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是改变了这一矛盾的存在形式，扩展了这一矛盾的运动范围。因此，需要我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新形式和新特点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一、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长期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全面展开，大规模的资本跨国运动与资本国际循环的建立，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
1、全球化：资本运动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在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中，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分散的。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后来发育起来的市场经济，使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了一种不断扩张的本能——追逐利润以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活动超越了某一国家的疆域，更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扩张，即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资本国际循环的形成。
从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历史进程看，全球化的萌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孕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地理大发现”引发了欧洲的“商业革命”，使人类的商业活动第一次具有了全球性——普通消费品进入了国际贸易市场，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发现“新大陆”后的16、17世纪这200年间，当时的贸易强国荷兰的商船队吨位增长了10倍，达到了50万吨。英国在16世纪上半叶每年出口的毛织品达到5—15万吨，17世纪达到25万吨。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610～164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十倍。（米歇尔·博得：《资本主义史1500—1980》，1版，2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人类的经济活动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而第一次被广泛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自国际贸易中萌生。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欧洲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引起了生产技术的革新，更导致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确立。欧美列强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开始向全世界进行急剧的殖民扩张。欧美列强一方面继续对殖民地进行超经济的劫掠，另一方面开始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商品出口市场和原料产地，即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延到殖民地经济中。
欧美商业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旧殖民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中，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1800—1870年世界实际贸易额增长了9.6倍，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工业国英国、法国、德国出口值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殖民主义时代的英国是“世界的工厂”和贸易中心，英国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世界各国则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输出对西方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从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是借贷资本输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资本输出占西方工业化国家资本输出总额的40%，主要为借贷资本。1914年英国的资本输出存量为40亿英镑，其中政府债券和国外铁路债券占了70%，矿业、动力等产业资本投资低于30%。（卡尔·巴恩：《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银行业》，英文版，117—118页，纽约，1983。）
当时第二大资本输出国的法国的海外资本主要是公债和银行贷款，因而被称为“高利贷帝国”。当时德国的资本输出也主要是购买外国债券。1938年西方工业化国家资本输出总额只比1914年只增长了几十亿美元，没有改变借贷资本输出为主的格局。这一时期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即借贷资本扩张阶段。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尽管从殖民时代就可是开始了全球化进程，包括殖民地在内的一切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都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性。但是，那个时代的殖民地经济并非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只是资本的循环与增殖过程中的某些环节，主要是部分原料的购买和产品的销售越出了国界，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仍然基本上在一国内完成。从根本上讲，殖民地经济仍然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世界经济全面进入全球化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后，西方国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跨国运动的带动下，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西方资本的增殖运动迅速而全面地在全世界展开。
2、资本国际循环：资本运动的新形式
在资本循环的购买阶段上，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物资流通大幅度增长。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西方国家普遍依赖第三世界的生产性资源，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
在资本循环的生产阶段上，战后西方资本跨出国界，向海外大规模投资，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体系。从60年代到80年代，西方海外生产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1.5倍，海外投资与生产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看，197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为400亿美元，1980年上升为1700亿美元，1989年为2320亿美元，1996年达到3490亿美元，1998年估计达4300～4400亿美元。（参见联合国《1998年度世界投资报告》。）
在资本跨国运动过程中，西方跨国公司的作用举足轻重。根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的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44000跨国公司及其28万个国外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1/3的生产和70%的对外直接投资。许多西方国家的著名大企业将向海外转移生产，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以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为例，1986年松下公司在日本本土有雇员13.8万，海外有4.4万；1996年松下公司在国内有雇员15.8万，海外达到10.8万，占总数的40%以上。目前，美国实行全球经营的企业已占全美企业总数的60%。
