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河北籍著名作家冯骥才的话说，“大地震是文革终结之前的一场灾难，它在人祸中加入天灾，把人们无情地推向深渊的极致。”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24万人，据说实际数字要比这大得多。三十一年过去，中国人包括当地人恐怕大多已经忘却了那场人间浩劫，而我们却在这一天的唐山市联想到——象征着中国“工业时代”初期的开滦煤矿当年的采掘行为助长了地壳运动的力量，成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帮凶。今人必须记住那不该忘却的过去。

    大地震毁掉了旧唐山，不屈的中国人很快就在废墟侧旁建起了后来的新唐山。如今我们在唐山市以南80公里的曹妃甸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座在建设规模、投资强度和经济潜能上比当年灾后重建的新唐山大数十倍的重化工新城。当代的中国重新在书写历史的奇迹，不同的是此次建设与上次的唐山重建大不一样——曹妃甸是在“科学发展”时代的全新规划和实践。中国人要用二十一世纪的新理念、大智慧和高技术打造这个足以代表今天乃至引领未来的中国新型工业城市。

超越迪拜的新城

    这两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艳羡中东的迪拜，前不久迪拜刚宣布尚在建设中的高楼“迪拜塔”已超过台北的101大厦而成为当今世界最高的楼宇，建成之后将高达550米，相当于1.5座上海金茂大厦的高度。迪拜人用来自石油的财富创造了当代建筑史上“前无古人”的奇迹。如今全球超高层建筑用的专用升降机有80%以上集中在这座梦幻新城的巨大工地上，迪拜市小小的经济辐射国家多达136个，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多达32亿之众。没料想，我们今天在渤海之滨的曹妃甸所看到的却可能是“后无来者”的更大壮举。

    曾经亲历过当年深圳和浦东大工地的我们为眼前看到的一切而瞠目结舌——现场有三百多个工程公司，三千多艘吹沙船，三万多辆工程车辆，六万多现场工人，每天投入1亿多人民币建设基础设施，一年之内完成吹沙造地80平方公里。曹妃甸的总规划面积是2,330平方公里，总投资达10,000亿元人民币，建成之后可形成的城市总产值有30,000亿元，相当于二00六年三个上海市的产值。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如果不是后来了解到此地确实“得天独厚”，我们无法相信这一切是可行的。曹妃甸被国家领导人称之为共和国的“黄金宝地”——这里有可停泊40万吨级海轮的深水港，有官方公布储量为10亿吨实则数倍于此的优质原油，有含泥量15%左右的沙底海基（由于含泥量正好，吹沙成地之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上重车），还有最适合填海造地的大范围低坡度浅海滩。

    北京的首钢迁来了，这里将建成近期年产3,000万吨、远期可达5,000万吨钢的京唐钢铁基地。这里还将建设一座大型炼油厂和两座100万吨级的乙烯工厂，一个每年可供北京4亿吨净水的海水净化厂和相应的盐化工厂，此外还有五座大型造船厂。有如此规模大型基础工业落户，310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半个上海市的建成区）的重化工区几乎无须担忧产业的招商和布局问题。

    世界最大的“工地”在中国，中国最大工地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曹妃甸巧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高速发展引起的能源和环保思考，“科学发展观”需要有一个重点试验区，经济发展重心向环渤海北移以及新一代领导人的心胸、睿智和胆魄。曹妃甸在时代和中国的需要之中应运而生，于是我们看到了眼前热火朝天的曹妃甸也憧憬着未来锦程无限的曹妃甸。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形容词来描述工地场面之热烈，也实难找到恰当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感动。

    我心中说，在中国搞建设不来曹妃甸一定会终生遗憾，同时我还告诉自己不能只是来这里“添砖加瓦”，此地的“砖瓦”多矣足矣。我们来此地必须要做到“锦上添花”，在全球最大的现代重化工新城之侧创造一种“后现代”的新城市生活，以体现时代意义上的阴阳互补和轻重辩证。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曹妃甸是一张不同寻常的“白纸”。这张白纸上的画图是中国人在走过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和“北煤南运”等一系列伟大战略之路以后的匡世巨作，是由中国的胸怀、世界的智慧、时代的使命以及未来的责任共同铸就的历史大作。强国的梦想、民族的心声和万众的期盼尽在设计者和建设者们手中和心中的笔墨之间。

巨变的时代

    七年前，人类社会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那世纪交替的前夕，人们曾经对这个新的世纪充满了期盼、希冀、向往、想象和憧憬，有过诸如“亚洲的世纪”、“中国的世纪”、“生物的世纪”等等之说。每一种说法都昭示看不同的变化趋势。如今，巨大的变化确实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谁也未曾料到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这几年里会发生那么多的大事——“九.一一”事件，石油价格上涨，中国持续两位数的发展，楼市、股市、汇市和车市的井喷、恶劣天气频仍以及俄罗斯在北冰洋底插旗占地引起的地球最后领地纷争等等。

