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帮”进军民营医院的乐与忧
想要调查和摸清中国民营医院的现状和脉络，你必须走进莆田人的圈子。
生活在福建中部的莆田人具有犹太人经营生意的那种“精明”。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非公有制医疗机构十几万家，而上规模的民营医院约有１５００多家，其中约８０％为莆田人所有。据业内人士的保守估算，目前莆田人最少有５０个亿的资金在撬动中国的医疗市场。他们的投资集团动辄几亿在全国各大城市砸下巨资兴建大型医院，他们“顽强地”成为了现在的中国民营医院的“主流”。
往事不堪回首
他们的巨额财富来自于当初疯狂地遍及全国各地大街小巷的“性病诊所”，以及寄生于公立医院，以承包科室的名义形成的“院中院”。事实上，现在的莆田人已经非常忌讳谈及他们的“发家史”。据说前些年，广东某知名媒体揭黑“游医”，当期的报纸即在东北遭恶意抢购销毁，并有恐吓信寄给报社，说要用三十万元买记者的人头，还要炸了报社大楼。尽管旧事已去，可据他们的圈内人透露，这些诊所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约有七八十亿的原始资本积累。
与这些“财主们”拥有财富却又对财富来源“躲躲闪闪”的心态不同，福建省青年法律工作者协会会长、福州大学的硕士生导师游劝荣先生从法律的角度理性地分析“游医资金”。他说：“要么政府干脆做个宣布（但得有证据），说莆田游医的原始积累存在问题，要么你就要正视它保护它。与国家工作人员不同，若他们的财路不明，就可能套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对百姓而言恰恰相反，政府找不到证据证明此人的财富不合法，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合法的私财受法律保护。”
现在，不少实力雄厚的莆田人再也不是当初小诊所里小老板的模样了，他们用手中的资本以“低调”的姿态而又以“惊人”的动作正在全国兴办各种各样规模不等或亏或盈的民营医院。在中国国民的医疗消费支出不断增加以及城市医保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这些民营医院看到了这种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需求，他们期盼他们的存在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甚至想要“撼动”公立医院。然而，他们前进路上道路坎坷，围城之中艰难挣扎。
此时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和心中的感受，就如十几年前国营企业瞧不起个体户，五六年前公立学校排挤民办学校的情景一模一样，不管你用何种眼光去看待他们议论他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正在亲历和见证中国的医疗改革，并在努力推动。而他们本身也在改革之中历经大浪淘沙。
５０亿的巨额投入
“詹氏家族”是莆田赫赫有名的财富集团，据称其资金的调拨曾影响香港股市的波动。此家族的代表人物叫詹国团，属龙的，今年四十出头。他们有多少的家族成员拥有多少的财富，在全国又有多少医院，因其运作低调甚至诡秘，准确数据无人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莆田人投资民营医院约有５０个亿的份额中，“詹氏家族”占了大头。
他们投资医院采取独资、合资和托管的模式，其中的托管说白了就是“渗透”公立医院，虽然医院的性质不变，但经营权已经归属投资方，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子。