在资本循环的出卖阶段上，战后国际贸易以空前的速度增长，从战后国际贸易的规模扩大看，1950年世界出口贸易额仅为610亿美元，1970年增加到3150亿美元，1990年增加到34470亿美元。1997年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当年世界贸易出口额高达61000亿美元。从出口系数看，即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50年为6%，1973年增加到12%，1997年接近19%。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比，在1975～1984年间平均为1.5:1，1985～1994年间平均2:1。
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的形成则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最终完成的阶段。
二、“中心”与“外围”：世界经济体系的二元结构
战后，西方国家面临着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瓦解和第三世界兴起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一种把第三世界新兴国家重新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理论。于是，一种所谓“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现于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便应运而生，作为其推行资本扩张政策的理论基础。按照这种所谓“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理论，发展是按照历史演变的连续序列的变动，所有国家都将在这个历史演变序列中依次经历不断更替的变动过程（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按照这种“现代化”的发展理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乃至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抽象属性，为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未来发展确立了模式。这种模式己为发达国家所遵循，发展中国家也必将遵循这种模式。
但是，战后迄今为止的历史并没有证实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发展演变的历程表明：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并没有形成以西方为样板一元化的统一模式，相反却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二元对立结构。即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以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为“外围”的，存在于统一的世界范围的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双重结构。中心结构支配外围结构，即在资本国际循环中发达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以及其他形式的剩余价值的转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积累。
1、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二元结构的物质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也逐步形成。垂直分工是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即在国际分工与交换当中，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并相互交换。同时，发达国家掌握了大部分资本产品和服务资讯，而发展中国家极其缺乏。国际垂直分工构成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二元结构的物质基础。
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在总体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差距极为悬殊。1950年第三世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64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人均为3840美元，相差23倍；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总产值为245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人均达到9684美元，差距扩大到39倍；1994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总产值为38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为2520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则高达到23420美元，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差距将近62倍，与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水平相差也近10倍。（参见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
造成这种“马太效应”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垂直的分工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原油、农矿原料及其它初级产品。在这种状况最为严重的60、70年代，如1968～1972年间，在85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一种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在50%以上的就有69个国家，其中比重占70%～90%的国家有37个，占90%以上有11个。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电子产品、机器设备、精密仪器、民用飞机、汽车以及高级耐用消费品等高附加值产品。高、低附加值产品交换的价格差距是相当惊人的。如：1997年中国与法国双边贸易中，法国对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为24架飞机，其总价（约为12亿1千万美元）竟大大超过中国向法国出口的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塑料制品、家具及纺织纱线等前十类商品的总值（约为10亿美元）。（《中法贸易主要商品一览表1997》，载《国际经贸消息》，1998-09-23。）
即使在实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仍不能够缩小由低附加值与高附加值交换形成的“剪刀差”。如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经济在出口的带动下迅速增长，但在此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电子、机械类产品的贸易逆差却仍在继续扩大。1992年印度尼西亚的电子、机械类产品的贸易逆差额为103.4亿美元，占贸易总额比重为16.9%，同年马来西亚的这两组数字分别为70亿美元和9.8%，泰国为84.5亿美元和12.9%，菲律宾为27.2亿美元和10.8%。（参见胡春力：《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载《战略与管理》1998（3）。）
综观战后世界经济体系内生产力布局发展演变的历史，在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生产的制成品相交换，形成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在70年代，垂直分工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从事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从事机电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工形式。到80年代，一方面原有的不同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格局依然得到维持、延续，另一方面垂直分工形态则进一步深化到产业内部，即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流程中，发达国家从事技术、资本密集工序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的生产，形成同一产业内部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垂直分工形式。如：在彩电、摄像机、计算机等产业的生产过程中，技术产权为发达国家所控制，产品设计、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一般也限制在发达国家生产，而将组装工序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了生产同一产品过程中的非熟练劳动换取技术的新形式，即产业内的垂直分工。
2、剩余价值转移：二元结构中的经济关系
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将世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连为一体，但是从世界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却没有在全球呈现正态分布。