    发生这些改变的深层原因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文化和社会学领域内的重要演进，人们的生活正随着社会变化一起步入工业时代的末期和后工业时代的初期，也即“后现代社会”的前期。只有当社会发展到这种跨越时代界限之际。才有可能发生这么多影响未来社会进程的大事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全球性的“信息爆炸”引发了今天整个社会的时代性变迁，涉及到产业的调整、文化的进步和服务的转型。许多事物正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运动状态。从社会学的维度看，人们用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已无法进行当代社会现象的观察、了解和判断。正如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之说，“二十世纪充满常识，而二十一世纪却是一个无常识可言而且会发生突然变化的时代。”如果顽固地抱残守缺，默守于先前的习惯性思考方式，我们将难以适应今天的改变。

    面对着曹妃甸开发区，我们一方面由衷地为中国有能力一举建成一座总产值相当于今天三个上海市的新型工业基地而深感自豪，一方面也需要冷静地思考——在这座重化工新城的旁边需要建设一座什么样的生活型城市？这座新的城市必须彻底摆脱深受前苏联影响的传统规划设计思想，并且充分考虑到后现代时期的交通措施、服务系统和生活方式，从而成为新一代城市的典范。这是一个具有时代和未来意义的伟大课题。

    曹妃甸新城的规划至少有四个特别的要素需要考虑——其一，其西侧的重化工业区虽然产出巨大，但都有先进技术操控，所以企业和城市的人数有限；其二，这座城市的规划必需考虑到后现代的新生活理念，特别注重节能和环保；其三，城市基本尺度和人性化方面的安排，应力求改变通常的“大尺度空间”和“大规模形象”；其四，体现这个时代我们民族的、传统的、地域的文化之再现和复兴。

怎样看国足

    正当我们把中国的曹妃甸与中东的迪拜在作比较的时候，本届亚洲杯足球赛刚刚结束。西亚的“狼们”独领风骚，中国队再一次毫无悬念地在小组赛中英勇就义，某刊物哀叹这是“中国足球最后的土崩”。媒体和球迷们已经没有了往昔的愤怒，他们似乎早已习惯于不再对国足抱有希望。谁都知道，即便有一天侥幸打出了亚洲又如何？亚洲劲旅到了世界足坛也不过是可怜的陪练。

    二十年前我曾说过，“中国队二十年后也打不出亚洲”，结果不幸被我言中。当时还只是一种模糊的直觉，而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说，再过二十年中国队仍然打不出亚洲。这个预言不涉及到是否爱国，正是因为爱国我们才会有这种酸楚和无奈的预测。

     其实，足球的弱小并不影响中国成其为一个体育强国，当今的体育强国美国和俄罗斯的足球也非一流。问题在于中国足球的成长及其水准给了我们今天生活太多的启示，这些启示的深刻意义早已远远超过了足球和国足的问题本身。“足球国力”是多元因素的组合，它包含了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对奕。

    我们真的就那么需要一个强大的足球队么？足球是综合性很强的运动，是最容易吸引眼球和关注的运动，也是最容易与文化和商业相关联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中国足球的崛起，毕竟足球本来就始源于宋代的中国。可是足球的崛起决非一日之功，有上述那么多掣肘之事难以改变，我们需要对长期拥有这支三流的国足做好思想准备。

    漫骂国足其实没有什么好处，除了能渲泄一下我们心中的不满。如果多一些了解国足的内幕，人们或许会放弃善良的期盼。被媒体称为“国将不国之学”的国学都在好多方面沦丧了，何况小小的国足？真正应当让大家关心的不是足球在中国的崛起，而应当是东方文化在世界的复兴。

    不久前仅有五百余万人口的北欧小国芬兰的一家公司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船用柴油机，它有14个汽缸，身长27米，重量2,300吨，峰级功率8万千瓦，排量达2.5万立升（相当于1万辆轿车）。这说明国家小未必不能成就大事，同样国家大也未必就必定能成就大事。

    我们的教育体系实在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国有13亿人口，不愁选不出上佳的专业运动人才，问题在于我们的人才难以适应优秀国足的需要。足球比拼的是综合素质，我们的球员和足球的教育及教养水准距离一个足球大国还相距甚远。

    当今浮躁的社会文化很值得国人关注。媒体们和球迷们其实并没有耐心和爱心在真正看顾足球。人们可能没有看到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深层原因——它涉及到政治要求、经济实力、教育水准以及文化教养等诸多方面复杂的文化背景。

    当饱尝战火苦痛的伊拉克人最终捧走本届亚洲杯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对伊拉克民族充满了敬意，一方面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思考中国足球渺茫的未来。为了不放弃这项伟大的球类运动，中国人和中国足球队大概更需要的正是那逝去的阳刚血性，是那民族主义的激情，是那知耻方能的勇气。

