鲁迅。鲁迅就大众语问题与曹聚仁通信，曹聚仁将鲁迅回信拿到《社会月报》上发表；该杂志同期还发表了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田汉却要扯到一起，有攻击和侮辱鲁迅的嫌疑。杨邨人曾经脱离共产党，又从左联变成第三种人，鲁迅对他非常鄙视，曾经写《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予以批驳，说他是“革命的小贩”。仅仅因为鲁迅的文章与杨邨人的文章在同一刊物刊发，田汉就说鲁迅与杨邨人“调和”了。“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所谓鲁迅为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只是鲁迅的文章排在刊物的前面而已。田汉这文章，这立意，实在是无厘头。在同一刊物发表文章，怎么就成了“调和”？况且这文章还是曹聚仁拿去发表的。“开场锣鼓”？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关键还点了鲁迅的“器量窄小”！这让鲁迅怎么忍？如此荒唐无稽，如此放言无忌，心胸开阔的人，一笑了之也就罢了。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也不关乎什么切身利益，完全没有必要计较。可是这件事，确实深深刺痛了鲁迅，一直到死鲁迅都没有忘怀。当鲁迅在最后的日子说“一个也不宽恕”的时候，一定包括田汉。
1934年11月14日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表达了对同一营垒中的战友的背后放枪行为的憎恶和仇恨。“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1934年12月18日，在致杨霁云的信中，第一次提出“横站”的概念，表达了他的失望和愤怒。“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既是“战友”，又会背后放冷箭，防不胜防，实在是最可怕的。不能全力迎敌，只能横站，故而是最劳力费神的。
1935年1月15日，鲁迅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最奇的是竟有同人而匿名加以攻击者。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1935年2月7日，鲁迅致曹靖华的信中又说：“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
1935年4月23日，鲁迅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进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鲁迅仍然是孤独的，他相信战友，却想不到战友会如此放黑枪，施冷箭，他实在是伤心失望到了极点。
一直到去世那一年，鲁迅都无法从这种“出卖”或“背叛”中走出来。1936年1月7日给徐懋庸的信中说：“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可见，这个事对鲁迅伤害太大，他一直都没有放下。
田汉曾经跟鲁迅做过说明或者检讨的。他说他写那篇文章是为了激起鲁迅的愤怒，希望他去攻击杨邨人。这种神奇的脑回路一般人无法理解，鲁迅也不接受。鲁迅以为，若果是如此，就是将他当成“玩具”，更是一种侮辱，更让人愤怒。不过，田汉还是作了真诚的解释，表达自己一向的尊重和敬仰，表达自己对战友感情的珍惜和重视。但是，鲁迅已经被深深伤害，田汉所有的解释和歉意都是苍白的，多余的。
鲁迅对田汉的憎恶最后一次爆发出来，是在1936年8月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答徐懋庸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本来是谴责徐懋庸的，顺便捎上了周扬、田汉等人，给他们留下了“四条汉子”的历史骂名。据后来夏衍回忆，1934年秋天，本来是周扬、夏衍、阳翰笙三位左联负责人去向鲁迅汇报工作的，路上碰到田汉，一定要跟着去，就勉强答应。见了鲁迅，周扬他们汇报了左联一段时间的工作，并对未来工作作了展望。虽然鲁迅不甚喜欢周扬等人，也不乐于与他们打交道，还是认真听着，微笑着，点着头。田汉突然插话，说请鲁迅先生当心，不要太相信胡风，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鲁迅一听脸色就变，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尴尬，紧张起来。后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中就对周扬等人进行谴责，还将周扬、田汉等人叫做“四条汉子”。被直接点名的只是周扬和田汉，夏衍和阳翰笙是“另两个”。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借鲁迅对“四条汉子”的谴责展开批斗和迫害，周扬被打聋了耳朵，夏衍被打断了左腿，而田汉则冤死狱中。鲁迅只是讨厌田汉，他是不会想置之死地的。而“四人帮”借助鲁迅的文章，达到祸国殃民的目的。
我看鲁迅与左翼文人的论战或者“骂仗”， 1928年的“革命文学争论”和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还涉及到关于文学、政治、革命等严肃的话题，有一些真正意义的论辩的意味。除此之外的 “论战”或者“骂仗”，大多是私人间的恩怨，有关误解，面子等问题。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无关痛痒，却被刻意放大，掀起争论的热潮。鲁迅对于关乎自己名誉或形象的事情，过于敏感，过于得理不让人。有时候当时不发作，过后一定要清算。本来这些事情随着时间推移是会逐渐被淡忘的，后世的研究者们却有意将它们抓住，以放大镜来观测和研究，从中挖掘出有革命意义的内容。在为鲁迅争取权益的过程中，上纲上线，口诛笔伐。这样的战斗文学，革命文学，在解放之后，尤其是文革之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