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何怀宏
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要看坏到什么地步。
如果经济坏到生存的底线，所有人都来抢夺必需的基本生存资料，那这样的坏经济绝对是坏事，它不会使人变好，只会使人变坏，那怕开始只是少数人越轨，但不久恶就会迅速蔓延（很少数具有潜在圣徒气质的人除外，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怎么受经济影响）。甚至于经济坏到只是由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来承担坏经济的后果，他们失业或就业无望，看不到自己生活的前景而陷入绝望，这也很不好。
但如果经济只是坏上一阵子，只是坏到收入减少甚或只是停滞不前，要过一阵“紧日子”了。那还真有可能使人变好，或至少不会变坏。这时我们也许只能说，经济坏就坏一阵吧，我们不妨安之若素。不安心又怎么办？首先我...
在前面“墓与幕”一文讲到的沈定一，就其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革命中重视农民和农运而言，有人甚至称其为是国民党里的“毛泽东”。他除了组织和发动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农运——衙前农民抗租减租斗争之外，后来还组织过一次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乡镇自治——东乡自治。他在1921年夏对农民发表的白话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出谁是你们的敌人、谁是你们的朋友，认为最终的世界将是劳动者的世界。
而沈定一从个人气质的某些特点看，与毛泽东的确也有类似之处，比如说一种浪漫诗人和极具动员力和组织力的政治家的结合。他使用的语言极有煽动力，简明、清新、直指要害，不怕反复强调、善于用俗...
近有友人告知《东方早报》有文批评《何怀宏品读沉思录》一书（下简称《品读》），在网上查到“何怀宏考辨《沉思录》版本的来历”一文，批评者倾向于认为其中的“《沉思录》的流传与版本”一文（下简称“版本”）的许多内容是从英国George Long的《沉思录》英译本译者导言，以及法国Pierre Hadot的The Inner Citadel: 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两书中“抄译”过来的，并举了十条中英文的对照。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沉思录》的流传与版本’这篇文章，一多半内容几乎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
和五四时代少年中国学会倡导的“工读互助团”的自愿和短暂的新生活的试炼相当不同， 1942到45年先是在延安，后又扩大到其他根据地的旨在造就“新人”的整风运动是严格领导和组织的、除最高层的几个乃至一个人之外是几乎针对所有普通党员干部的，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它和斯大林的组织整肃也有所不同，它不是重在组织清理乃至流放处决，而是重在思想改造，最后使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心悦诚服地拥戴和忠于领袖，坚定地思想统一和团结一心，严格地服从组织并富于奉献精神。它为后来的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而它也的确相当成功地创造了一批史无前例的“新人”。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
本来是快到欢庆的日子，也真的准备欢庆，不想去热闹的地方，而是打算和家人一起到乡下去放松几天。可是却有一些事情发生让人感到不安，先是听说龙应台出了一本有关一九四九的新书，在网上看到了一点对她的访谈和书的介绍，她谈到写作此书是为了“纪念千千万万个为了‘一将功成’而死去的‘万骨枯’。”心为之一动，这边买不到书，就想在网上找节选看看。但是，怎么也打不开那些站点。
于是深深地佩服起这样一位女性来了，同时也感到惭愧。没有这本书，这片大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有一种声音就可能喑哑。而她在这样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几乎是以一己之力，面对轰轰烈烈、欢声如雷以至荧屏上的群...
我们现在怎样看父亲？这里一是把“父亲”作为一般的对象，象征的对象，我们站在一个一般的立场来探讨“父亲”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变和含义。一是把“父亲”作为具体的对象，亲缘的对象，我们站在儿女的立场来讨论怎样看待和对待父亲。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父亲就是父亲”。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和政治关系的脱钩，让父子关系解脱传统政治的责任和革命政治的象征意义，重归一种单纯的血缘亲属关系。二是说因这种血缘关系的先后及养育，儿女对父母应有一种尊重和义务。
我这里说“父亲就是父亲”是站在儿女的立场说的，而不是站在父亲的立场说的。用一句俗话说，“父亲就是父亲”并非“老子就是老子”。“老子”有主体“我”的意...
中国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一点很不同的是：西方近代的启蒙是从认识古典世界，接上古希腊罗马这条线开始的；而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却长期具有反传统，与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断裂的特点。所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虽然要比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早几十年写成问世，据说奥勒留读到它也是爱不释手，但和《沉思录》的命运一样，它在中世纪的西方也不太流行。这本用希腊语写成的大书，到近代早期才陆续被翻译成意大利、法、英、德等欧洲各种主要语言，不过，之后它很快就成为近代西方人认识古典世界的一本主要启蒙书。它在近代以来的三百多年间对欧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曾是文、史、哲、政的一个思想和灵感宝库，对拉伯雷、蒙田等...
国庆阅兵是国家能力的一种外部展示，而处理某些突发事件则是国家能力的一个内部验证。最近，内蒙古警方在67小时内告破四人越狱案，抓获三名并击毙一名逃犯，同样展现了一种强大的国家能力，甚或更值得我们注意。
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首先表现于各级官员的问责制、责任感，及其能够迅速和大量调遣强力机关和公共资源的力量——如这次追逃仅警力据说就动用了近万人；其次还有全面覆盖和瞬时传达的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面向社会的强大动员能力，它甚至很快就到达了穷乡僻壤的一个老汉、一个婆姨，然后又能迅速将有关信息反馈到最高指挥机关；最后则是直接的强力手段和先进武器，甚至包括出动飞机。在这种形势下，这种极其耸动视听的危险...
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收有梁启超1925年7月10日写给梁令娴（思顺）等孩子的一封信，梁启超在其中写到：
思成前次给思顺的信中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佛教所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与恶是不准抵消的。……并非有个什么上帝作主宰，全是“自业自得”，……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
梁启超虽研佛...
韩寒《可爱的洪水猛兽》，万卷出版公司
这是韩寒2008到2009年博客文章的一部分，其中可见新一代的社会批评。这种批评勇敢、犀利、生动有力、富于朝气。它批判，但又不咀嚼仇恨与痛苦，而是沉重中又有轻松，讥刺中又有幽默，也不作“脊梁”或“良知”状，因为作者还另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和青春生命的欢乐。
看来那里有不公正和不自由，那里就会不断培养出新一代的独立自由的批评者，而韩寒的“粉丝”也有年龄上延之势。
张方宇《单独中的洞见》，中国作家出版社
人之要义在自立，士之要义在独立。而有些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