    大国的梦想不能靠小国的心态去实现。当我们在反对故宫里开设“星巴克”的时候，为什么不早些让我们那么多的“国饮”开进去？当我们在声讨日本右翼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为什么国人不多去祭拜一下本民族在战争中的亡灵？

没有文化的文化是最可怕的文化，没有文化的足球成不了成功的足球。

发展的环境

    今年之内中国将在GDP年总量上超过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三。当今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方面，对于全世界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连唯一的“超霸”美国的财长保尔森也不得不承认，“今天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和机会，都与中国有关。”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一脉相承下来而今还能够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国与许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背景上有着很大差异，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未来新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必需了解社会学的大背景。

在国际方面，二战已经结束了六十多年，这段时间里世界和平的相对平衡状态主要得益于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霸之间相互核威慑的角力。前苏联与美国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换来了世界近半个世纪暂时的和平，也最终引发了前苏联的政治解体和经济崩溃。

    国际间武力较量最本质的原因几乎都与地球日益宝贵的有限资源有关。原油价格从数年前的20美元/桶提升到今天的70美元/桶，反映了地球资源正迅速向拐点和终点靠进。随着经济的增长，地球表面正在形成一个由发电站、制造厂、汽车、轮船和飞机等组成的巨型燃烧器，能源必定呈日益紧张之势，大国之间为争夺海底石油和两极资源的新冷战实难避免。

    当下的中国周边并不太平。东北部的有朝核问题和日本右翼势力、东南部有台海问题、南部有南海石油问题、西南部有中印边界问题、西部有藏独和东突问题等等，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发育成局部战争的种子。

    在国内方面，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十八年的增长以及近十年来持续的两位数增长，我们的GDP总量几乎每年可以赶上或超过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很有可能在未来十五年内超过日本和在未来三十年内赶上美国。但是，由于我们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极小的人均资源储备，中国未来的发展实际上又面对着相当多的制约和障碍。

    近现代中国最大的历史性错误是人口问题。“地大物博”、“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错误观念导致中国成了人口最大国。由于人口众多，盲目炒股的百姓已使中国股票的总市值超过了GDP总值。由于每个人对基本资源的固有需求和消耗，由于人口过多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正承载着越来越重的人口包袱。如今，几乎所有的国家战略问题都与这个天量的人口数字有关。

    无论如何，中国在飞速地发展，经济马车似乎已经刹不住车。二00七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关键词是“过剩”——投资过剩、出口过剩、银行贷款过剩。没有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官员象中国官员这样积极地热衷于投资和发展。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正迅速推进，二00二年城市化率只有39.1%，而到二00六年底已达43.9%。中国人口城市化率从20%到40%只用了22年，而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国家环保总局在去年底就完成了二00五年度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即俗称的“绿色GDP报告”，原计划在今年三月份发表，但迄今为止仍未公布。多方消息指称，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对“绿色GDP”存在疑惧和反感，因为不少地方的经济增长难以抵消环境破坏的损失。关系到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千秋命运的“绿色GDP”计划可能会因此而夭折。

    对外开放难免会带来泊来文明的冲击，由信仰缺位引起的道德沦丧是当今中国社会中一个鲜明的文化现象和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当代社会生活一方面体现了物质文明的明显进步，一方面又让人们看到道德水准在大步后退。

中国人的收入中有数额巨大的“灰色收入”，有专家称此数有可能高达GDP总量的20%。由于基数巨大， “20%”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当这个数目的资本进入市场之后，自然会掀起让人们看不懂的金钱巨浪，这或许正是当下中国“诸市均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似乎已“未富先老”，国家尚未真正富强，却已步入老年化社会。人口基数巨大使中国的老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在美国，年过60岁的老年人有33%还能找到工作，有过百万人在75岁高龄时还在工作。老年人的“余热”其实是社会一个最可宝贵的资源，但在我们这个老年人过多的国度，这一资源却很难引起广泛的重视。

    长期以来，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全世界低价商品的生产地。一方面我们用“一亿件衬衣换回一架飞机”的方式解决了就业问题，一方面大量的低价值产品的出口又耗用了中国本来有限的资源。“廉价”成了中国商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贸易摩擦。

切莫沦为劣等公民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在离开唐山之后，我经由北京乘飞机返回上海。执行东航5118航班的是空客A330-300机型，头等舱共有38个座位，大约坐有三分之一的洋人。那天是周六，头等舱满座。入座后我发现有不少人的目光很不情愿地注视着2J座位上乘客那高跷在前方座位头上穿着廉价丝袜的一双脚。我坐在6J看得很清楚，不用问那是一位我们的同胞。