上海中峻集团就于２００３年９月托管了福州鼓楼医院。这家医疗投资集团的董事长詹玉鹏今年五十有余。他原是福建三明某国营企业的老总，当时厂里配给他的坐驾就是价值百万的美国的卡迪拉克。八十年代末，他下海从医。他是詹国团的叔公，在新加坡有亲戚，所注册的集团公司即为中外合资。现在，该集团在全国投资２８家医院，其中多数以独资为主，比如泉州南亚华侨医院就投了四五千万，其水准达到二级医院的规模。
上海亿豪医药器材公司的董事长林国雄则是詹国团的表弟。公司在杭州、宁波、上海以及广州等城市拥有医院二十多家，四年前，公司投入１５００万之后，成为福州台江医院的“主人”。
除了詹氏成员之外，林志忠是让许多“莆田同行”佩服和推崇的人物。还是在１９９６年，当“性病诊所，遍地是金”的大好年份，林志忠突然“刹手”。当时众人嘲讽他是神经病，而现在是说他“超凡脱俗，胸怀大志”。事实上，林志忠是有些“能耐”的，眼下他领导的深圳博爱集团资产超过十亿，包括上海仁爱医院、深圳博爱医院、南昌第五人民医院等在国内的十几家大型医院的规模设施在当地都是响当当的。同行说，他的起点要求非常高，瞄准“高、精、尖”，他在做“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的中国民营医院。就连他集团所属的一家广告公司，为了宣传医院的形象，其拍摄和制作设备完全不逊于央视的档次。
在这些莆田人中，有些人“原始积累”不够，便试图通过办医院搞资本运作。据一位圈内人介绍说，他的一位同学就在东北通过关系花３５０万买了一栋楼，用楼抵押获银行贷款１０００万，年付利息三四十万之后，也办起一家不大不小的医院。不过，这些人的经营负担比起别人要沉重许多。
现在，莆田人散落在全国的林林总总的属于中等规模以上的医疗投资机构就有１００多家。知情者推断，就目前全国各地的民营医院而言，莆田人投入的资金不少于５０个亿。
陈波其人
陈波是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后江村人，原名叫陈元林，今年３６岁。他是“上海亿豪”的三大股东之一，虽然这家医疗投资机构在全国已经拥有２０多家医院，但其公司的“实力”也只是中游水平。
面对记者的采访，陈波显露出矛盾心理。他显然有心理戒备，“记者我见多了，没什么好感。”但他又期望通过媒体的公正和客观的报道，提高公众对民营医院的认知，“记者就爱报医疗纠纷，搞得我们难上加难。”
可对本次采访，他是做好了“准备”，甚至把写好的回答问题的提纲藏于桌边，偷偷瞄上几眼就给你一本正经地大谈“医院的市场定位”“美国的私人医院”等等。生怕会被记者“牵着鼻子走”，干脆“变被动为主动”，以免“跑题”。
事实上，现今民营医院与媒体之间的来往，九成以上是广告业务的往来。媒体对他们的关注，或许真的存有“偏见”。身处其中，也难怪陈波有这般心态和表现。
陈个头不高，西装革履，系一条鲜艳领带，给人有几分精干和执着的感觉。而他说话的语速，恰像燃放短串的鞭炮，急促地响一阵停一阵，让记者的采访记录也忽急忽停，有些难于适应。
陈的身边有一批执行力很强的“各路精英”。这几乎是莆田从医者的共同特征，这些当老板的想出了一个点子，身边人就有办法把它变成现实。
当然，碰到“重大事情”必由陈波亲自出马。他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经常在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他说他花的“主要精力”是在“协调关系”。他指的“关系”是医院外围的包括主管部门在内的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我们做得太不容易了，我们要经营医院，首先要经营好办事的环境，而公立医院比我们省事省心，他们由政府罩着，又控制着很多的人才。”
陈波是极力主张医生“走穴”的人。他认为对有能力的专家，政策不应该限制他们一人一岗，而要鼓励他们一人多岗。他说：“若在美国，当你获取医生资格后，你可到处行医。在我们与国际接轨之前，实际上很多地方的做法已经超越了政策界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落后于现实，这种政策障碍不利于民营医院的发展。”
