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现有三亿五千万烟民，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约达一百万，超过了艾滋并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为此，包括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和六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一百多位专家十二月十五日一致呼吁：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带头禁烟，推动全国创建百分之百无烟工作场所。（2007年12月16日新华网转自中国新闻网）
中国烟草行业产量和销售量正稳步发展，利税年年创新高，烟草行业已成为纳税最多的行业，占政府收入的近10％。然而，在这组辉煌的数据背后，同时也有另一组数据呈现上升趋势——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新华社5月29日电）吸烟有害健康，这是包括烟草广告中都明确向市民警示的内容。中国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之一。前不久，卫生部专家组已经完成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正式递交国务院法制办，联席讨论会即将召开。在新的修订草案中，首次在立法原则上明确提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中国也向世界承诺，在3年之内，实现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近日，包括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和六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一百多位专家，签署“政府以身作则，共创无烟环境”倡议书，呼吁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带头禁烟，推动全国创建百分之百无烟工作场所。中国的禁烟运动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新华网合肥１２月１１日电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禁止吸烟的３３家公共场所中有２９家不同程度存在吸烟现象，比例接近９０％，且大部分场所没有工作人员劝阻。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在少数。看来禁烟还不是那么简单。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人都知道应该严格控制烟草生产和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但是，禁烟，在中国遇到的阻力，不仅仅来自烟草生产厂家，更多的来自当前的控烟体制。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在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中，烟草行业举足轻重，烟草维持着数以百万计的烟农的生计，并在卷烟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烟草是块肥肉，在一些地方如云南，烟草甚至还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在禁烟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政府充当着禁烟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充当着鼓励扩大烟草生产的角色。这两重身份可能隶属不同的部门，但在税收最大化的施政倾向下，“控烟者”的角色难免显得力不从心。
常言道，“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在控烟的问题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带头禁烟，应该是保证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规定得到有效落实的关键之所在。其实，真正在工作场所抽烟，并且天天抽得起好烟的绝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通常不用自己掏钱买烟的领导干部们。香烟上的腐败，也是公款消费的一部分。俗话说，烟酒不分家。动辄上千元一桌的公款酒宴上，岂能少得了名贵香烟。即使不是酒席上，一些地方政府还经常性地以“红头文件”的方式，规定某某品牌的香烟为“政府接待用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政府机关反而成了烟草保驾护航的使者。比如，山东将军烟草集团的广告把山东省委办公厅的红头文件贴印在“将军天元”高档香烟的广告图案上，赫然写着“山东省接待用烟”，同时在广告的右下角广告图案上，贴印着山东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文件原文，内容为同意该品牌的卷烟作为山东省接待用烟，落款为山东省委办公厅接待办公室。这种香烟每条售价500元；再比如，在江苏南京机场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巨大广告牌上，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从效果上看，这个把卷烟与官位联系的广告的确很有创意。但创意者可能没有想到，广告在抬高自己产品档次的同时，却犯了泄露领导官员秘密的大忌。曾有人调侃地说，“我们的老爷官们，不说别的，单抽烟一项，谈笑间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而又有多少贫困生因交不起学费需要救助？还向社会搞‘慈心一日捐’，官老爷们就来个‘烟酒一日捐’吧！”
正像禁止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一样，从中央到地方下达的禁令是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公车私用杜绝了吗？公款吃喝取消了吗？公款旅游没有了吗？党员干部知道，群众心中也明了。
对于很多已经奢侈惯了、浪费惯了、摆谱惯了的官员们，虽然也知道很多事情不可为、不能为，但是他们依然为着、乐着，因为他们有着别人无可替代的特权。笔者认为，只有将他们手中的特权削弱或取消，才能真正让他们成为廉洁自律的表率，否则，各种形式的“带头”也只能是口头上的。
就像政府机关带头禁烟一样，光有包括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和六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一百多位专家的倡议，还是不行的。必须很好地厘清领导的权为谁用、情为谁系、利为谁谋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禁烟问题，真正带好头。如果领导的权还在为己而用、情还在为己而系、利还在为己而谋，“无烟工作场所”恐怕只能是贴在墙上的“牌牌”，“百分之百无烟工作场所”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了。