    今天中国的经济正以几乎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方式和速度在发展，可是我们却注意到不少外国人仍然用特殊眼神在注视着我们，中国公民在国际上受到的尊重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所受到的尊重。我一直十分奇怪，中华民族有那么悠久和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什么在今天的生活视野中却让人们看到那么多有辱和有损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和经济大国国格的现象发生。例如——

    当年南国某海滨城市的领导率队去香港卖地，因为行情很好，一日即告售馨。成就感让他们 “意犹未尽”，于是当晚在宾馆谋划并且在海图上选择浅滩画圈以备次日再售，拟在收到资金之后再填海造地。正是这种愚昧的盲目造成了那座城市其后多年的地产泡沫。

    国产的马桶总是过不了质量关。国内市场上稍好的产品全是外国品牌诸如日本的“TOTO”、美国的“美标”、“科勒”和西班牙的“乐家”等等。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的神舟飞船可以上天甚至即将去绕月飞行，而小小的马桶质量却一直那么低劣。

    有“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正行销全世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在落后国家。制约出口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产品质量。最近美国一份《消费者报告》显示，有63%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参与抵制中国产品的活动。在美国，当前中国出口商品的消费者信任度已降至极低的水平。

    与教育水平低、法制观念弱一样，目前我们的不少国民还处于教养水平尚低的状态，这是当今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障碍。我们必需要通过学校和社会的双重教育来改变国人现代生活的文化环境，以支撑起中国人真正的尊严。

社区的教育使命

    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即将超过德国而成为“第三”，出国总额即将超过美国而成为“第二”，进出口顺差即将超过日本而成为“第一”。据“普华永道”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发布的预测报告——到二0五0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中国崛起而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巨人”已不容怀疑。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最有创造力的和最有竞争力的国家？

    目前中国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来自外国的投资和技术以及对本土和国外资源的过量消耗。在中国目前的高技术行业中，外资的渗透比例实际上已高达90%，而中国高速成长的汽车工业至今还几乎全部被外国品牌垄断，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产品的大实验场。

    当今中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大多可以归咎于教育的落后。中国的教育深深地受困于那个几乎已无法改变的“应试教育”的怪圈。尽管全社会都在关注、呼吁甚至声讨我们的现行教育体系，人们却似乎对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显得束手无策。

    对于一个人口已经超过十三亿并且正在迅速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教育进入社区”与“医疗进入社区”同样地迫切。城市和住区需要考虑到校外教育的功能和责任。实际上，今天的社区生活和街头文化已经在对青少年儿童乃到中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和生命价值产生不容忽视和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

    社会是大舞台，社区是小舞台，家庭是迷你舞台。社会是开放的，家庭是私密的，而介乎于其间的社区则是一个半封闭的文化空间。对于大社会来说，社区是一个小家庭。对于小家庭园，社区是一个大场域。家是小国，国乃大家。无数的小社区足以建构起一个文化大国。

    半封闭住区是中国城市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居住的一大特色。发达国家鲜见这种“半封闭”是因为社会文明和法制的高度健全，落后国家之所以也缺少这种“半封闭”是因为缺乏条件和需求。中国的城市化几乎还只是人口意义上的，而教育的、文化的、服务的和生活方式意义上的城市化还差之甚远。半封闭的社区为塑造中国人未来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可能性。在一个相对封闭并且又有一定住户规模的住区里推行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社区教育体系，很有可能形成住区独特而深受市场欢迎的重要“卖点”，同时也成为为不同文化群体服务的生活场所和公共空间。

    真正和谐的城市必由无数个和谐社区构成，而一个和谐的社区必定是一个有当代教育功能的社区。尤其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家门口的教育有时比学校的教育更加重要。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文明比文化重要、教养比教育重要、节俭比发展重要、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健康比金钱重要的时代。

社区教育的内容应当包括——创意教育、科普教育、审美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传统教育、亲子教育、礼仪教育、风尚教育、常识教育、技能教育、社交教育、服务教育和能力教育等，它们大多是学校里没有或者缺弱但是当今社会又十分需要的内容。

    美国政府顾问、著名学者、被称为“新时代的斯诺”的龙安志（中文名）先生这样说道，“如果未来的中国能够引领世界，那肯定不只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那将会是从这个古老国度自身挖掘出的、生命力持久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奇异般融合的精神信仰。”为了实现中国在未来民族之林中的地位，社区教育已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式浪费

    我们从来就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节俭”的民族，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一个正在广泛和肆意浪费的国度。一方面众多的人口和稀缺的资源使我们不得不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捏一把汗，另一方面我们的同胞却从上到下、从小到大、从里到外地制造着各种各样的浪费行为。

