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仇和等官员“反腐败”千万别消弱“反贪污”的重心
文/朱有祥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2007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考核动员会上要求，高度负责地做好党风廉政建设。他说，“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区域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都市时报》1月8日）
说句实话，我对仇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非常敬佩，对他做事做人做官早有耳闻，我之所以愿意和他交流一些不同看法源于他的执政理念，仇书记也非常喜欢负面报道，他不是“闻过则怒”之官，要不然这个曾被贴上“最富争议”标签的官员，一当上昆明市委书记就召开多个座谈会，请各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见2007年12月29日《潇湘晨报》）我想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今天我想提醒仇书记的是他的"腐败新解"？
依笔者个人观点，看起来此“新解”有新意，叫好的同时但也发现仇和的"腐败新解"还有瑕疵。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的原话，“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区域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用他的话解释，第一种腐败没有第二三种腐败重要，怎么讲，如果说反腐败重心被转移到第二三种岂不漏掉多少“大鱼”。有关贪污出事的“大鱼”从最近几年中纪委双规的情况就一目了然，自十六大以来因贪污腐败的几乎百分之百，所以说贪污腐败观如果被消弱了后果非常可怕。当然在这里我并不否定第二三种腐败不重要，恰恰事实也证明第二三种腐败也非常重要。
关于仇书记的第二三种腐败观,我们从内容看可以归纳为,决策失误之腐败观要准确些.近些年来，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而给国家和企业经济造成损失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工作作风不实，不搞调查研究，仅凭听汇报看材料而盲目决策导致失误的；有的是因为突出个人任期期间的“政绩”，急功近利，不顾自身实际情况肆意铺摊子、扩规模、上项目造成决策失误的……如此等等，不仅浪费了国家和企业的财力，助长了不正之风，还严重地损害了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群、干群关系。对此，群众有一句顺口溜，说决策失误是“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比如安徽阜阳机场建设，当时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个人就决定了，完全不管是否有必要建设，结果透支了当地未来十几年的财政收入，而阜阳机场没运行几年就成了“野兔的乐园”。当然，类似祸国殃民的工程并非阜阳一家。去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271亿元。(这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透露的。)应该说,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可以认同为腐败.
因而说决策失误的腐败观我非常赞成和认同，决策失误它劳民伤财，侵犯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达到了某些人贪污腐败的目的，又不显山不露水，不会轻易授人把柄，还常常貌似有理，强词夺理。它是贪污腐败的新变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也为我们反腐削贪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我们千万也别用这种方式消弱了贪污腐败这种危害的副作用，贪污腐败刚才也说,往往与决策失误是并驾其驱，很多案件中我们就发现，贪污与决策失误往往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成了因果关系。况且贪污是个主观行为，因为有时想贪污才可能发生决策失误。对于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这些问题严重性自不多解释，其一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二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中央对贪污的打击一直是很严厉的原因也在于此。
所以依我之见，没有哪种更重要,这三种腐败都很重要都很可怕，千万不能让“决策失误”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也别让"贪污腐败"遮挡着我们视线,决策失误可怕，贪污腐败也很可怕，决策失误掩盖下的贪污腐败同样令人可怕。我们不能被哪种所迷惑，对哪种轻视，应该都纳入反腐视线，狠狠打击，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建立决策责任追查追究制度，建立监督机制,依法入手，我想只有这样才更有效惩防并举，有效遏止并减少这三种腐败的发生。
文/朱有祥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2007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考核动员会上要求，高度负责地做好党风廉政建设。他说，“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区域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都市时报》1月8日）
说句实话，我对仇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非常敬佩，对他做事做人做官早有耳闻，我之所以愿意和他交流一些不同看法源于他的执政理念，仇书记也非常喜欢负面报道，他不是“闻过则怒”之官，要不然这个曾被贴上“最富争议”标签的官员，一当上昆明市委书记就召开多个座谈会，请各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见2007年12月29日《潇湘晨报》）我想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今天我想提醒仇书记的是他的"腐败新解"？
依笔者个人观点，看起来此“新解”有新意，叫好的同时但也发现仇和的"腐败新解"还有瑕疵。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的原话，“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区域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用他的话解释，第一种腐败没有第二三种腐败重要，怎么讲，如果说反腐败重心被转移到第二三种岂不漏掉多少“大鱼”。有关贪污出事的“大鱼”从最近几年中纪委双规的情况就一目了然，自十六大以来因贪污腐败的几乎百分之百，所以说贪污腐败观如果被消弱了后果非常可怕。当然在这里我并不否定第二三种腐败不重要，恰恰事实也证明第二三种腐败也非常重要。
关于仇书记的第二三种腐败观,我们从内容看可以归纳为,决策失误之腐败观要准确些.近些年来，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而给国家和企业经济造成损失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工作作风不实，不搞调查研究，仅凭听汇报看材料而盲目决策导致失误的；有的是因为突出个人任期期间的“政绩”，急功近利，不顾自身实际情况肆意铺摊子、扩规模、上项目造成决策失误的……如此等等，不仅浪费了国家和企业的财力，助长了不正之风，还严重地损害了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群、干群关系。对此，群众有一句顺口溜，说决策失误是“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比如安徽阜阳机场建设，当时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个人就决定了，完全不管是否有必要建设，结果透支了当地未来十几年的财政收入，而阜阳机场没运行几年就成了“野兔的乐园”。当然，类似祸国殃民的工程并非阜阳一家。去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271亿元。(这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透露的。)应该说,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可以认同为腐败.
因而说决策失误的腐败观我非常赞成和认同，决策失误它劳民伤财，侵犯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达到了某些人贪污腐败的目的，又不显山不露水，不会轻易授人把柄，还常常貌似有理，强词夺理。它是贪污腐败的新变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也为我们反腐削贪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我们千万也别用这种方式消弱了贪污腐败这种危害的副作用，贪污腐败刚才也说,往往与决策失误是并驾其驱，很多案件中我们就发现，贪污与决策失误往往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成了因果关系。况且贪污是个主观行为，因为有时想贪污才可能发生决策失误。对于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这些问题严重性自不多解释，其一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二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中央对贪污的打击一直是很严厉的原因也在于此。
所以依我之见，没有哪种更重要,这三种腐败都很重要都很可怕，千万不能让“决策失误”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也别让"贪污腐败"遮挡着我们视线,决策失误可怕，贪污腐败也很可怕，决策失误掩盖下的贪污腐败同样令人可怕。我们不能被哪种所迷惑，对哪种轻视，应该都纳入反腐视线，狠狠打击，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建立决策责任追查追究制度，建立监督机制,依法入手，我想只有这样才更有效惩防并举，有效遏止并减少这三种腐败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