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贪污腐败，人们对贪污腐败分子一定是非常深恶痛绝的。所以，每当贪污腐败分子被媒体披露后，人们也都会拍手称快，为之叫好的。
然而，人们可知，这些贪污腐败分子都是如何被揪出来的呢？其实，揪出这些贪污腐败分子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具体地说，有些贪污腐败分子是被别的贪污腐败分子“牵”出来的；有些贪污腐败分子是由女人“惹”出来的；也有一些贪污腐败分子是被人“举报”而被揪出来的。前两种情况的贪污腐败分子被揪，贪污腐败分子可能只好自认倒霉吧。那么，由举报人举报而被揪出来的贪污腐败分子那可就不一样了，这里面包含着举报人“悲惨”的命运和结局。可以说，个个举报人都有一本反贪“血泪史”。
退伍军人汪汉林4年坚持不懈地举报湖北贪官刘志祥，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贪官刘志祥于今年4月30日，由湖北宜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
然而，人们可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反贪功臣，举报贪官刘志祥犯罪事实的汪汉林却遭到报复。自2001年12月起，汪汉林就开始举报刘志祥。2002年7月，汪汉林上北京举报汉口火车站问题。回来后不到一个月，时任汉口站站长的刘志祥找他面谈，盘问其是否和原汉口火车站招待所承包人高铁柱在一起举报他。3天后，汪汉林骑自行车路过汉口站桥北新村一个铁路涵洞时，突然被6个不明身份的人推下路基，纷乱的木棒与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到了他的身上。一阵暴打后，他装有身份证、相关票据与部分上访材料的公文包也被抢走。后汪汉林遭报复事件得到中纪委贪玩的重视，才算有结果。
同样，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举报山西运城假渗灌事件，无缘无故的法院判了7年有期徒刑。
经过是这样的：当时运城来人悄悄来到他在北京的寓所，等他一进屋，就一把将他扑倒，蒙上被子一顿暴打，门牙悉数打落。然后在路上拖了几十米，塞进车里直奔运城。在不到36天、没有公开开庭的情况下，高满强被运城中级法院判了7年有期徒刑。高满强所获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判决称，高满强在运城地区粮食局下属单位工作时，伙同他人伪造了一份军方文件，编造其入伍与提干经历。后高满强又谎称部队档案在其返乡途中丢失。从而骗得有关部门为其办理恢复干部身份的手续。正是在此基础上，1996年他被任命为驻京办副主任，后又升任至处级干部。判决书还称，他在驻京其间，非法私刻四枚公章。判决书像模像样地提供了十二份证据。
2003年4月18日，在山西省高院的无罪判决书下达前的8个月，高满强被先行释放。
这一天上午9点，重获自由的高满强刚刚迈出监狱大门，准备穿过马路去坐车时，迎面冲来3名蒙面大汉，手持铁棍，照着他的头和身子挥舞下来。后据目击者称，歹徒们很年轻，手脚非常利落。3个人将高满强打倒在地，直至血肉模糊。前去阻止的狱警亦被打伤。事毕，打人者乘车匆匆逃遁。
一篇《铁路反腐败第一人惨遭报复20载》的报道，记录了车务段集办工程修建队队长龚银泉的举报贪污被惨遭报复的经历。
1985年工程修建队长的龚银泉所揭发和举报了如下问题：樟树车务段中心站总务室副主任刘有泉1983年11月向承包车务段办公大楼的福建包工头陈国娣弟兄二人索贿400元去广州游玩；1984年2月刘有泉伙同段长徐继康的儿子徐斌私自开了一张铁路免票将包工头陈氏兄弟送回家，然后带回一台当时南昌上海也很少见更难搞到手的14吋福日牌彩电，该彩电其实就是包工头孝敬段长大人的；还有1984年5月，车务段办公楼竣工的时候，在基建队的内部账上发现了一笔1070元的开支，那开支竟然没有任何发票等。
没想到被他揭发的铁路车务段领导在一个月后，将他由一机关干部“平调”为基层的一食堂管理员。那总共只有五六个人的食堂的头儿到最后拿的却是和工人一样的工资甚至还被禁止“出差”。接着被领导诬陷说要拿枪干掉领导全家，于是被公安传讯审查。龚再次上访后，段领导绕开党委和工会将其降为工人甚至3年多间不发工资。遭遇多年的打击报复中，龚的妻子因积郁成疾不久就撒手人寰。独自供养女儿上大学的同时，龚一直在为自己的冤屈奔走。
海南亿万富豪孟克非，在一场企业重组的漩涡中因举报蛀虫而两度遭报复被卷进监狱，无辜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孟克非为举报反贪，至少花去1000多万元，仅仅是举报材料的复印费、邮寄费等票据就达30多万元。在普通百姓眼中，像孟克非这样的“大人物”，举报反贪尚且如此艰难，不仅要耗费巨资，甚至还要身陷囹圄，而且扳倒的才仅仅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厅局级官员，
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老员工李文娟，她2002年实名举报该局使国税流失近3亿元的5项违法违规问题，先是在单位被孤立，继而被调动工作，后被辞退。再举报、再投诉，就涉嫌诽谤，被视为诬告，被公安局拘留，直至被劳动教养。还有恐吓信、恐吓电话，家人不敢出门买菜，孩子不敢上学，母亲差点为之丧命。