    在好多地方，饭菜是要堆起来吃的。人们认为若席散之时不剩菜就意味着主人的抠门和对客人的不敬。大量的原料、调料、辅料和油料等等最终以剩菜的形式进入下水道。在一些场合，酒是要论箱喝的。能以“海量”豪饮的人自成豪杰。酒的香醇、酒的养生、酒的文化在“海饮”之下荡然无存。国人还为中国式的喝酒编写了形形色色的祝酒辞和行酒令，其“幽默感”实不负我们的泱泱文明。

    不少企业习惯于“一窝蜂”上项目，而不经过认真的专业调研论证。决策粗放、产业落后和产品过剩造成大量的物资库存和资产减值。据称，目前中国的库存商品总量价值已逾4万亿元。愚昧的文化和腐败的肌体到处引发“富了和尚穷了庙”的结果。

    一些重要的投资决策没有经过专家和集体的认真研讨而由首长拍脑袋决定，往往造成方向性错误或者“机会成本”奇高。因为对时机、地点和项目规模等因素的错误把握，常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甚至错失历史的机遇。

疯狂的房子

    全世界的房价都在涨。请看——一九四八年时英国的财富仅为5,510亿英磅，而且目前已为6.5万亿英磅，其中60%与房地产有关。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房价平均上涨了107%。仅发达国家过去五年来的住宅房价的总值至少就增加了30万亿美元。戴德梁行七月份刚出炉的报告显示，全球正有2.4万亿美元的资金在寻求房地产的投资机会。中国的房子也疯了。一线城市的房价全面飙升，全国70个大中城市6月份房价的平均涨幅为7.1%，不仅上涨而且涨幅还在高位运行。   

    西方国家都曾多次遭遇过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一直是学者和媒体们特别关注的方向。不同立场的人们在关于楼市的争论之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偏向和利益趋向。其实，房子并没有疯，是人疯了。

业内“大佬”任志强一直是媒体的焦点，这位仁兄敢讲大实话并且总有充足的数据作为论据，尽管常常有些不合时宜。当房价实在调控不住而再度疯涨时，老任在博鳌论坛上笑言，“没买房的人都后悔了”。无论大家如何的不乐意，此况确为事实。

    三年前在上海的一个有关房地产市场的论坛上，我曾经提出过关于中国住宅楼市还将继续发展的五十条理由，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有四个——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国人因为改变住房满意度而产生的换房市场极大；中国人购房的文化要求与它国不同；在中国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投资内容唯有房产。

    在这一次力度空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和行业整顿当中，房价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二00三年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预言中国地产“即将雪崩”。二00四年谢国忠预言“中国楼市撑不过二00五年”。二00六年社科院的易宪容预言“上海房价下跌50%，北京房价下跌30%”。可是，房价最终还是没有被控制住，反而在调控后期出现了事前已有人预料到的“报复性反弹”。当种种政策成功地将投机者、投资者和跟从者们逐出市场之后，自住型买房者依然众多。最终，房价的走势以易宪容的“下课”和任志强的“窃喜”而告果。

    其实，为了有效地调控楼市，各级政府应该努力做好六件事——

    其一，有效供应土地。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地方土地的供应严重不足，也有一部分土地长期被控制在开发商的手里。土地供应不足导致房屋供不应求，房价自然居高不下。为了保护人口大国的“基本农田”，土地需要控制，但控制土地的方法很多。

    其二，限制土地价格。国土资源部官员称，80%的违法用地主体涉及到各级政府。目前广泛采用的土地”招、拍、挂”政策虽然统一了土地供应方式，但由于操作中的偏失，“价高者得”的原则使得土地一路飚升，土地价格已成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地价正严重地透支着房价。地方政府得益了，房价也上去了。一些地方已出一楼面地价高于房价的反常现象，有人说有关部门是在“踩着油门刹车”。

    其三，解决好弱势群体住房。中国城市里有大规模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安居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政府应充分利用近年迅速增长的巨额税收来妥善解决“廉租屋”，并引导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开发商用市场的杠杆予以协助。

    其四，调适政策细节。例如“九0七0”问题，在中国适度控制人均住房面积大有必要，因为我们缺少长期大规模建设用的资源。但是在东西差异和城市差异如此明显的中国采用“一刀切”的政策来控制住房面积，一定会带来相当多的负面影响。

    其五，调动市场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权威性。当前城市拆迁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正常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拆迁问题上不应鼓励一部分民众的不正常利益，“最牛钉子户”的愚氓行为不应当得到嘉许，否则城市成本大大增加。

其六，通过媒体舆论正确引导百姓的消费文化和投资理念，认识到每个人都买房子是一个相当错误的观念。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有三分之二以下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而我们当人均GDP才其数十分之一的时候就已要求“居有拥其屋”了。

总而言之，面对房价的洪水猛兽唯有“以疏替堵”，别无它法。对于这个简单道理，不但要尽快认识，还需要尽快纠正，尽快推行新的政策，政府对政策偏失的及时修正无疑是甚得民心的。