但陈波对四年前投资的福州台江医院的发展还算满意。２００２年初，他把卫生部前医政司司长请到台江医院“调研”，司长告诉他，医院突出了专科特长，你就有钱挣了。陈波听取了司长的建议，把产科、妇科、儿科等作为台江医院的经营特色，现在，该院已从四年前每日就诊四五十人增至六七百人，医院的口碑也正在树立。
陈波对于这家医院的满意，还在于他经过了四年的努力，两个月前终于成功地将福建省医科大学协和附属医院原院长蓝玉福“挖到”台江医院当院长。陈波毫不含糊地说：“挖人也是民营医院的主要工作。”
蓝院长的观念转变
陈波以其足够的耐心和诚心请蓝玉福当台江医院的“掌门人”，有其“深刻的道理”。
蓝是国内颇有名气的心血管专家，他的到来，必然给陈波的医院带来“光环”。其次，蓝曾经是为省领导看病的医生，像他这种专业名气和社会资源兼备的“双佳人才”，对于现在的民营医院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今年６９岁的蓝玉福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当了八年的院长。此前，他是省立医院高干病房的主治医生。从七十年代开始，他就为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马兴元看病，后来还兼廖志高的保健医生。１９８２年，廖志高调任中组部顾问，劝蓝进京，蓝婉言谢绝。随后的省领导包括王兆国、胡平、陈光毅、贾庆林、贺国强等等，若有身体不适，皆唤老蓝看病。
四年前，老蓝完全排斥民营医院。当时，陈波刚刚“买下”台江医院，他通过同乡――省立医院副院长章开典的牵线搭桥“游说”蓝玉福，蓝一口拒绝。
蓝说：“前些年我时常听说在全国各地开诊所的莆田人，每年都有几亿元汇回莆田，后来了解到他们主要是看性病，手段就是开大处方，高价售药，欺骗钱财。医生蒙骗病人，那是最不道德的，所以，我和他们保持距离。”
然而，两件事让蓝玉福转变了对民营医院的看法。
退休之前，他去了趟了台湾。发现台湾只有一家叫荣军总院的是公立医院，此院属于部队的，后向民间开放。其他全是民营的，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是由台塑大王王永庆投资的长庚医院，后来的发展超过了荣军总院。一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像美国那样以基金会的形式创办，其性质也是民营的。
台湾医师公会的成员全部来自民营医院，其负责人还参加了当局的“立法院”，公会可向“立法院”提案。而我们的中华医学会就不同了，成员都是公立医院的，民营医院沾不上边。
从台湾归来，蓝玉福开始思索和留心国内的民营医院。他说，与国有企业改制一样，近些年许多地方的公立医院都“卖给”私人了，国家的政策正在变化。他慢慢地察觉到，中国的医疗改革迟早要与国际接轨，民营医院是一个发展方向。
正当蓝的心理发生变化的时候，陈波加大了“攻势”，并采取“迂回战术”。陈说：“我带你出去看看，看完之后你再作决定。”
蓝玉福不得不承认，这一“看”，让他从此看上了民营医院。
在浙江嘉兴医院，陈波投巨资把医院装修像宾馆一样漂亮整洁，豪华气派，全新的医疗设备体现出医院的档次。现任院长是原嘉兴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他对蓝说：我在这里二次创业。与此同时，陈波还在嘉兴买了２００亩地，准备投三个亿再盖一座大型的综合性医院，相关工程正在建设之中。
后来到了上海，看陈的另外两家医院。其中博爱医院原是一家区级医院，经营不善，濒临绝境，后被陈转租过来，把五层楼装修得既温馨又现代。院长还带了一批医生护士到新加坡培训，现在，该院一楼设立了外宾区，聘了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的大夫坐堂。
真爱女子医院的前身是一家区级保健院，五六千平方的两栋别致小楼还是当年的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送给他的保健医生的财产。转租之后，重新配置了人员设备，就诊率也增加了许多。
回到福州，陈波又把台江医院的规划图呈现在蓝玉福的面前。看完之后，蓝说：“我感觉他们不再是游医了，他们真的想做大做正规了。他们的这种做法和想法，与我就有共同语言了。”