另外，四川的肖启伟、湖南的胡卫民、上海的陈晓兰、哈尔滨的王雪原等几位举报者的遭遇，一些人也因他们揭开了医疗腐败的盖子，被业界视为“异类”，称做“叛徒”。他们或愤而辞职，或远走他乡，个个陷入了生存困境。
以上一个个反贪英雄，为国家为人民不顾自己人个生命的安危，尽心尽力做了很多事，出了很多力。但是，他们得回来的却都是一个同样的结局，一个同样悲惨的命运。这不得不使人们感到长叹！更让人们感到心寒啊！
按理说，国家对这些反贪英雄因举报有功而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的，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些反贪英雄的物质奖励却又是难以落实的。像退伍军人汪汉林在反贪中自己用去举报费用已超过3万多元，而那个不到1万元的反贪奖励却迟迟不能到位，如今汪汉林为此事还不断地在上访，希望能得到有关部门的解决，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中国到底是鼓励人们举报反贪还是把这个鼓励只是写在纸上而已，实际是仍停留在口头上的鼓励？如果是真鼓励，那么我们从以上所列举的几个反贪英雄来看，他们不仅没得到奖励，或者说奖励迟迟不能到位，反而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生活中，人们都是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他们被人们认为是“异类”、“叛徒”。在交往中人们都是敬而远之，不敢与他们的多接触。这就是反贪英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现实写照。
其实，反贪英雄的这些境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那么其根本原因我们会一目了然的。
作为中国人，生活在中国，又有那个人不了解中国人的特性呢？中国人有三种特性在生活中表现得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是明哲保身；另一种就是喜欢别人的表扬；第三种是对官的敬畏。有了这三个特性，中国人又有谁还敢与反贪英雄“来往”？这就是为什么反贪英雄在中国不受人们推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在这样一个不利于反贪英雄生存的环境里，笔者不禁在想？中国人以后谁还愿意去反贪呢？那么这样下去，久而久之，中国的反贪何日才是个尽头啊？
然而，人们可知，这些贪污腐败分子都是如何被揪出来的呢？其实，揪出这些贪污腐败分子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具体地说，有些贪污腐败分子是被别的贪污腐败分子“牵”出来的；有些贪污腐败分子是由女人“惹”出来的；也有一些贪污腐败分子是被人“举报”而被揪出来的。前两种情况的贪污腐败分子被揪，贪污腐败分子可能只好自认倒霉吧。那么，由举报人举报而被揪出来的贪污腐败分子那可就不一样了，这里面包含着举报人“悲惨”的命运和结局。可以说，个个举报人都有一本反贪“血泪史”。
退伍军人汪汉林4年坚持不懈地举报湖北贪官刘志祥，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贪官刘志祥于今年4月30日，由湖北宜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
然而，人们可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反贪功臣，举报贪官刘志祥犯罪事实的汪汉林却遭到报复。自2001年12月起，汪汉林就开始举报刘志祥。2002年7月，汪汉林上北京举报汉口火车站问题。回来后不到一个月，时任汉口站站长的刘志祥找他面谈，盘问其是否和原汉口火车站招待所承包人高铁柱在一起举报他。3天后，汪汉林骑自行车路过汉口站桥北新村一个铁路涵洞时，突然被6个不明身份的人推下路基，纷乱的木棒与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到了他的身上。一阵暴打后，他装有身份证、相关票据与部分上访材料的公文包也被抢走。后汪汉林遭报复事件得到中纪委贪玩的重视，才算有结果。
同样，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举报山西运城假渗灌事件，无缘无故的法院判了7年有期徒刑。
经过是这样的：当时运城来人悄悄来到他在北京的寓所，等他一进屋，就一把将他扑倒，蒙上被子一顿暴打，门牙悉数打落。然后在路上拖了几十米，塞进车里直奔运城。在不到36天、没有公开开庭的情况下，高满强被运城中级法院判了7年有期徒刑。高满强所获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判决称，高满强在运城地区粮食局下属单位工作时，伙同他人伪造了一份军方文件，编造其入伍与提干经历。后高满强又谎称部队档案在其返乡途中丢失。从而骗得有关部门为其办理恢复干部身份的手续。正是在此基础上，1996年他被任命为驻京办副主任，后又升任至处级干部。判决书还称，他在驻京其间，非法私刻四枚公章。判决书像模像样地提供了十二份证据。