“787”的启示

    自从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验人造飞行器到现在，人类的航空史已过去了近百年，飞机发展的历史是工业社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当今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厂商一个是美国的波音，一个是英法合作的“空中巴士”。无论是最新的波音787还是空客A380，作为未来型的干线远程飞机，都出现了不少符合这个时代特殊生活需求的产品特色。

    以波音787为例，针对工业时代商用飞机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长程飞行时的不舒适、旅途生活枯燥、油耗大和碳排高等，在波音787机型上有了全面改观。长程飞行的人们最希望什么？人们最希望平稳安全，在飞机上可以走动，能方便地办公，有酒吧聊天，餐食可以选择，机舱较宽敞，空气湿度可调，没有电子辐射，能够健身休闲，有较丰富的娱乐活动等等。这一切在波音787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

    为什么这种新机型有如此巨大的市场空间？波音公司CEO斯科特·卡森说，“787是一种突破性的新机型，它将为客户、乘客和波音公司带来真正的价值，全然使空中旅行更加经济、舒适和环保。” 

    作为当代的一种新型航空器，波音787 的设计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航空器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交通工具。除了传统的交通工具的乘坐功能之外，它完成了人性化、休闲化、艺术化和体验化的转变，而此“四化”恰好表现了当今生活中的商业设施和居住设施的一种设计思想方面的飞跃，工业时代的“功能导向”确实在发生着根本的转化。物质文明的提升促成了人们对精神服务的追求，这种追求已经进入重要工业品和服务的设计理念中。

    与波音787同时出现的最多可以乘坐873名乘客的“超级飞机”——空客380在多个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并且还有其自己的若干特色。A380比现在的波音747大得多，可噪音却比其低5%以上。A380上还设有酒吧、免税店、阅览室和会议室。“787”与“380”的相继出现预示着商用航空器进入了一个新世代，设计师和制造商更加关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对旅行生活和旅途工作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让飞行体现愉悦的本质，也更加关注节能、减排和环保这类面向未来的现实问题。

再说财富与幸福

    三十年前在中国没有民营企业，如今已有500万家民企遍布全国。二十年前在中国“万元户”会惹人羡慕，如今中国的亿元户已接近1万人。不久前世界银行文章指出，过去10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处于底层的10%的人的收入增加了42%，中间层的人的收入增加了115%，而处于顶层的人的收入增加了168%。麦肯锡机构预计，到二0一一年，中国的“下层中产阶级”将增至2.9亿人，而到二0二五年中国的“上层中产阶级”（即年收入在4,000至1.25万美元之间的人）将增至5.2亿人。此外，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新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内地的富裕阶层正在明显地年轻化——在中国售出的宾利车的车主分布在35至45岁之间，在富裕层人群中有八成多的人年龄不超过45岁，相比之下日本的富裕阶层中有70%的人超过45岁，菲律宾则为95%。还有调查报告表明，未来中国将每年新增约5,000个亿万富翁。

    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在以人民逐渐富起来的标志之下发展，一方面巨量的财富追求和积累又在以消耗资源而“拖累”着我们这个“地大”而“物不博”的国家，并且产生了不少错误的财富观念和错误的财富分配结构。臃肿起来的超富阶层在挥霍物资或转移财产，其中有不少暴富的草莽已纷纷落马。平和的中产阶级在迅速扩容，而弱势的低产者中仍有不少人在痛苦和不满中呻吟，相对贫穷和社会不公产生了“仇富“心理。

    中国曾经穷苦过好多年。在经历了漫长的贫穷生活之后，我们的国民对财富的爱慕胜过了一切，媒体们把积累了许多年才产生的西方富豪生活实况毫无禁忌地传播给了广大的国民，金钱和享受成了许多人毕生追索的目标。

我们看到不少富人未富先骄，挥霍之余很少有人在考虑对弱势群体的支助或者施舍。有钱人有了钱就往东部跑，往上一级的都市跑。于是财富随着人的迁徒而转移，造成了城市物价的巨大差异。最近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开展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公众对当今的中国富人的评价顺序依次是——奢侈（57.1%）、贪婪（52.7%）、腐败（45.0%）、聪明（33.1%）和勤奋（31.7%），这说明中国富人在民间的印象相当糟糕。

    中产者是创造财富的大集体，他们不顾健康地在拼搏中成长，人数愈来愈众，创业愈来愈快，收入愈来愈高，消费也愈来愈多。许多人在追慕富裕的过程中淡忘了中产阶级本来应尽的社会责任，须知中产阶级是最有可能履行社会责任的人群。中国需要更多关心社会的公共知识份子从中产阶级队伍里产生。

    穷困人口始终处于无助或少助的状态中，这个总人数虽在逐步减少但个人收入仍与中产阶级呈剪刀差的群体较少地分享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由于生活资源不足和贫富差距拉大而越来越有不安、不平和不满的感受，他们更多地需要生活的体面和尊严。一个社会最担忧的是“穷而无助”，必须给社会底层更多的机会。