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余价值的转移，获取巨额利润。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商品、资金、劳动力、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是当代的资本国际循环的具体表现。“中心”国家通过这四种经济流影响“外围”发展中国家经济。我国学者将其概要地描述为：
①发达国家产品价格变化—→世界市场价格变化—→发展中国家开放部门价格变动—→发展中国家非开放部门价格变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影响。
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放或抽回资金—→国际金融产生波动—→发展中国家获得或缺乏资金—→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影响。
③发达国家调整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产生差异—→资金流入或流出发达国家—→引发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波动。
④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抑制进口—→发展中国家外贸受到抑制。
⑤发达国家相对高工资—→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材流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人材外流。（参见黄卫平：《南北经济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载《教学与研究》1992（6）。）
目前，只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西方国家集中了全世界绝大部分财富，消耗了全世界约75%的开发资源，并产生全球大致相同比例的污染物。这一事实集中反映了当今世界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凸显了南北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以不同的形态在世界范围流动，但不同形态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利润或经济剩余却在向西方转移和集中。不平等交换这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战后以来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一直在扩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如果以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出进口价格总指数之比为100，至1958年下降到90以下，至1972年则进一步下降到80以下。80以来第三世界的贸易条件依然在继续恶化，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材料计算，1985至1994年间，在有统计数据的81个第三世界国家中，贸易条件指数有所提高的为21个，持平的3个，而下降的则有57个。（根据《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有关数据计算。）
第二，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于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资源，赚取高额利润。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对外投资中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比重有所下降，但利润率却高于平均水平。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为例，1980年美国对其它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3.5%，但所得利润只占利润总额的66.3%，利润率为15.6%；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利润的比例分别为24.7%和32%，利润率高达22.3%，这意味着用全部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赚得了利润的三分之一。（参见李琮：《第三世界论》，1版，5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另据日本通产省调查，1995年日本在亚洲的投资企业的利润为4300亿日圆，是在北美地区投资企业利润额的1.9倍。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是西方国家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来源。西方资本向第三世界的输出使其获得和强化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60、70年代，是拉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资本的大量输入拉美国家，许多重要的生产部门为西方的跨国公司所控制。例如：巴西在1968～197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以10.1%的年均速度增长，被称为“巴西奇迹”。但是，在“奇迹”的背后是西方资本的大举进入，美国等7个西方国家的资本占当时巴西国内投资总额的60%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0%。（参见吕向生主编：《国际贸易地理》，1版，243页，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6。）
80年代初，巴西的烟草行业80%，电子与通信行业79%，交通部门75%，医药行业50%的产值来自外资企业。从表面上看，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实际上有大量的利润由外资企业汇出国外。据当时巴西议会对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1965～1974年（与“巴西奇迹”大致同期），在巴西的最大的11家外国公司共在巴西投资2988亿美元，而同期汇出利润达7745亿美元，汇出利润是投资的2.6倍。（参见陆国俊等主编：《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1版，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第三，债务盘剥。发达国家利用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资金短缺的困难，对其实施重利贷款，造成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债务危机。1982年8月13日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拉开了波及广泛、影响深远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序幕。80年代中期，不少拉美国家的负债率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严重地阻碍了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90年代，尽管发展中国家每年以1500-1600亿美元的速度向发达国家归还外债，尽管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有所下降，但绝对债务量依然在上升。1993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16290亿美元，其中积欠的外债达9100亿美元。目前，债务问题仍然严重困扰着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
第四，利用技术、信息垄断和“头脑流失”等手段，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财富。发达国家利用掌握的技术专利权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大量超额利润的同时，还利用工资优势吸引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十分短缺的科技人材到发达国家服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项估算，仅在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三国通过人材转移，就获得了相当于510亿美元的收入。
总之，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掠夺是广泛而沉重的，相比殖民主义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中心获得外围的自然资源对中心的积累来说，比它早期向北美和大洋洲的地理扩张更为有利。而外围的社会结构没发生变化，劳力更廉价，开发自然资源成了剥削当地劳力的手段”。（世界银行：《发展先驱》，转引自《国外经济文献摘要》，1988（4）。）