新闻链接：
卫生部长陈竺等百余位专家倡议政府机关带头禁烟
中国烟草行业产量和销售量正稳步发展，利税年年创新高，烟草行业已成为纳税最多的行业，占政府收入的近10％。然而，在这组辉煌的数据背后，同时也有另一组数据呈现上升趋势——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新华社5月29日电）吸烟有害健康，这是包括烟草广告中都明确向市民警示的内容。中国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之一。前不久，卫生部专家组已经完成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正式递交国务院法制办，联席讨论会即将召开。在新的修订草案中，首次在立法原则上明确提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中国也向世界承诺，在3年之内，实现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近日，包括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和六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一百多位专家，签署“政府以身作则，共创无烟环境”倡议书，呼吁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带头禁烟，推动全国创建百分之百无烟工作场所。中国的禁烟运动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新华网合肥１２月１１日电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禁止吸烟的３３家公共场所中有２９家不同程度存在吸烟现象，比例接近９０％，且大部分场所没有工作人员劝阻。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在少数。看来禁烟还不是那么简单。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人都知道应该严格控制烟草生产和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但是，禁烟，在中国遇到的阻力，不仅仅来自烟草生产厂家，更多的来自当前的控烟体制。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在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中，烟草行业举足轻重，烟草维持着数以百万计的烟农的生计，并在卷烟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烟草是块肥肉，在一些地方如云南，烟草甚至还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在禁烟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政府充当着禁烟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充当着鼓励扩大烟草生产的角色。这两重身份可能隶属不同的部门，但在税收最大化的施政倾向下，“控烟者”的角色难免显得力不从心。
常言道，“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在控烟的问题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带头禁烟，应该是保证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规定得到有效落实的关键之所在。其实，真正在工作场所抽烟，并且天天抽得起好烟的绝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通常不用自己掏钱买烟的领导干部们。香烟上的腐败，也是公款消费的一部分。俗话说，烟酒不分家。动辄上千元一桌的公款酒宴上，岂能少得了名贵香烟。即使不是酒席上，一些地方政府还经常性地以“红头文件”的方式，规定某某品牌的香烟为“政府接待用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政府机关反而成了烟草保驾护航的使者。比如，山东将军烟草集团的广告把山东省委办公厅的红头文件贴印在“将军天元”高档香烟的广告图案上，赫然写着“山东省接待用烟”，同时在广告的右下角广告图案上，贴印着山东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文件原文，内容为同意该品牌的卷烟作为山东省接待用烟，落款为山东省委办公厅接待办公室。这种香烟每条售价500元；再比如，在江苏南京机场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巨大广告牌上，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从效果上看，这个把卷烟与官位联系的广告的确很有创意。但创意者可能没有想到，广告在抬高自己产品档次的同时，却犯了泄露领导官员秘密的大忌。曾有人调侃地说，“我们的老爷官们，不说别的，单抽烟一项，谈笑间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而又有多少贫困生因交不起学费需要救助？还向社会搞‘慈心一日捐’，官老爷们就来个‘烟酒一日捐’吧！”
正像禁止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一样，从中央到地方下达的禁令是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公车私用杜绝了吗？公款吃喝取消了吗？公款旅游没有了吗？党员干部知道，群众心中也明了。
对于很多已经奢侈惯了、浪费惯了、摆谱惯了的官员们，虽然也知道很多事情不可为、不能为，但是他们依然为着、乐着，因为他们有着别人无可替代的特权。笔者认为，只有将他们手中的特权削弱或取消，才能真正让他们成为廉洁自律的表率，否则，各种形式的“带头”也只能是口头上的。
就像政府机关带头禁烟一样，光有包括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和六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一百多位专家的倡议，还是不行的。必须很好地厘清领导的权为谁用、情为谁系、利为谁谋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禁烟问题，真正带好头。如果领导的权还在为己而用、情还在为己而系、利还在为己而谋，“无烟工作场所”恐怕只能是贴在墙上的“牌牌”，“百分之百无烟工作场所”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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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长陈竺等百余位专家倡议政府机关带头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