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前夕,王毅卸任驻日大使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书记。而就在5个月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杨洁篪为外交部部长。虽然我知道外交部副部长任党委书记,王毅不是第一人,但外交部多年的实践,或可为中国真正落实“党政分工”带来一些经验。尤其是今年以来,先是中国致公党副主委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由副部长李学勇出任党组书记,接着无党派人士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由副部长高强出任党组书记,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为中央在落实“党政分工”上作着有益的尝试。
从“十七大”召开前的一些人事变动看,一些原部委“党政一肩挑”但年龄偏大的一把手,也将“党组书记”一职让位于年轻的副手,如于幼军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接替44年出生的孙家正书记一职;副审计长刘家义接任43年出生的李金华党组书记一职;姜伟新任建设部副部长并接替43年出生的汪光焘任党组书记;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李斌替代43年出生的张维庆任党组书记;国家民委副主任杨传堂接班41年出生的白立忱任党组书记。由于这些副职任书记的时间离明年政府换届还有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些卸任的书记还将在一把手位置上任职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的实践也将为真正落实“党政分工”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据。
从历史渊源看,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有的32个部级单位中,就有13名党外人士担任正职,这时候的“党政分工”应该也是相当明确的。而这一段时间,也正是新中国最具活力的黄金发展时期,党内民主氛围浓厚、社会监督机制有效。今年4月份,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这是自1972年傅作义辞任水电部长之后,三十五年来首位非中共人士出任阁员,科技部党组书记理所当然应由其他同志担任。因此,万钢的任职,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象征性意义。
此外,改革开放后不久即实施的“政企分家”对促进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也为实施“党政分工”提供了实践经验。如今,切实解决“党政分工”问题,既可以克服因行政事务拖累而导致党不管党的问题,也能避免党委包揽行政事务的弊端,对于有效减少和避免党政分工重叠、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强化监督机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也是新一届中央“从严治党、科学执政、保持先进”理念的具体体现。
党外人士任一把手及副手任党组(委)书记,或将成为切实落实“党政分工”的重大尝试。
从“十七大”召开前的一些人事变动看,一些原部委“党政一肩挑”但年龄偏大的一把手,也将“党组书记”一职让位于年轻的副手,如于幼军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接替44年出生的孙家正书记一职;副审计长刘家义接任43年出生的李金华党组书记一职;姜伟新任建设部副部长并接替43年出生的汪光焘任党组书记;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李斌替代43年出生的张维庆任党组书记;国家民委副主任杨传堂接班41年出生的白立忱任党组书记。由于这些副职任书记的时间离明年政府换届还有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些卸任的书记还将在一把手位置上任职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的实践也将为真正落实“党政分工”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据。
从历史渊源看,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有的32个部级单位中,就有13名党外人士担任正职,这时候的“党政分工”应该也是相当明确的。而这一段时间,也正是新中国最具活力的黄金发展时期,党内民主氛围浓厚、社会监督机制有效。今年4月份,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这是自1972年傅作义辞任水电部长之后,三十五年来首位非中共人士出任阁员,科技部党组书记理所当然应由其他同志担任。因此,万钢的任职,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象征性意义。
此外,改革开放后不久即实施的“政企分家”对促进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也为实施“党政分工”提供了实践经验。如今,切实解决“党政分工”问题,既可以克服因行政事务拖累而导致党不管党的问题,也能避免党委包揽行政事务的弊端,对于有效减少和避免党政分工重叠、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强化监督机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也是新一届中央“从严治党、科学执政、保持先进”理念的具体体现。
党外人士任一把手及副手任党组(委)书记,或将成为切实落实“党政分工”的重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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