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随后，报刊、网络、电视围绕“和谐”的讨论层出不穷。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和谐”的本土资源；自由主义者则希望从西方宪政思想中寻求解释；而“新左派”则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现代解读。
尽管在“和谐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各执一辞，但具体到和谐“如何可能”则较为一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观即为如何达致“和谐社会”提供了现实路径。
统筹城乡发展：“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偏向城市和工业的财政分配制度，导致资金由乡村大量流入城市的金融政策。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85年为1.9:1，但从1995年到2002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扩大到3.1:1。2003年扩大到3.3:1。（需要指出的是，农民的收入还要用于生产性投入，并且很少能获得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福利补贴，所以实际收入比可能更大。）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1.5:1。可以说，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已经迫在眉睫。城乡统筹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统筹区域发展：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十一五期间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思路及政策建议》显示：1988-2002年，我国东西部的人均GDP绝对差由1762.25元扩大到了9132.24元，东南沿海与大西南的绝对差从934.46元扩大到了1万元以上，年均差距增长达1141.51元。在省际之间，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省，差距由3923元扩大到了37493元。对于区域间收入差距，国际上通常采用变异系数来表达，变异系数越大，说明地区收入水平相对差异程度越大。按国际惯例，变异系数0.45为区域差距临界线标准，而我国省际间从1992年起就已经超过了临界线范围。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中国经济赢得了时间和资金，那么十一五期间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将使中国经济更加健康。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从政治高于一切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起了巨大作用。不过，经济长期占据中心位置也造成了公共管理、社会保障、教育和文化事业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社会事业发展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生活质量，新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应该重新回归历史的中心舞台。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工业化的弊端不能等到“后工业化”时代才开始反思。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教训，一个着眼于长远发展的民族应该防范“先污染后治理”逻辑的侵略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天人合一”、“吾物同胞”的哲学思潮，更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深刻反思。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历史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能更加落后。在国际交往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吸收先进文明，何者坚守、何者退让始终在考验国人权衡取舍的智慧。
如果将“和谐社会”视为生产函数，那么“五个统筹”就是五种生产要素，缺一不可。此外，从纵向来看，最为紧要的“和谐”不是民众之间的和谐而是“国家与民众”的和谐。前者在任何一个不是疯狂的社会都不必过于担心，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动态协调；而后者在任何一个即使是民主社会都值得警惕。在当下的讨论中，很少有明确指出国家和民众之间应该“和谐”，尽管很多人认为只有在宪政框架下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
中国的法治始终处于“一元结构”中，只有公法而无私法。公权力始终处于“一股独大”的局面，得不到私权力的有效制约。而宪法也没有担当起限制公权力得职责。在通向和谐的路上，必须树立起宪法得权威，保障人民得自由，使公权力对私权力得侵害降到最低限度。“自由的人们为了保障自由、安全等基本人权，进一步促进公共利益，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成国家权力”。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述，宪法的任务之一是创立和保护独立于政府的市民社会，使私人和民间组织获得自由。通过普通的立法来推动个人和私人领域、市民社会的活动。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重心应该是强势的国家和政府而不是民众。更应该讲求的是“执政的和谐”、“行政的和谐”、“执法的和谐”并且与民众保持和谐的关系。具体而微地说，在诸如失地农民的保障、城市搬迁户财产权益、下岗安置等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部门应该慎之又慎，多考虑民众的感受，而不是简单地定为“钉子户”、“困难湖”誓言拔除，以公共之名行私利之实。可以说，政府自身工作中的“和谐”程度直接决定着它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得和谐程度。
转载或录用请联系本人[email protected]
尽管在“和谐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各执一辞，但具体到和谐“如何可能”则较为一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观即为如何达致“和谐社会”提供了现实路径。
统筹城乡发展：“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偏向城市和工业的财政分配制度，导致资金由乡村大量流入城市的金融政策。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85年为1.9:1，但从1995年到2002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扩大到3.1:1。2003年扩大到3.3:1。（需要指出的是，农民的收入还要用于生产性投入，并且很少能获得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福利补贴，所以实际收入比可能更大。）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1.5:1。可以说，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已经迫在眉睫。城乡统筹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统筹区域发展：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十一五期间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思路及政策建议》显示：1988-2002年，我国东西部的人均GDP绝对差由1762.25元扩大到了9132.24元，东南沿海与大西南的绝对差从934.46元扩大到了1万元以上，年均差距增长达1141.51元。在省际之间，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省，差距由3923元扩大到了37493元。对于区域间收入差距，国际上通常采用变异系数来表达，变异系数越大，说明地区收入水平相对差异程度越大。按国际惯例，变异系数0.45为区域差距临界线标准，而我国省际间从1992年起就已经超过了临界线范围。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中国经济赢得了时间和资金，那么十一五期间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将使中国经济更加健康。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从政治高于一切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起了巨大作用。不过，经济长期占据中心位置也造成了公共管理、社会保障、教育和文化事业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社会事业发展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生活质量，新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应该重新回归历史的中心舞台。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工业化的弊端不能等到“后工业化”时代才开始反思。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教训，一个着眼于长远发展的民族应该防范“先污染后治理”逻辑的侵略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天人合一”、“吾物同胞”的哲学思潮，更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深刻反思。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历史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能更加落后。在国际交往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吸收先进文明，何者坚守、何者退让始终在考验国人权衡取舍的智慧。
如果将“和谐社会”视为生产函数，那么“五个统筹”就是五种生产要素，缺一不可。此外，从纵向来看，最为紧要的“和谐”不是民众之间的和谐而是“国家与民众”的和谐。前者在任何一个不是疯狂的社会都不必过于担心，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动态协调；而后者在任何一个即使是民主社会都值得警惕。在当下的讨论中，很少有明确指出国家和民众之间应该“和谐”，尽管很多人认为只有在宪政框架下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
中国的法治始终处于“一元结构”中，只有公法而无私法。公权力始终处于“一股独大”的局面，得不到私权力的有效制约。而宪法也没有担当起限制公权力得职责。在通向和谐的路上，必须树立起宪法得权威，保障人民得自由，使公权力对私权力得侵害降到最低限度。“自由的人们为了保障自由、安全等基本人权，进一步促进公共利益，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成国家权力”。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述，宪法的任务之一是创立和保护独立于政府的市民社会，使私人和民间组织获得自由。通过普通的立法来推动个人和私人领域、市民社会的活动。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重心应该是强势的国家和政府而不是民众。更应该讲求的是“执政的和谐”、“行政的和谐”、“执法的和谐”并且与民众保持和谐的关系。具体而微地说，在诸如失地农民的保障、城市搬迁户财产权益、下岗安置等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部门应该慎之又慎，多考虑民众的感受，而不是简单地定为“钉子户”、“困难湖”誓言拔除，以公共之名行私利之实。可以说，政府自身工作中的“和谐”程度直接决定着它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得和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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