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浙江省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年”。笔者三月份去三门县观察选举情况，当地村民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以晏农村为例，该村有选民1305人，实际参选1263 人，参选率达96.78% ，这在欧美国家也是很高的比率。候选人更不必说，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动员起来拉选票，投入不惜血本，据说该村两位候选人各自花费已不下30万。五一回老家又恰逢村里投票前夕，村头巷尾时有议论，几位候选人更是频频夜访。一路下来感慨良多。
村民自治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广西西部山区的合寨村。合寨村原为合寨生产大队，是由10多个自然村（当地称为屯）组成的。1979年，当风闻外地兴起“分田到户”时，合寨村的农民自发地将田分到农户，生产的积极性迅速高涨。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增加。面对这种困境，果地和果作两个自然村的村民率先组织起来，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订立村规民约，组织治安联防，村内自我约束，村外搞好防范。这种做法很快收到实效，治安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村民又过上了安宁的生活。随后，这一做法得到推广。按照自治原则，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村民选举产生，对村民负责，接受村民监督。然而纵观两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媒体关于村民自治的报道，选举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村委会对村民负责、接受村民监督的现代治理思维却远未跟上。
村民委员会候选人仅仅关注如何赢得选举，很少考虑如何治理。候选人在选举前一段时间因为清楚每一张选票的分量，对待选民的态度真可谓是“礼贤下士”，递烟送酒、请客吃饭是自然的事情，一些重要人物如房头、族长等还须送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暂且不说送礼是否构成贿选，单就选举之后候选人的态度来看简直是天壤之别。候选人在赢得选举之后就不会再和村民这么客气，往往摆出官架子。村民有事相求就得好烟好酒伺候着。竞选时得承诺早已抛诸脑后。至于治理更是谈不上，一些村官的观念还停留再“管理”层面。熟悉农村情况的人都知道，近几届的村委会都是直选的。可在相当一些地方，农村干部侵占集体和村民财物，挪用公款、行贿受贿等违法犯罪问题层出不穷，以致于农民产生了“选谁都一样”的冷漠态度。
村民自治有选举而无治理，一个原因是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人为割裂。村民有选举权而无监督权，村委会则有“管理”本村事务的权利而无接受监督的义务。显然，选民在选举出村委会之后对其就不再有约束力。“在权力不受限制或很少接受限制的时候，是否实行民主都不重要，因为民主不过意味着，通过投票决定由哪些人来滥用权力和享用权力的巨大收益，而过去他们通常是被上司指定的那些人。”（黄卧云，《建立限制权力的体制》，《南风窗》2005年4月上）以飞机飞行为例，飞机（候选人）起飞（选举）时离不开跑道（选民），但当飞机一升空，跑道就约束不了飞机了。在这种无监督状态下，村民委员会当然不必重视村民的呼声，更谈不上去回应。只要地位不受到威胁，相信其治下的三年必然是“说一不二”的专断和“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
另一个原因则是目前乡村关系的扭曲。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本应该对村民负责，接受村民监督，现在却成了对乡镇政府负责。“村干部拿的是村民的钱，办的是政府的事。”以致一些地方的村干部被称为“汉奸”。一方面，国家权力不断入侵乡村领域，“体制权力虽然上收至乡镇，但功能性权力却进一步向下延伸。”乡镇政府的征税、计划生育等任务都需要村一级来完成。因此，村两委很难再有精力真正为本村村民服务。另一方面，乡镇根据各村完成各项任务的情况来评定村干部的政绩，诸如计划生育指标、报刊订阅状况、村民上访情况、农民收入状况、税费征收状况等等。尽管“工资”由村财务负担，但拿多少与考核成绩挂钩。于是，村一级的活动就围绕政绩评价体系展开，事实上不必考虑老百姓的诉求。结果造成了这样的悖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评价体系却把本应该成为评价主体的村民完全排除在外。（具体请参阅拙文《乡镇政府、党委与村两委关系研究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936966&Key=576508261&idArticle=48532&strItem=news）
