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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变经济学

聚变是原子核与原子核的聚合过程，并不是两个原子间的聚合。我们知道，两个原子核如果想要实现聚合，就需要首先克服“核外电子”的、巨大的“库仑斥力”，因为围绕于原子核外的电子均携带了负电荷，而携带了负电荷的两原子的核外电子是相互排斥的。科学家为了实现核聚变，需要首先给原子加热，而只有在超高温状态下（大约在亿度）下，电子才有可能离开原子核而成为“自由电子”。为此，科学家们想出了许多给原子加热的办法。

由于要想使电子离开原子核而成为“自由电子”需要把温度提高到上亿度，而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要想达到这样的高温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家们自然便想到了通过核裂变的方式产生的高温来实现核聚变。这是因为，只有在核裂变的过程中才能达到这样高的温度。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实施的一切核聚变，可以说几乎都是通过或者说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虽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家们也试图采用制造离子体的方法实现这一目的。

像核聚变形成的过程一样，人类社会要想实现经济聚变，同样也需要克服“原子态资本”的“核外电子”的“库仑斥力”。其实，产品这种资本就类似于围绕于原子核周围的电子，因此，要想实现经济体的核聚变，那就需要先将其产品、相对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从两个企业、两个经济体逃离出去——以克服斥力。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如果要是不让企业生产产品那比等天还要难，因为对于企业来说，产品生产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一旦失去了产品生产等于是失去了资本的增殖途径——与资本本质背离。

就算业已出现了产品、资本、经济的过剩状态，对于企业、经济体来说，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也似乎是必要的、必然的，也就不要说谁也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势力范围——市场占有率。再说，资本已经投入，生产能力已经形成，盲目停产就等于是情愿企业亏损的不断发生，那当然是谁也不想见到的事情。而这一过程，就像是任何一个原子也不想丢掉自己的电子的道理一样。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局面保持到20世纪末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人们好像忽然悟出了什么道理——尤其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这种经济过程类似于核裂变，所以一些资本较为雄厚的大公司，便开始主动地搞起了“购并”（就像是利用核裂变产生的高温一样）。更有意思的是，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欧洲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竟然实行了“统一货币”制度，于是，经济聚变现象终于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如果东南亚金融危机不爆发，我看是不会进行“购并”和实施“统一货币”制度的！

从核物理学的角度上去看问题，聚变与裂变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虽然两者都与原子核的核结构的变化有关，但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与发展状态也。简单地说，所谓核裂变，讲的是一个核子被轰击以后分裂成为两个以上的原子，并伴随着一定固有质量的得失，从而产生巨大的能量；所谓聚变，则是通过一定的方法使两个核子聚合到一起，而在两个核子聚合的过程中（接近时）就会使一定固有质量的得失，同时产生出更巨大的能量。

诚然，作为一种运动模式，裂变、聚变不仅在物理运动中表现，也会在经济事物的运动过程中表现，而这两种现象在经济事物的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时，笔者便把它们叫做经济裂变与经济聚变。当然，经济裂变、经济聚变肯定相同，不但有区别，也有本质、内在、必然的联系。为此说明问题，聚变经济学学者将对经济裂变、经济聚变的产生与转化问题做一般意义上的、过度式的研究与探讨，而更深入的研究将在“逆变经济学”中循序渐进地展开。

如果说索罗斯对经济裂变的产生已经有所洞察（他甚至管他的基金称为“量子基金”），那么，企业间的“购并”和欧洲“统一货币”制度的实行却应该说是企业家们的一种自觉行为。或许，在当初，他们并未意识到它能够避免经济裂变，可后来它却从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企业购并行为是对业已存在的亏损资源的发现、开发和利用，显然不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投入产出”和“扩大再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国家间的统一货币制度、建立统一宪法，虽然不是企业意义上的一种行为，但其运动状态与意义可以说与经济聚变非常相似。

与裂变经济相比，经济聚变更为复杂、层次也更高。因此，如何应对经济裂变，如何科学、理智地实施经济聚变，便成为摆在全体国人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面前的一个重要而又严肃的新课题。面对不期而遇的经济裂变、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的发生，有没有一个“上策”呢？有。但笔者以为，唯一的方法是在经济裂变、金融危机尚未爆发之前主动地去实施经济聚变和实施经济逆变，而经济聚变、经济逆变的关键，是能主动地去实施企业的、国家的和国家间的“能动亏损”战略，而实施经济聚变、经济逆变的目，就是为了减少经济裂变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