2003年4月18日，在山西省高院的无罪判决书下达前的8个月，高满强被先行释放。
这一天上午9点，重获自由的高满强刚刚迈出监狱大门，准备穿过马路去坐车时，迎面冲来3名蒙面大汉，手持铁棍，照着他的头和身子挥舞下来。后据目击者称，歹徒们很年轻，手脚非常利落。3个人将高满强打倒在地，直至血肉模糊。前去阻止的狱警亦被打伤。事毕，打人者乘车匆匆逃遁。
一篇《铁路反腐败第一人惨遭报复20载》的报道，记录了车务段集办工程修建队队长龚银泉的举报贪污被惨遭报复的经历。
1985年工程修建队长的龚银泉所揭发和举报了如下问题：樟树车务段中心站总务室副主任刘有泉1983年11月向承包车务段办公大楼的福建包工头陈国娣弟兄二人索贿400元去广州游玩；1984年2月刘有泉伙同段长徐继康的儿子徐斌私自开了一张铁路免票将包工头陈氏兄弟送回家，然后带回一台当时南昌上海也很少见更难搞到手的14吋福日牌彩电，该彩电其实就是包工头孝敬段长大人的；还有1984年5月，车务段办公楼竣工的时候，在基建队的内部账上发现了一笔1070元的开支，那开支竟然没有任何发票等。
没想到被他揭发的铁路车务段领导在一个月后，将他由一机关干部“平调”为基层的一食堂管理员。那总共只有五六个人的食堂的头儿到最后拿的却是和工人一样的工资甚至还被禁止“出差”。接着被领导诬陷说要拿枪干掉领导全家，于是被公安传讯审查。龚再次上访后，段领导绕开党委和工会将其降为工人甚至3年多间不发工资。遭遇多年的打击报复中，龚的妻子因积郁成疾不久就撒手人寰。独自供养女儿上大学的同时，龚一直在为自己的冤屈奔走。
海南亿万富豪孟克非，在一场企业重组的漩涡中因举报蛀虫而两度遭报复被卷进监狱，无辜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孟克非为举报反贪，至少花去1000多万元，仅仅是举报材料的复印费、邮寄费等票据就达30多万元。在普通百姓眼中，像孟克非这样的“大人物”，举报反贪尚且如此艰难，不仅要耗费巨资，甚至还要身陷囹圄，而且扳倒的才仅仅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厅局级官员，
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老员工李文娟，她2002年实名举报该局使国税流失近3亿元的5项违法违规问题，先是在单位被孤立，继而被调动工作，后被辞退。再举报、再投诉，就涉嫌诽谤，被视为诬告，被公安局拘留，直至被劳动教养。还有恐吓信、恐吓电话，家人不敢出门买菜，孩子不敢上学，母亲差点为之丧命。
另外，四川的肖启伟、湖南的胡卫民、上海的陈晓兰、哈尔滨的王雪原等几位举报者的遭遇，一些人也因他们揭开了医疗腐败的盖子，被业界视为“异类”，称做“叛徒”。他们或愤而辞职，或远走他乡，个个陷入了生存困境。
以上一个个反贪英雄，为国家为人民不顾自己人个生命的安危，尽心尽力做了很多事，出了很多力。但是，他们得回来的却都是一个同样的结局，一个同样悲惨的命运。这不得不使人们感到长叹！更让人们感到心寒啊！
按理说，国家对这些反贪英雄因举报有功而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的，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些反贪英雄的物质奖励却又是难以落实的。像退伍军人汪汉林在反贪中自己用去举报费用已超过3万多元，而那个不到1万元的反贪奖励却迟迟不能到位，如今汪汉林为此事还不断地在上访，希望能得到有关部门的解决，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中国到底是鼓励人们举报反贪还是把这个鼓励只是写在纸上而已，实际是仍停留在口头上的鼓励？如果是真鼓励，那么我们从以上所列举的几个反贪英雄来看，他们不仅没得到奖励，或者说奖励迟迟不能到位，反而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生活中，人们都是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他们被人们认为是“异类”、“叛徒”。在交往中人们都是敬而远之，不敢与他们的多接触。这就是反贪英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现实写照。
其实，反贪英雄的这些境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那么其根本原因我们会一目了然的。
作为中国人，生活在中国，又有那个人不了解中国人的特性呢？中国人有三种特性在生活中表现得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是明哲保身；另一种就是喜欢别人的表扬；第三种是对官的敬畏。有了这三个特性，中国人又有谁还敢与反贪英雄“来往”？这就是为什么反贪英雄在中国不受人们推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在这样一个不利于反贪英雄生存的环境里，笔者不禁在想？中国人以后谁还愿意去反贪呢？那么这样下去，久而久之，中国的反贪何日才是个尽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