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何怀宏

1954年12月生于江西樟树市,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 何怀宏所译多为欧美伦理学、政治学经典、译文信实流畅,不仅对国内伦理学界,也对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精神的后园


    路翎作品的评论者很少有人注意《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家的后花园的特殊意义。它“对于蒋家全族的人们是凄凉哀惋的存在,老旧的家庭底子孙们酷爱这种色调;以及在离开后,在进入别种生活后是回忆底神秘的泉源。”

路翎的外公家是苏州的豪富,他小时候在其中生活了几年。书中的描写一定带有他童年的深刻印象:后院大约半里见方,左右侧建有旧式的楼阁,这些楼宇巨大的灰色圆柱,它们的森严廊道和气魄雄大的飞檐,使这个庄园成为苏州最好的建筑之一。沿园墙往右走是一片高大的松树,松树间是荒芜的草地,并且有小的池塘。这里经常无人;老人只站在远处凝视它,这种凝视往往是悲凉静穆的。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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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去三联的日子


接到“我与三联”的约稿,首先想到的是骑车去三联的那些日子,那主要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或是读书人最后的浪漫,甚至于是最后的群体的欢愉。那时候大家的思想倾向大都是一致的,似乎都是启蒙派,都拥护改革开放。那时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要简陋得多,和现在相比,大家都像是“身无分文”,但却几乎个个“心忧天下”

三联的书代表一种品味。三联的书最初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小小的标志图案:三个人,第一个人正准备抡鎬,第二个人将镐抡至头顶,第三个人则将其掘入大地。或也可以理解这三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这幅图是表示一个人一个连贯的动作,而在其右上空有一颗星星。这是一个披星戴月的劳作者啊。我喜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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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运的中国


中国给奥运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后继者无法超越的印迹,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正式亮相。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谈到中国要韬光养晦、不当头,不举旗,埋下头来一心一意自己搞发展。就像英国著名政治学家白哲特所言:“一切伟大的民族都是在暗中,在背地里准备好的,它们是在远离开一切干扰的地方组织起来的。”英国是在与欧洲的纷乱和混战保持一段距离中壮大乃至称霸的;美国也是在远离欧洲、甚至有意识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中渐渐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验之于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像在草原大漠中默默积蓄力量、最后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的崛起;在白山黑水间悄悄壮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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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凝思


20世纪的世界和中国都曾卷起过巨大的风暴,但临近世纪末的时候,看来却基本上趋于平息。就像一位致力于倾听的音乐家梅纽因总结这个世纪所言:这个世界曾经唤起了人们的最大希望,最终却摧毁了一切理想和幻想。在中国,也有一位作家在世纪末静静地思考。他在他“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于是很早就脱离外在喧嚣的集体行动,而努力向自己的内心深掘。然而,他的思考又仍然深深地反映和折射出这个时代和民族的命运。他甚至就像是代中国而病,为中国而思,其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一个思想总结。这位作家就是史铁生。几乎没有那个作家像他那样——“生”如此长久地被“死”的阴影紧“贴”;也没有谁像他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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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问题或灵与肉


     史铁生在其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提出了一个“叛徒”的问题,他在其他著作中也曾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是相当深地缠绕着他。可是这个问题迄今似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没有人去体会作者在其间的悲悯之心。“叛徒”问题似乎是那个特有的人们壁垒分明、斗争你死我活的年代特有的严重问题,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不过,这个问题后面所包含的一个如何看待“灵与肉”的问题其实还值得深究。

“叛徒”的帽子一度曾经满天飞,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叛徒”还特别指这样一种“叛徒”,即不是真的信念转变或者为了要升官发财而要改换营垒,而纯粹是受不了酷刑对肉体的折磨而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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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等的追求之外


史铁生的精神追求和执着思考是紧密地联系于历史、时代和社会的,这正是我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样欣赏史铁生的一个原因。那是他的地坛:“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在那里,他可以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自己为什么要出生,同时又观察周围来来往往人们的世态,而他也就在这世态之中。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到了世纪末清点的时候,大概会再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谁是历史的主人?或者说,谁创造了历史?是英雄、还是奴隶创造了历史?经过一个世纪的动摇颠覆,主流的话语已经是“奴隶创造历史”。但《务虚笔记》却让其中的一个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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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所思》增补新版书影及后记两则


 

 

 

 

 

 

后记一

 

 

《若有所思》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自己写的书,或者还可以说,是一本为自己写的书,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发表。

它也是我酝酿最久的书,时间跨度包括了从“十五有志于学”到“三十而立”之年。

    然而,当它成书时却又是最快的,从动手整理到寄出交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够这么快出世,那一定是因为它在我心里已经生长了许久。

    然后,我就不怎么呵护它了。一本书出世了,它就有它自己的命运,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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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


 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涌现出一批新的女性,她们尝试着走出家庭,反叛家族安排给自己的命运,为此,她们往往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求学,寻找自己的事业和所爱。而时代很快又使她们不止于只是追求自己个性的解放,个人的幸福,还加上社会的重任,民族的使命。

我们在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就看到这样一位新的女性。如作者所述,王桂英和很多女子一样,是从小说和戏剧里认识了这个时代的。她不满意她的生活,因为她确信,只要能够脱离这种生活,她便可以得到悲伤的、热烈的、美丽的命运,像小说和戏剧里那些动人的主人公们一样,她将有勇敢的、凄凉的歌。一切平常的生活于她毫无意义,她不理解它们。她需要轰轰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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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伦理学》序


 初学伦理学或只是想了解一下伦理学的人经常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伦理学是难还是不难?但我自己其实也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我开始学的时候是觉得不太难的。因为伦理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像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比如经济学、心理学、法律学、其中充满了大量专业术语,甚至符号,定理、公式,外行几乎完全不懂。而伦理学使用的概念相当多的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概念,诸如“好坏”、“善恶”、“是非”、“良心”、“义务”、“责任”、“德性”等等。有谁对这些概念不能说上一点什么呢?甚至如果别人说自己对这些概念一无所知或完全没有发言权,我会认为这对我是一种侮辱:“别的许多东西我可能不知道,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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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与幕


我把中国在二十世纪主干的历史称作是一个激烈过渡性的“动员时代”,所以,一直非常关注对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研究。为此,前几年还专门去过中国第一个现代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浙江萧山的衙前镇,参观了当地农民运动的纪念馆和一些遗址,并请当年瘐死狱中的农民协会领导人李成虎的后人(纪念馆长)带我到后山,拨开深深的荆棘茅草,去看了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沈定一墓的残迹。

首先的感觉可能会是不胜唏嘘:沈定一,这位当年当地最显赫的望族子弟,本人也是民初风云人物,富有激情,思想、表述和行动能力俱佳的人的最后命运竟会如此——他本人1928828日在返回家乡的路上被枪击身亡,家人渐渐流散,家族衰败,其墓地又屡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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