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目前仍然被公众认为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圣洁之地。如果在这个领域，进一步放权，任少数知识精英把持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教育领域事实上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平民经过高等教育之门通向社会主流之路，则大有疑问。
今年夏天，本应宁静的高等学府掀起了阵阵波澜。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发生了“考博事件”，笔试第一名的学生，因未被主考教师看中而名落孙山。紧接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科技大学等校在本科录取中额外收费的丑闻被连续曝光。更有媒体赫然披露“高招六大黑洞”，教育部也适时发出“紧急通知”，严令各院校不准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向考生收取费用。一时间，舆论哗然。原本就牵动人心的教育权利平等问题，成为今夏全社会瞩目的焦点。
今年高校在考试录取研究生、本科生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自然有着多方面原因，而其中一个大背景即是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在北大法学院“考博事件”被披露后，北大一位校领导表示，要考虑进一步改革研究生的录取方式，将来可能取消统一的笔试。如果取消笔试，而采取导师面试的方法，即意味着教学单位和教师自主权力的扩大。教师可以根据考生的情况和学校及本系、室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决定录取与否。
仅从教育自身的规律及高等学校目前的情况看，高校要求在招生中扩大自主权是无可厚非的。道理很简单，学校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师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学生。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也许还包括一切现代国家的高等教育，绝不仅仅担负着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职能。接受高等教育，即高校招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录用的开始，是政治录用的第一道门槛。未来国家的管理者，人们俗称的“政治精英”的绝大多数都将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中产生。所以，当人们看待高等教育的时候，眼光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教学本身，还应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审视。
西方政治学家把“社会流动”视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流动的程度往往直接标志着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所谓“社会流动”即是指来自社会基层的优秀分子进入社会主流、成为社会精英的过程。根据西方社会的经验，一旦社会下层的优秀分子进入社会上层渠道狭窄，甚至难于进入，社会矛盾和怨恨就会在社会低层积聚，化为冲击社会上层的动能，最终可能酿成颠覆性的社会动荡。
其实，并不仅是西方学者有此见识。在我国传统政治智慧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更是精深，而且不仅有理论见解，更有大量政治实践、经验积累和制度安排。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就是传统社会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录用制度，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社会流动，为下层平民中的优秀分子建立一条制度化的进入精英阶层的通道。中国唐、宋以来的“太平盛世”，往往也是科举规范、政治昌明的时期。相反，科举失范，政治也就昏暗起来，甚至酿成动乱。中国历史上唐末、北宋晚期和清末的农民大起义都和社会流动中断，科场黑暗有一定关联。唐朝末年，科场纲纪废弛，尽是场外决定。结果不仅失了人才，更失了人心。《资治通鉴》说：“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这位颠覆了一朝江山的农民军领袖，原本是有可能进入仕途的，但科场腐败，堵塞了下层精英的出路。失意科场、心怀怨恨的黄巢，写下《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就这样成了“冲天大将军”。
高考，绝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能仅仅从教育的规律出发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也要从政治的角度设计、规范高考制度。因为，高考以及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也是政治录用的一部分，担负着保障和促进社会流动的职能。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实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在社会出现这样的变动趋势的情况下，社会流动就变得非常必要和重要。高考，目前仍然被公众认为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圣洁之地。如果在这个领域，进一步放权，任少数知识精英把持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教育领域事实上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平民经过高等教育之门通向社会主流之路，则大有疑问。
现在有不少奇怪的现象。比如，各大城市的道路越修越宽，但留给大多数的骑自行车和行人的道路却未相应增加，甚至有些地方反倒变得更窄了。难道今后在社会各个领域都要照此办理吗？为了社会公正，为了社会和谐，请不要堵塞平民的出路。
今年夏天，本应宁静的高等学府掀起了阵阵波澜。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发生了“考博事件”，笔试第一名的学生，因未被主考教师看中而名落孙山。紧接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科技大学等校在本科录取中额外收费的丑闻被连续曝光。更有媒体赫然披露“高招六大黑洞”，教育部也适时发出“紧急通知”，严令各院校不准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向考生收取费用。一时间，舆论哗然。原本就牵动人心的教育权利平等问题，成为今夏全社会瞩目的焦点。
今年高校在考试录取研究生、本科生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自然有着多方面原因，而其中一个大背景即是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在北大法学院“考博事件”被披露后，北大一位校领导表示，要考虑进一步改革研究生的录取方式，将来可能取消统一的笔试。如果取消笔试，而采取导师面试的方法，即意味着教学单位和教师自主权力的扩大。教师可以根据考生的情况和学校及本系、室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决定录取与否。
仅从教育自身的规律及高等学校目前的情况看，高校要求在招生中扩大自主权是无可厚非的。道理很简单，学校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师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学生。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也许还包括一切现代国家的高等教育，绝不仅仅担负着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职能。接受高等教育，即高校招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录用的开始，是政治录用的第一道门槛。未来国家的管理者，人们俗称的“政治精英”的绝大多数都将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中产生。所以，当人们看待高等教育的时候，眼光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教学本身，还应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审视。
西方政治学家把“社会流动”视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流动的程度往往直接标志着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所谓“社会流动”即是指来自社会基层的优秀分子进入社会主流、成为社会精英的过程。根据西方社会的经验，一旦社会下层的优秀分子进入社会上层渠道狭窄，甚至难于进入，社会矛盾和怨恨就会在社会低层积聚，化为冲击社会上层的动能，最终可能酿成颠覆性的社会动荡。
其实，并不仅是西方学者有此见识。在我国传统政治智慧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更是精深，而且不仅有理论见解，更有大量政治实践、经验积累和制度安排。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就是传统社会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录用制度，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社会流动，为下层平民中的优秀分子建立一条制度化的进入精英阶层的通道。中国唐、宋以来的“太平盛世”，往往也是科举规范、政治昌明的时期。相反，科举失范，政治也就昏暗起来，甚至酿成动乱。中国历史上唐末、北宋晚期和清末的农民大起义都和社会流动中断，科场黑暗有一定关联。唐朝末年，科场纲纪废弛，尽是场外决定。结果不仅失了人才，更失了人心。《资治通鉴》说：“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这位颠覆了一朝江山的农民军领袖，原本是有可能进入仕途的，但科场腐败，堵塞了下层精英的出路。失意科场、心怀怨恨的黄巢，写下《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就这样成了“冲天大将军”。
高考，绝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能仅仅从教育的规律出发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也要从政治的角度设计、规范高考制度。因为，高考以及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也是政治录用的一部分，担负着保障和促进社会流动的职能。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实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在社会出现这样的变动趋势的情况下，社会流动就变得非常必要和重要。高考，目前仍然被公众认为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圣洁之地。如果在这个领域，进一步放权，任少数知识精英把持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教育领域事实上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平民经过高等教育之门通向社会主流之路，则大有疑问。
现在有不少奇怪的现象。比如，各大城市的道路越修越宽，但留给大多数的骑自行车和行人的道路却未相应增加，甚至有些地方反倒变得更窄了。难道今后在社会各个领域都要照此办理吗？为了社会公正，为了社会和谐，请不要堵塞平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