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来讨论强势群体。强势群体主要指占有社会资源多，并且能够赢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机会的能力，对于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有人认为强势群体主要是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构成的，强势群体在我国只是少数，却拥有最多的话语权。强势群体相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群体意识发育比较成熟，对于自己的群体利益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能够通过群体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有时候同政府进行博弈。如果说弱势群体的目标是拥有高效低成本的表达渠道的话，显然强势群体并不满足于此，作为社会精英，作为表达者不如作为制度资源的分配者，更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今天我们看到，这批强势群体试图进入国家话语体系的努力已经初见成绩，从制度化渠道来看，人大代表中党政官员的比重在增加，民营企业家的比重也在增加。但是旧有的官僚体制与这些新兴的强势群体并不当然的结合，在我国的制度设计中，政府并不是各种利益的博弈场，而是作为维护全民利益的一个单位，一个在人民内部各种势力博弈过程中处于中立位置上的裁判，理论上，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它没有自己的利益，这和西方各种利益集团角逐出来的政府是不同的。于是强势群体为了躲开人数众多的中间群体和在伦理上占有优先次序的弱势群体，为了更高效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很多时候采用了非制度化的手段，而由于这些手段的非法性和非道德性严重的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实际上使用这些手段所必须支付的经济成本，道德成本和法律风险成本决不能说是低廉的，于是我们做这样的思考，能否提供一个渠道让强势群体能够高效的、合法、合乎道德的影响政府决策呢？换句话说，如果弱势群体的苦恼是如何走进“圆桌会议”的会议室大门，那么强势群体则等着看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圆桌，制定什么样的对话规则。这么一个圆桌毫无疑问应该体现着社会公正，给予对话/博弈的各方以相同的机会，但同时也必须需要给予强势群体与其社会地位相仿的优势，若不这样强势群体代表是不愿意也没有必要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还是以“圆桌会议”为例，在这样的对话中，我们应该忍受强势群体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购买”弱势群体和中间群体的同意，在这样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弱势群体可以得到制度性的补偿，而强势群体也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成本和法律风险成本，对于对话的双方而言是双赢的结果。

中间群体是处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他们既不像强势群体那么富有，那么具有影响力，也不像弱势群体那么贫困，虽然我国的中间势力还没有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中产阶级，但由于在城市中有数量上的优势，所以在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方面，其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由于中间势力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彼此之间缺少联系的纽带，不同职业之间尤其是有些职业在社会结构中相距甚远，彼此在观点上可能相左，影响彼此的沟通和交流，结果中间势力组织化程度也非常低，利益表达渠道非常散乱，导致其应有的作用无法发挥出来。这就是当今工薪阶层失语的原因了。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利益表达过程中，以职业行会作为主体是比较符合现阶段国情的，比如最近的广州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拒绝接受国家版权局拟定的卡拉OK的收费标准就是一例。这样作为中间势力的利益表达主体在数量上必然是占多数的，但由于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间势力的代表，在和弱势及强势对话过程中，其政治地位要由其代表分担，导致每个代表的发言必然是不如强势或弱势的发言那样影响国家宏观决策。这是中间势力走向成熟的中产阶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