“有选举，无治理”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势必会影响乡村民主的进程。据笔者观察，选民尽管还没有选择用脚投票，但大多数人的着眼点已经转向“短期”收益，如收了候选人一包烟、一盒酒而去投票。选民对候选人赢得选举后如何治理的期望并不高，甚至很少有关心选举之后的事情。民主选举之所以优于任命并不在于选举出的人选一定比任命的好，而在于选举可以试错，不满意的人选可以再选下去，任命制却做不到这一点。但目前的村民选举中显然没有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即使村民委员会在任内胡作非为，其三年任期中几乎不可能被罢免。可以说目前的自治更类似于一次性事件，候选人与选民之间只是简单的“一票关系”，在选举完成后的治理过程中，选民根本不可能对村委会监督。于是，本来应该双向度的治理就成了单向度的管理。
真正要改变这种状况还有一些困难，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努力。首先，权力必须受到法律和民主原则的监督。雅各布·伯克哈特认为权力本身就是坏东西，不论谁行使它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权力会衍生利益，因此会被滥用。村民委员会必须受到监督已经成为共识。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村民委员会三年任期可以不改，但第一年作为考察期，一年之后进行中期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部分改选，村民认可的继续完成任期，不认可的则被罢免。其次，村级职能要回归到为村民服务。农业税已经取消、计划生育工作现在也容易做，乡镇政府的任务已减轻不少，村级职能要适时回归。此外，村级干部政绩评价体系亟待改进。应该转变为本村村民评价为主，乡镇政府评价为辅的标准。最后，必须意识到自治是一连串事件，不仅要有选举，更要有现代治理。在这方面，无论是村民、村委会还是政府部门都需要转变思维。在具体治理村级事务时，村民与村委会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选民监督村委，村委回应。仍以飞机（候选人）飞行（治理）为例，在飞机起飞（选举）时选民是跑道，没有跑道飞机上不了天。飞机上天之后，选民要成为航道，飞机总要遵循航道飞行，发生偏离时上级政府部门这个指挥台应该正确指挥，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文章发表于《杂文报》
村民自治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广西西部山区的合寨村。合寨村原为合寨生产大队，是由10多个自然村（当地称为屯）组成的。1979年，当风闻外地兴起“分田到户”时，合寨村的农民自发地将田分到农户，生产的积极性迅速高涨。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增加。面对这种困境，果地和果作两个自然村的村民率先组织起来，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订立村规民约，组织治安联防，村内自我约束，村外搞好防范。这种做法很快收到实效，治安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村民又过上了安宁的生活。随后，这一做法得到推广。按照自治原则，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村民选举产生，对村民负责，接受村民监督。然而纵观两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媒体关于村民自治的报道，选举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村委会对村民负责、接受村民监督的现代治理思维却远未跟上。
村民委员会候选人仅仅关注如何赢得选举，很少考虑如何治理。候选人在选举前一段时间因为清楚每一张选票的分量，对待选民的态度真可谓是“礼贤下士”，递烟送酒、请客吃饭是自然的事情，一些重要人物如房头、族长等还须送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暂且不说送礼是否构成贿选，单就选举之后候选人的态度来看简直是天壤之别。候选人在赢得选举之后就不会再和村民这么客气，往往摆出官架子。村民有事相求就得好烟好酒伺候着。竞选时得承诺早已抛诸脑后。至于治理更是谈不上，一些村官的观念还停留再“管理”层面。熟悉农村情况的人都知道，近几届的村委会都是直选的。可在相当一些地方，农村干部侵占集体和村民财物，挪用公款、行贿受贿等违法犯罪问题层出不穷，以致于农民产生了“选谁都一样”的冷漠态度。