三、二元结构的经济学分析：不平等交换与国际垄断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运动的矛盾已不再以传统的方式简单地表现为一国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呈现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存在于资本的国际循环过程中，存在于“中心”与“外围”的经济交换关系之中。应当从世界经济体系的宽广视野中，观察与认识当代资本运动的矛盾及其规律。
1、不平等交换的理论探讨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理论家，十分重视从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的国际循环赋予了当代资本运动以新的形式。剩余价值和经济剩余的获取，大量来自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具体表现。研究不平等交换因而成为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运动规律的一个核心问题。
马克思关于资本运动规律的经典认识，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三世界的理论家们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是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资本扩大再生产基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扩张的内在需要带来了更多的在其支配下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指出：西方国家对世界市场的需要是其对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反应，通过外贸购买廉价原料而降低不变资本的价值，购买廉价的生活必需品而降低可变资本的价值。另外，西方资本家投资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工人组织水平较低的落后国家，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及超额利润。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的基础上，力图说明：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向第三世界的资本扩张和开拓世界市场，通过不平等交换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促进了西方经济增长同时阻碍了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心”与“外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的矛盾。
阿杰里·伊曼纽尔和萨米尔·阿明对于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交换的成因与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国际交换中的“价值转移”说，是这一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性学说。伊曼纽尔是从推翻大卫·李嘉图的与比较成本说相联系的国际价格形成的某些假设来开始其理论分析的。他提出以下新的假定：第一，假定劳动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而资本却是流动的；第二，假定资本的流动性引起各国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第三，假定由于各国间劳动的不流动，工资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在不同的国家形成不同的工资水平；第四，假定进入国际交换的某些商品对某些国家是不相同的，伊曼纽尔称这些商品为“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irreducibleuse-value）；第五，假定“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工资差别大于生产力的差别。
由这些假定，伊曼纽尔把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引入国际交换领域，制定了国际交换的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模型，表明在国际交换中存在的从低工资国家向高工资国家的价值转移，即在国际交换中有两种不平等的形式。伊曼纽尔指出：“一种（明显的）形式仅仅产生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当工资率相同但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便出现这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我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则是以工资和资本有机构成都不同为特征的”。（阿杰里·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研究》，第160页）
伊曼纽尔认为：只有第二种形式才具有不平等交换的性质，因为两种形式之间有质的差别。他指出，仅仅在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下的不平等，对于外贸来说，并不是特例，而且还发生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萨米尔·阿明基本上赞成伊曼纽尔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生产率相同的劳动在外围国家得到较低的报酬，那么交换就是不平等的。”阿明给不平等交换下的定义是：“在报酬差距大于生产率差距时，就有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交换。”（参见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1版，1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伊曼纽尔和阿明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结构关系的研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运动的认识。他们将资本运动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放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放在资本的国际循环过程中加以认识。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在生产和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过程，资本运动的矛盾形式受到了这一过程影响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资本积累大量地发生在“中心”与“外围”之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外围”是一个整体的积累对象。
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的阶级结构相互交错，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同阶级的外部共生与同一阶级的内部分离现象。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使得西方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与本国资本家具有了某种共同利益，并使之与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在利益关系上产生疏离。同时，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也产生了代理西方资本集团利益的合作阶层。另一方面，不平等交换又使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西方资本的剥削对象，因此，除了直接代理西方资本利益的阶层外，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各个阶级、阶层都与西方资本存在着客观上的利益冲突。
2、国际垄断：二元结构的深层原因
伊曼纽尔等人的“价值转移”理论初步揭示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心”与“外围”的二元结构之间发生不平等交换的原因。为我们深入分析和认识国际循环中的资本运动规律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价值转移”理论仍然存在着某些缺陷和局限性。因此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争议。西方学术界的主流当然对其采取拒斥的态度，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学者中间也有不少不同意见。
我们认为：“价值转移”理论的主要局限性在于：这一理论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别，视为经济技术水平不同的经济实体间自然发生的现象，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和揭示将这种不平等关系固定化和不断复制的主、客观因素。“价值转移”理论成说于60年代，当时资本国际循环中的经济关系及资本运动的规律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而相应的理论认识具有局限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今天的现实为深化我们的认识提供了更为成熟的条件。