    贫富差距是人类自奴隶社会以来就有的痼疾。《圣经》中马太福音第25章说，“凡有的，还要加倍地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便是著名的“马太效应”之出处。贫富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问题在于如何从根本上缓解这一痼疾对社会的影响。

    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幸福边际递减定律”说明——人们在物质享受的过程中，幸福感的增量会随着物质的不断增多而减少。对于穷人，十万元是天文数字，而对于富人它只是一个不大的数字。托尔斯泰在《追求幸福的伊利亚斯》中描写了伊利亚斯夫妇从贫致富又家道衰落的故事。他们最后在帮佣的雇主家乐天知命而过着安定幸福的日子，说明简朴方能保持清醒，而富有则可能导致得失之心严重，难寻内心的欢乐。往往简单的生活才有快乐的人生。

    中国正在崛起，但还远未成为“强国”。而从“人均”的概念讲，我们可能已经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民”。当时代进入后现代的这个新时代时，我们的财富观应当有相应的改变。新的财富观必须与社会的稳定、环境的保证和自然的和谐联系起来。那个曾经在工业时代受到鼓励的每个人拼命追求和浪费金钱和物质的时代有可能成为过去，代之以节俭的、共生的、和谐的新财富观念和生活方式。

财富中含有人格成份，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人若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俗话说，“知足者富”，“知足常乐”。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成就了微软帝国，让电脑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他从资本家变为慈善家，成为一个真正让世人无法漠视的人物。良知的社会希望看到财富人群的忧患意识，看到中产阶层的共生意识以及贫穷人群的奋发意识。在我们身边实在不乏那些愚昧无知的富人和顶天立地的穷人。

    多数人把财富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其实幸福与财富没有直接的关系。财富确实能够为幸福创造条件，可是财富并非维系幸福的真正纽带。只有在对于财富和幸福有了真正理解之后，我们才会认识到真正的幸福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创造财富的那个过程，幸福乃是这个过程中的心灵苦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财富和幸福的构成是多元的，远不止是金钱和物质，还有健康、知识、家庭、亲人、友情、才能、技艺、个性、成就、经历、经验、梦想和追求等等。

    不少人在富有之后会下意识地寻求公众认同，其实公众真正认同的未必是物质财富所炫耀的势力而常常是成功背后那独特的见解所创造的认识差异。曾有媒体说——陈天桥的国内知名度远比马云高，但他在国际上的认同度却远不及马云，其原因很简单——“盛大”不过是完成了国外商业模式在中国的翻版，而阿里巴巴才真正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人们在有了财富之后往往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尽量满足后代的需求。某知名企业的广告语就是“我小时候没有的，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亲情固然是最重要的感情，但孩子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尽心的施予，而是教给他们为人的力量和方法。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不劳而获”将有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长久国力。

中国的财富人群常常“富而不贵”，他们不知道“高贵就是尊重自己内心所承认的一切，以及为社会创造价值”（尼采语）；不知道“生命因哲学而存在”（叔本华语）。高贵乃是一种意志的气质，真正的“贵族”生活提倡健康、友情、才智、品味、创造和奉献。

    当下有一种仇富心态正在民间滋生。其实，从共同贫穷到收入差距本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人们能力与贡献肯定存在差异，收入没有差异才将形成真正的不公，一个不鼓励个人奋斗和创富的社会将不可能真正实现崛起。消灭富人远没有消灭贫穷那么重要。“富人和穷人都应该受到保护”（茅于轼语）。

幸福有两种，独有的幸福和共有的幸福，也就是小幸福和大幸福。有良知的人们应该追求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分享的大幸福，而不只是苟且于个人或者家族的“小众”享受。聚财有方更要散财有道，聚财有方莫如散财有道。

体验式的“后服务”

    服务业崛起于工业时代后期，现代化所创造的财富和二战后相对的社会稳定催生了人们强烈的商业消费。当我们今天在进入“后现代”的门槛附近时，服务业发生了新的进化，有人预言——服务将步入一个“后服务时代”，传统服务会向体验式服务全面迈进。

    工业时代的服务业基本上是服务的简单施与受。当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被服务者的需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知识化和个性化的他们有了主动设计和参与服务的需求，他们从服务的受体演变成主体或者施体，他们日益希望在被服务中同时享受创造的快感并感受美的愉悦和体验生活的美好。

    在后现代的当代社会，由于物质基础的建立和积累，人们的生活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而不再满足于“功能”、“效用”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的属性。更多的人从理论上或者从实际生活中品尝到了文化艺术的魅力和魔力，这是一种可以消解、预防和抵御当代社会疾病的能力。