村民自治有选举而无治理，一个原因是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人为割裂。村民有选举权而无监督权，村委会则有“管理”本村事务的权利而无接受监督的义务。显然，选民在选举出村委会之后对其就不再有约束力。“在权力不受限制或很少接受限制的时候，是否实行民主都不重要，因为民主不过意味着，通过投票决定由哪些人来滥用权力和享用权力的巨大收益，而过去他们通常是被上司指定的那些人。”（黄卧云，《建立限制权力的体制》，《南风窗》2005年4月上）以飞机飞行为例，飞机（候选人）起飞（选举）时离不开跑道（选民），但当飞机一升空，跑道就约束不了飞机了。在这种无监督状态下，村民委员会当然不必重视村民的呼声，更谈不上去回应。只要地位不受到威胁，相信其治下的三年必然是“说一不二”的专断和“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
另一个原因则是目前乡村关系的扭曲。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本应该对村民负责，接受村民监督，现在却成了对乡镇政府负责。“村干部拿的是村民的钱，办的是政府的事。”以致一些地方的村干部被称为“汉奸”。一方面，国家权力不断入侵乡村领域，“体制权力虽然上收至乡镇，但功能性权力却进一步向下延伸。”乡镇政府的征税、计划生育等任务都需要村一级来完成。因此，村两委很难再有精力真正为本村村民服务。另一方面，乡镇根据各村完成各项任务的情况来评定村干部的政绩，诸如计划生育指标、报刊订阅状况、村民上访情况、农民收入状况、税费征收状况等等。尽管“工资”由村财务负担，但拿多少与考核成绩挂钩。于是，村一级的活动就围绕政绩评价体系展开，事实上不必考虑老百姓的诉求。结果造成了这样的悖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评价体系却把本应该成为评价主体的村民完全排除在外。（具体请参阅拙文《乡镇政府、党委与村两委关系研究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936966&Key=576508261&idArticle=48532&strItem=news）
“有选举，无治理”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势必会影响乡村民主的进程。据笔者观察，选民尽管还没有选择用脚投票，但大多数人的着眼点已经转向“短期”收益，如收了候选人一包烟、一盒酒而去投票。选民对候选人赢得选举后如何治理的期望并不高，甚至很少有关心选举之后的事情。民主选举之所以优于任命并不在于选举出的人选一定比任命的好，而在于选举可以试错，不满意的人选可以再选下去，任命制却做不到这一点。但目前的村民选举中显然没有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即使村民委员会在任内胡作非为，其三年任期中几乎不可能被罢免。可以说目前的自治更类似于一次性事件，候选人与选民之间只是简单的“一票关系”，在选举完成后的治理过程中，选民根本不可能对村委会监督。于是，本来应该双向度的治理就成了单向度的管理。
真正要改变这种状况还有一些困难，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努力。首先，权力必须受到法律和民主原则的监督。雅各布·伯克哈特认为权力本身就是坏东西，不论谁行使它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权力会衍生利益，因此会被滥用。村民委员会必须受到监督已经成为共识。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村民委员会三年任期可以不改，但第一年作为考察期，一年之后进行中期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部分改选，村民认可的继续完成任期，不认可的则被罢免。其次，村级职能要回归到为村民服务。农业税已经取消、计划生育工作现在也容易做，乡镇政府的任务已减轻不少，村级职能要适时回归。此外，村级干部政绩评价体系亟待改进。应该转变为本村村民评价为主，乡镇政府评价为辅的标准。最后，必须意识到自治是一连串事件，不仅要有选举，更要有现代治理。在这方面，无论是村民、村委会还是政府部门都需要转变思维。在具体治理村级事务时，村民与村委会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选民监督村委，村委回应。仍以飞机（候选人）飞行（治理）为例，在飞机起飞（选举）时选民是跑道，没有跑道飞机上不了天。飞机上天之后，选民要成为航道，飞机总要遵循航道飞行，发生偏离时上级政府部门这个指挥台应该正确指挥，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文章发表于《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