伊曼纽尔认为，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工资不同引起的剩余价值的转移属于不平等交换，而拒绝承认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情况下的交换具有不平等的性质。因而，第三世界国家不能抱怨在这种情况下与西方的交换中失去了剩余价值。对于伊曼纽尔来说，工资模式是独立的变量，而且它影响资本有机构成和国际分工。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工资低，造成其低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形成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地位。
然而，我们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下？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造成工资水平长期低下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档次低的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加工。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三世界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十分困难、产业技术档次长期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甚至在那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产业技术档次、科技含量与发达国家比仍有天壤之别？为什么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不能效仿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种后起国家，如日本，由于采用先进技术而实现的“跳跃式”的超常规发展？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与战后西方国家实行的国际经济战略有关，即西方国家实行了旨在控制第三世界产业技术水平提高，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和资本有机构成差距固定化的所谓“雁行战略”。
雁行战略是战后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雁行战略在理论上由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的“雁行模式”演绎而来。
雁行模式最早是1932年日本学者赤松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的，该文以日文撰写，其本意在于论证后进国可以通过经贸关系，学习先进国的经验，并吸收其资本和技术，以建立现代工业。赤松要认为这一模式表现为：后进国最初从先进国输入工业品，然后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要，最后不仅可供出口，而且后来居上，可能取代过去的领头雁的地位。上述过程绘成图像，犹如雁群列阵飞行，故以名之。赤松要在这篇文章中，以棉纱、棉布代表消费品工业，以棉纺织机械代表生产资料工业，并以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棉纺织工业的经验证明二者均沿此轨迹发展，不过前后有一段时滞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修正，它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一类是母国正在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将其资本向东道国开始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这一类投资会促进贸易；另一类是母国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将其资本向东道国尚无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这一类投资会导致贸易缩减。
雁行模式在提出时，从表面上看与西方经济学家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同。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如何从创新开始，经过发展、成熟、衰落的阶段性演变，实现有关产品向后进国家的转移。而雁行模式在提出时则是从后进国实现工业化的立场出发，希望后进国家根据比较优势的转移，进行产业层次的递升，通过贸易和投资来加速后进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并在其中获得跳跃性发展。但是，历史事实表明：在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上，日本作为雁行模式的提出者，其工业化进程是后发展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惟一的例证。而其它的后进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并未能够重复日本的经验，迄今为止没有出现第二个日本。
当代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未能利用所谓“比较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与雁行模式本身的缺陷有关，更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雁行模式的自觉利用有关。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具有的科技垄断优势，将雁行模式加以固定化，即固定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垂直分工，使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工业化发展成为了一种“应邀”式的发展。事实上，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雁行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后发展的经济模式，还不如说是西方的控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战略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一方面，由于不断地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在雁行模式中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被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另一方面，雁行战略的实施，却为发达国家创造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空间与条件，不断地刺激和促进发达国家提高其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减缓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带来的传统的产业结构的内部矛盾。使发达国家总是处于“领头雁”的地位，将发达与不发达相对地固定下来。
“雁行战略”的经济实质是国际交换中的垄断。即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高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时，实行卖方垄断。雁行战略使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依附关系日益转化为一种技术型的依附关系。
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另一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时，又形成了另一种垄断——买方垄断，即垄断低价。这种买方垄断的形成主要是西方国家在战后实施的“粮食战略”和“石油战略”的结果。西方国家在战后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段以继续维持其对世界的统治。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发展战略农业等重要步骤，使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控制了世界粮食市场、同时西方国家通过政治、经济的多种手段控制了世界石油市场。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通过压低粮食和石油——两种战略性资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的手段，达到控制世界初级产品市场价格总水平的目的，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受损与恶化。
上述的双向垄断，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垄断机制，这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领域中出现的新的、重大的变化，是维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