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葛红兵
今天看《南方周末》，一篇报道让我感触很深，谁在教中国人撒谎？语文老师。
这话有点儿绝对，但却不假。
“拾金不昧”的故事、“勇于助人”的故事、“爱国胜过爱家”的故事、“和落后父母斗争”的故事，等等，在特定的人，特定的时刻，未必是假话，但是，让所有孩子都写这样的作文，就成了教唆撒谎。
语文老师教孩子作文，本来应该教语...
第一，世博会为市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世博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硬”世博，包括我们的场馆建设、各种开幕和闭幕仪式、参观城展，等等；还有一个是“软”世博，包括我们的文化制度环境、经济制度环境、以及科技发展的环境的呈现，还有市民素质的提高，等等。既有显世博——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的世博，也有隐性的世博——我们整个的城市文化素质和文化形象的一个提升和展示，隐世博的根本基础主要是市民的文化素质，它要通过整个上海市民的文化素质表现出来，这也是本次研讨会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原...
美国作家协会主席斯科特 杜罗（Scott Turow）来上海大学文学创意写作中心访问
杜建
2010年3月18日下午，美国作家协会主席、著名畅销书作家斯科特 杜罗（Scott Turow） 及美国驻沪大使馆文...
1、近年来，不少学者一直在强调要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由王蒙所谓“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的话引发开去，还出现了广泛的争论。近期由张炯主编、张柠、张闳、贺仲明和洪治纲四位学者推出的“共和国文学60年”四卷本，尽管更多立足于个人长期研读的体会和思考，使用个人化的视角，但未尝不包含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行“重新评估”的意图。与此同时，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也从未间断过，你认为这些所谓重写、重估的背后，有着什么深层的动因？又隐含了怎样的诉求？
葛红兵：重写根本动因是“重新理解自我”，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是有定式的，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需要反思这种定式，突破这种定式，尤其是在某些时间窗口，...
今天《东方早报·两会“围脖”》专栏登载了一篇署名“韩寒的哥V”的微博：
“选举法改革，让农民获得和市民同样的发言权，这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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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选择1980年代为研究断代？
二、为什么选择《啄木鸟》？
三、研究法制文学到底意义的哪里？1、弥补1980年代文学研究的空白——过去我们只重视启蒙文学和探索文学的1980年代文学，其实还有另一类“类型小说”的1980年代文学；解读1980年代法制文学是为了形成对1980年代文学图景的全面认识；2、以法制文学为入口，通过解析1980年代中国社会法制意识的产生和变化，全面理解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解读中国社会新时期法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3、以...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今年民政部将统一高龄养老津贴制度，全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享受津贴。同时，民政部正在进行相关规划，将在全国社区普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这个我举双手赞成。
没有国家照料，只有子女照料，老人要活得有尊严是不可能的。
人类的天性是更爱子女而嫌弃老人。古代的弃老风俗就是这种人性的直露表现，上帝给人类非常奇特的东西：一个孩子，他躺在襁褓里，你会无条件照顾他，因为他让你觉得可爱，他欣欣向荣...
选举法改革，让农民获得和市民同样的发言权，这是一个进步。
以前农民和市民的选举人与代表人数比是1：4，农民一张选票所代表的发言权只有市民的四分之一。
现在逐步改变，将来达到1：1.
这是给农民政治平权的表现，是政治进步。
其实，我早就说过，在中国有两大阶级，一是农民，一是市民，这个阶级不平等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然而，我认为仅仅是选举人代表人数比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