有了“共同语言”的沟通，蓝玉福最终在两个月前走马上任台江医院，陈波如愿以偿。
蓝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把台江医院变成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协作医院，并把醒目的横幅久久地挂在医院大楼的前门。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直接挂钩，这在福建还是第一家。
蓝说，福州现有民营医院２４家，铺面很大，规模偏小，仍处初级阶段，但发展势头尚可。他期盼台江医院能在三五年内发展到５００个床位的中等规模的综合医院。
由于角色的过程转换，蓝玉福认为现在的公立医院甚至包括主管部门都对民营医院存有偏见和误解。他解释说：“去年，省立医院的营业额达到５．４亿，协和医院达到５．１亿，他们用这些收入进行成本扩张，他们拥有绝对的医疗资源。在这种竞争条件不平等的状况中，尽管民营医院的老板投入巨资同样是为了医院建设，为患者服务，为人民服务，但他们的生存环境并不宽松。”
蓝玉福坦言，对民营医院的认识肯定需要过程。
围城中的挣扎
社会认识民营医院的过程，正是民营医院艰难挣扎的过程。
２００５年是福州闽江医院的生死之年。此家医院座落于福州市区的塔头路，投资１０００多万，２００３年３月开业。在此采访，记者感到了如此强烈的反差：通透明亮、布局别致的五个楼层里面，除了为数不多的医生护士之外就再也看不到其他几个病人，整座医院，除了冷清还是冷清。
“开业至今，我们广告费花了五六百万，现在的营业额，好的月份在二十多万，差的时候只有十来万，而我们每月支付的工资、房租以及广告费就要三十多万。我们做的很累，看看今年能否撑过去，不行的话，只好在关门倒闭。”院长陈文森一脸无奈。
而位于福州仓山区上三路的福州同德医院出于“经营状况”的考虑，前些时候院长冯红清作出“决定”，主动退出了民营医院的行列，降级为“福州同德门诊部”。
陈文森、冯红清的处境是很容易“感触”福州别的民营医院院长。鼓楼医院院长张晓民说他的医院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福兴医院院长昌献孝把他的医院比喻成“漂泊在大海中船舶”，华美医疗美容的院长欧阳春感慨他的经营是在“夹缝中生存”。
欧阳春说，从政策层面讲，政府部门都说支持我们，可“实际行动”未必如此。比如批个广告，从区里到省里，就要过五道关口。有家医院的广告，整整被压两个月，而且每关都要删掉一点内容，到最后就剩不了几个字了。从执法和监督的角度讲，执法者对民营医院的心态――这种心态也包括媒体，就像警察抓小偷，猫抓老鼠一个样，“哈哈，你被我逮住了。”“抓”民营医院他们比较积极，也比较有“成果”。对公立医院，他们就不敢随意乱碰，各种检查也是过过场而已。
“既然允许我们的‘存在’，有关部门除了监督，更要给我们帮助和服务。事实上，每当我们去办事的时候，总觉得在求他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逼’得我们要想方设法地和谁谁谁搞好关系，以便办事能够顺畅一些。”欧阳春坦承他与有关部门的“关系不错”，但他强调这是通过“个人努力”的结果。
培植了“上头”的关系，还要应对“下头”的动辄上门“闹医族”。在当今民营医院的社会认同度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有些患者往往抓住这些医院“怕闹事”的弱点，碰到纠纷，即大闹医院，然后漫天要价。
去年５月，有一闽东女子在某美容医院做隆胸手术，术后不遵医嘱，致使刀口微裂，院方及时补救，本无大碍，但女子盛怒，喊索赔六万。医院不从，其女即在医院大堂向众人亮出乳房，大声说“我的乳房被做坏了，你们还敢做吗？”以损伤医院声誉作要挟，获赔两万。
媒体有这样的报道：某医院为６位医生请了贴身保镖；患者用马刀砍医生；病人砸了医生的办公室。就在前些时候，有家民营医院替一产妇接生，因产妇身体状况等综合因素，分娩时产妇身亡。家属不问青红皂白，即把花圈尸体抬到医院，并给媒体报料，医院压力重重，最后赔付二十万。从此，医院大伤元气，信誉扫地，据说，医院正在考虑改名，以求“新生”。