    美国著名音乐剧《妈妈，咪呀》在全球已累计获得了超过2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在上海也连演了数十场并且每场爆满，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演员们不断地煽情于观众，使观众们从消极的被动转变为积极的主动，在视觉、听觉和触觉构成的全感官体验中享受审美的动感和人性的释怀。

    DIY（Do it Yourself）早已成为西方人乐于体验的一种生活方式，早迟会在中国引起关注和追捧。遗憾的是目前在中国城市里象“百安居”这样的卖场中，涉及DIY的商品的购置量却只有西方人的1/10以下。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个空间，一旦中国人开始体验DIY的参与感和成就感，自助式体验消费将会迅速地发展。

    由于性质的改变，商业的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改变。按传统的经验，为了克服固定成本，酒店的房间数有最低的“临界规模”（比如200个房间）。然而，如今一些主题化的艺术酒店或精品酒店的房间数远远小于“临界规模”，上海的“首席公馆”只设有三十来个客房并且房价奇高，但其效益却超乎寻常地好。而刚刚在澳门开业的拥有3,000个套房的亚洲最大酒店“威尼斯人”因为有大型室内商业街和赌场，3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有可能在三年内回收。

    在“后服务时代”，营销不再只是由卖方向买方的兜售和推销，而是让充满美感的营销过程为对方提供感官的享受，在与顾客互动的行为中打动对方的内心，从而完成自然愉悦的交易。营销的指导思想也从“功能”转为了“艺术”。用美学思想指导营销，让营销的全过程充满美感，让美真正表现为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未必是耀眼的商品而可能是有意义的体验。

从世界观到宇宙观

    二00八年北京将举办奥运会，二0一0年上海将举办世博会。谁都会为这两座原本已经相当堵车的大城市的会期交通捏一把汗。不得已，北京于今年八月中旬开始试验按车牌的单双号限制车辆上街的法令。这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做法却出于不得已，上海过两年也一定会这样。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要鼓励发展私家车，一开始就将交通资金集中投资于发展公共交通，一开始就不要在城市规划上“摊大饼”，甚至一开始就将奥运场馆和世博场馆放在郊外，那么情况定会不一样。无论如何，北京限车的第一天道路通畅情况就有了明显好转，甚至在6个小时之后就换来了天气的清洁等级提升了一级，这生动地证实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深刻影响。

    更可怕的是，除了科学家和政治家们的呼吁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之外，亿万基层民众对节能排减问题的认识极为肤浅，尽管因为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变暖和极端气候现象已经在愈来愈频密地干扰和破坏着我们的周边环境和日常生活。据报载，近期的民众测试表明——国人对环境破坏引起的未来生态问题的反应是“不及格”的。

    中国的“绿色GDP”指标体系夭折了，其实早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尽管从上到下都在宣传“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绿色”、“节能”和“环保”，可是“GDP迷恋症”早已根植于我们绝大多数干部的文化基因中。从媒体的标题和内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还是GDP好”。中华民族确实不应该放弃今天这个千载难缝、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人口众多引起的就业压力也需要递增的发展，可是我们本来就不丰裕并且消耗极快的资源，还能维持这样高的GDP增长率多少年？之后又该怎么办？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但却并没有用足够的财力和精力来采取非常措施以解决这个问题。石油价格的猛涨预示着不可再生化石类。地球的常规能源已经在向枯竭迫近，原来预料将在二十五年后才结束以及在八年后才开始出现的石油紧张状态其实已经提前出现。人们往往在失去了健康和自由之后才会觉得后悔，而人类千万不能够到了地球环境出现灾难性破坏之后才觉醒。

    中国曾经非常不幸，因为在近现代经历过太多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动乱。中国又很幸运，邓小平在二十八年前力挽狂澜，终于把中国引领上“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特殊的历史机遇促成了今天中国的发展态势。我们曾经失去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低成本发展的历史时机，却在“后发展”的机遇中发现了新的观念和价值，同时也发生了新的问题和障碍。

    三百年前，英国科学家牛顿在他的一封书信中认为“人类世界将在二0六0年终结”，据说他当时是根据《圣经》作出这一预言的，一般人认为这反映了晚年的牛顿对神学的痴迷，在今人看来只是一则黑色幽默。或许，当年的牛顿已经预感到工业时代的来临和它在迅猛发展之后不可避免地引起地球的生态和资源的毁灭。

    孟子说，“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二十五年前，梁漱溟先生曾经预言——中国文化的意义将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缺少解决各种困境的方法之时显现出来，因为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那时的世界需要这种哲学理念来重新认证人与世界的关系。

    盛事当思危，忧患方致远。让我们改变生活方式，也让生活方式改变我们。让未来记住我们今天的言与行，记住人们曾经有过的建树和曾经有过的愚昧，也记住今天我们的觉醒以及为了泽被未来而采取的积极行动。

新的生活方式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身边。

二00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