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怀疑台湾的民主。有几个政客在立法院打闹，就一棍子将民主打死，实不足取。要知道，台湾人在两蒋时期，曾在一条黑暗的时光隧道里，度过了37年。受压抑太久，今天应该把怨气发泄出来。

国统期间，台湾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台湾有名的“禁书”，是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和《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曾经是鲁迅的学生，查禁他的书，是因为小说里有描写“向日葵”的内容。“向日葵”是共产党的“党花”，老蒋和小蒋，见此花就灭。

金庸的武侠小说也不例外。《射雕英雄传》在台湾禁止出版，因为毛泽东曾经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出版社把书的名字改了一下，叫《大漠英雄传》，还是不行，因为书里有描写“射雕”的内容。

台中福音街是台湾有名的“暗娼街”，也是“禁书”出没的地方。在当时情况下，书籍只能与“娼妓”为伴。当年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只能在这条暗娼街才能买到。来自大陆学者的著作，不管是什么书，都是禁书。郑振铎、巴金、鲁迅、冰心、丁玲的作品都不能在台湾公开售卖。

《资本论》是台湾最大的“禁书”，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是禁忌。台湾新闻当局一看到“马克”两字，就神经过敏。据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有人从国外带回一本马克思·韦伯的书，在机场被盘查：“他怎么也叫马克思？”

为了把国外的“禁书”带到台湾，台湾人想出了怪招：把原书的封面撕下来，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机场不查内容，可以蒙混过关。曹禺的剧本、艾青的诗集、沈从文的自传，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它们带到了台湾。

对出版物的管制，今天的大陆，与昨天的台湾对比，有过之而不及。很多出版社被停业整顿，一整顿就是三个月。所以出版社都用电脑检索“自由”、“民主”、“法轮功”等敏感字眼。凡出现此类敏感词汇的，一律不予出版。

一批报纸在政策高压之下，最终安静地死去。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横空出世，“一出世便风华正茂”，但很快《新京报》那句“负责报道一切”的口号消失了。《新京报》创刊前即遭打压，出刊后高层人事变故频传。《深圳法制报》突然宣布停刊，原因是“报业结构调整需要”。但其生前频繁揭露“阴暗面”的文章，还是让人对它的死因充满疑虑。

早期的《南方周末》，以“敢写、敢说、敢登”著称。她相信“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抖擞精神。”由于它屡次触摸“高压线”，报社人事倒了一批又一批。现在《南方周末》还没有死，但它已被打折了几根肋骨，落下终身残废，欲振乏力。

写文章的，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做媒体的，不能报道自己想报道的新闻；看书的，不能看自己爱看的内容。有比这个更黑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