社会上出现的这种“闹医族”现象，反过来又“束缚”了民营医院的手脚。圈内人告知记者，“患者动不动就告，我们如履薄冰。诊断没有９０％的把握，医生就不敢轻举妄动。”
病人与医院的对立，源于他们对医院的不信任态度。据三九健康网的调查显示:高达79.3%的民众对民营医院抱有不信任心理，并认为欺诈、价格不真实和急功近利是目前民营医院的通病。
面对这种信誉危机，民营医院真是有口难辩。福兴医院院长昌献孝认为，如果民营医院现在还搞虚假动作，那么投资的成本都别想收回。华美美容的欧阳春说：“我们走到这个份上，还想宰客？那就更没有回头客。”
客观地讲，许多从业者的想法与他们两人的认识相近。然而，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许多人却忽略了民营医院要做出公信，更要依靠患者的口碑传扬，可多数人是以狂做广告速成信誉。福兴医院在开业的时候，声称第一年要投下３０００万的广告进行造势，上海长江医院每年不少于３０００万投放央视，其中还不包括投给各省市的卫星频道。北京新兴医院在央视所做的“不育不孕”的广告费份额超亿。这些巨额的广告成本，其结果与收效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美好”。
与此同时，招不到好的医生，也使民营医院在病人中一直缺乏号召力。鼓楼医院院长张晓民为此犯愁多时，他称招不到一流的医生，二三流的也不放过。事实上，在现行的公立医院体制之下及社会观念的影响，好的医生不会轻易跳槽，除非是退休的或厂矿医院的医生。而这点往往是让莆田从医者最为尴尬的问题，他们明明知道人才竞争的激烈，他们有钱，却请不到菩萨进他们的庙。
实际上，尽管民营医院的管理机制较为先进，但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不理想，因为民营医院大都开设的是短期见效的科目，例如美容、男女性功能障碍、妇科、皮肤科、口腔科等。譬如福州的几家包括闽江、华安、白湖亭、和平等医院，虽然他们申请的都是综合性医院的牌照，但所做的业务还是以专科门诊为主。一旦竞争加剧，这些科目将很快萎缩，与大医院的心脏搭桥、肝肾移植、关节置换等技术含量极高的垄断项目比，毫无优势可言，一般危重病人、重症病人还是会选择公立医院。
目前公立医院拥有的人才、资金和技术，让民营医院“望洋兴叹”。
福兴医院是福州二十几家民营医院中，惟一拥有价值几百万的ＣＴ及腹腔镜等设备的医院，然而，这些设备在公立医院比比皆是。“纵使莆田人在国内的民营医院有很大的资金存量，但它们散落在不同的投资者身上，点多面广，欲抗衡公立医院，那是以卵击石。”一位民营院长如此理性分析。
现今民营医院发展的“艰难”并非福州如此，全国也相差无几。闽江医院院长陈文森说他在杭州、上海的很多莆田同乡都想转让手头的医院。
“迄今为止，医院投资的成功还非常罕见”，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当前医疗领域中的政策环境、行业环境和商业准则还很不规范。
“目前民营医院遭遇的不公平，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 浙江台州博爱医院院长孙捷认为，卫生局是整个卫生系统的监管者，医疗事故的鉴定、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行政审批、调节医疗纠纷等等，都由他们负责。他们对医院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同时，他们还是公立医院的主管主办单位，辖区内国有医院，都是卫生局直属事业单位。对公立医院在人事、分配等各个方面都有决定权。
孙捷认为，卫生局相当于公立医院的总医院。如果把医疗市场竞争比作一场比赛的话，那么卫生局行使监督职能，他好比是裁判员;他作为总医院，他的儿子“各公立医院”又是场上的运动员，和民营医院是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会不会偏袒他的儿子呢?
对于行业的“歧视性”政策，中国医院管理学会会长曹荣桂解释说，不少民营医院承担了社会公共卫生任务，收费也是按国家卫生部门的统一标准，甚至所有盈利都投入医院的扩大再生产，却依然被定为盈利性医院，执行着盈利医院的税收和土地政策，被排除在医保之外，“即使被定为非盈利医院，在医保定点以及医疗事故的鉴定等方面仍是另眼相看，这种状况对我国医疗事业的未来发展有弊无利”。
不仅如此，在政府的财政补贴、优惠的税收（盈利性医院按照总收入的5%上缴营业税）、医疗保险定点单位的待遇、政府调节的医疗服务价格等方面，有关政策也是倾向公立医院的。曹荣桂说，一般而言，公立医院不会自觉降低成本，恰恰相反，还可能利用这些行业垄断资源，以扩大成本获取自身利益。
法律制度的缺失，已经成为影响民营医院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据专家介绍，除卫生部几年前颁布的《医院管理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与《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外，我国目前尚无一个专门为民营医院所立的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
在此环境下，多种产权属性的医疗机构的定义、界定、运作规范及利润分配等均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没有制定好游戏规则的游戏，往往会变得随心所欲，机会大风险也大。”目前公立和民营医院的优势极不对称，民营医院的发展注定前途坎坷。
期盼曙光
然而，前途坎坷的中国民营医院在新年之际却看到了几许亮点。
据悉，2005年卫生部牵头制定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将出台，其中将包含含金量非常高的一句，即“国有资本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这就意味着医疗体制改革即将步入医院产权改革阶段，更多的社会资本将被允许进入公立医院。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指出，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医疗服务事业，对于社会资金投入医疗事业的，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而在有关政策出台后，国家将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试点。高强的话无疑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步履迟缓的全国医疗体制将会有震荡性的动作。
值得关注的是，“以前隶属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医院的剥离工作必须在2005年以前完成，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它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因此，今年将会有大批各级国有医院走上改制之路。
而公立医院的改制必将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空间。福州台江医院院长蓝玉福把这种改制与前些年的国有企业的改革相提并论。他说，当初国营企业就看不起民营经济，但后来，各地的民营经济照样成为半壁江山，现在的民营医院也要有这种信念。
正当民营医院期待改革和发展的时候，市场上“诱人的蛋糕”让他们看到前方的景色。
有专家分析，我国有13亿人口，每年全国的医疗消费为3500亿元，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在美国，医疗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4％，韩国、日本、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大多在6%—8％之间。而从每年人均医疗支出来看，美国为4090美元，德国为2339美元，日本为1741美元，韩国为587美元，而中国仅为31美元。
另一方面，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需求的提高，以及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的预测数据将为6400亿元。
在中国医疗改革正在铺开，医疗市场潜力巨大的宏观背景之下，台江医院的投资者陈波坦然面对目前民营医院的“道路曲折”，他坚信“用时间说话”，他说的投资集团要在三五年内兴建一两座三甲规模的大型民营医院。
“这几年我们是在搭架子，并没有想赚多少钱。我们搭的是中国民营医院的架子，我们祈祷明天，祈祷民营医院春天的故事。”
陈波的期待是莆田从医者的期待，也是中国民营医院的期待。
（链接）垄断：扭曲医疗市场
尽管公立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尚未改变，尽管患者时有怨言，但他们的选择仍然以公立医院为主，而非民营医院。
温健先生是福建省烟草公司的员工。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５日下午２时，其妻林耀突发脑出血。温说，因当时接诊的某医院出诊延误及诊断处理不当，致使妻子成为植物人。从此，他的爱妻在病床上静静地躺了三年，温健与医院的官司也艰难地打了三年。现在，妻子还没醒来，官司还在继续。
三年往返于医院，温健“看出了”公立医院的诸多弊端，他甚至撰文呼吁加大医疗体制的改革。然而，呼吁归呼吁，现实中他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与公立医院“相处”，他说他不可能把妻子转到民营医院去，他别无选择。
“救治病人讲究的是综合服务，目前民营医院的技术和设备远不如公立医院尤其是那些大医院的水准，虽然他们宰人的现象少了，服务态度提高了，但民营医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块牌子加一栋楼’，没什么技术含量，社会对他们的认可仍然有限。”
温健的话，说到了民营医院的“痛处”，同时也反映出公立医院的垄断弊端。
在去年８月举行的２１世纪医学国际论坛上，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直言中国现今的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他称“目前公立医院垄断的局面并未打破，多种所有制医疗机构公平竞争的格局尚未形成。”
据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介绍说，公立医院的垄断有其“政策背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入，国家大幅削减医疗投入。投入少了，政府自然要给医院政策。随着政策的放手，医院给自己找到了两条主要财路――多卖药、多上高新设备。
从国际调查的比例看，中国的医生占人群百分比还是很低，但目前的状况是，城市里面大医院的医生数目已经远远处于饱和，相反，农村医生的数目却因为待遇问题反而递减。因为僧多粥少，而且目前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诊疗而是药品，为了增加收入，有些医院和医生就诱导患者用高价药品、用高新仪器诊疗。结果就造成了这样的怪现象：一边是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返贫，一边是民营的医疗资源的大量闲置。
因垄断致使公立医院信誉扭曲的报道便时有所闻。
比如医生开药，他们首先给患者开高档药，然后再开“包治百病”的中成药。厦门某药厂有种叫新癀片的药品，此药清热解毒，对任何病症用也行，不用也行，可医生随手开药，――用与不用，那就用，一盒３０元，多多益善。
开药之外，还有直接卖药的。现在医院开药是用电脑处方，但你用现金向医生购买，那会便宜许多，因为医生手中的“存货”是由推销药品的“医药代表”低价直销的。福建某精神病医院就有些医生做这样的事。精神病患者是要常年吃药的，医生“一片好心”为你省钱，病人家属怎敢不领情，只好被动接受。
药价更有“文章”可做。“阿奇霉素”注射液一支的进价不足１０元，而在一些三甲医院的售价是８０元。福州某医院骨科使用的植入人体的钢板，进价两千，患者却要承担八千的费用。据说这家医院的很多主治医生已经开着小车上下班了。现在的医疗器械及药品市场竞争激烈，给医院及医生选择的机会太多，此时，往往“回扣”的高低决定了产品的去处，尽管这些产品在进入医院之前也有“目录”也有“招标”，但其中仍有“黑洞”存在。
在一些公立医院，除了药品的“回扣”，做各种项目的检查也是有“提成”的。福州一家民营医院的老总欲高薪聘请一位即将退休的公立医院的主治医生，他们俩是朋友，医生就直截了当地告知对方，你那点工资吸引不了我，我在医院开条子做ＣＴ、彩超、胃镜都有不同份额的“提成”，加上药品的“回扣”及病人家属的红包，一个月舒舒服服除了工资之外就有几千元，我宁愿被医院返聘也不想去你那儿“受罪”。
这位医生还介绍说，公立医院的在职医生，都有事业编制，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所以，哪怕民营医院的工资高得多，多数有名望的医生和专家也未必愿意跳槽。比如南京一家民营整形医院欲以年薪５０万挖一名业务副院长，当地某公立医院的整形科主任也不为所动。为什么？理由很简单，这些人赚钱的门路本身就很多，跳槽到民营，就要从“事业人”转变为“社会人”，划不来。
若说“回扣”“提成”让你“雾里看花”的话，那么有些公立医院的“优质服务”就更让你不敢“细想”了。据知情者介绍说，现在有的医院做一台手术要排队，等三四天甚至更久，你等不及要走人，那就签字画押，后果自负。其实医生完全没有忙到这个程度，他们让患者多住院，是为了增加病房收入，因为科室效益与个人收入有关。
医院和医生的整体形象在民众中的信誉度的下降，医患关系的恶化最终使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道德体系违背造成的惩罚对于医生而言是致命的，在国外，医生这个职业本身就意味着信誉。
就目前的现状分析，公立医院出现的种种“怪圈”有其深层的原因。当他们的生存处于政府和患者的双重压力之下的时候，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非完全是医院的责任，而是一种市场压力与体制束缚下的尴尬结局。业内人士声称，垄断背后扭曲的医疗市场只是体制诟病的反应而已。
为了打破医疗市场的垄断局面，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透露说，今年，国家将进一步采取有效的鼓励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形成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私立医院、股份制医院等多种所有制医院并存，公平有序竞争的医疗服务格局。业内人士分析说，朱庆生大致描绘出了未来中国医疗体制变动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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