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
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开放近30年后，刚刚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数月的时间里，它看到南方部分地区因冰雪灾害而瘫痪，西藏人造反和四川省遭遇地震且死亡人数有可能超过8.5万。对于一个一心关注夏季奥运会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冲击是很严酷的。无需更多的危机，已出现了对共产党忍受这些惊人事件的能力的质疑了。这些事件是否会导致有可能最终破坏共产党政权的决裂呢？例如，人们重新提起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及它对苏联体制造成的致命影响。
这是诸多有关中国分析的不足之处：这些分析继续借用苏联问题的概念工具。这种解读的假设如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存在是一种历史将很快予以驳斥的反常现象。这个政权将最终垮台。只要注意到将造成致命打击的冲击就足够了。先是l989年北京之春的民主起义失败(遭到血腥镇压)，现在是那些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的人对社会不满。还有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反映出政府的漫不经心，有可能将体制的种种矛盾纠集在一起，并加速最终的垮台。
每一次中国出现危机，这些先决条件必然充斥各种分析。然而，最终垮台的预言家们没有看的是，当局对幸存的反思让其表现出全球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我们今天再不能把中国政府描绘成另一个时代信条中过时的、已废弃的、教条主义的、僵化的老人政府。
中国共产党在依旧是唯一专制的政党、冷酷无情地不准反对派发表意见的同时，已变成一部能够快速调整、甚至自我批评的反应机器，不断地考察国外一些有效模式，而且毫无禁忌。正是这种灵活性使得它让中国走上经济自由主义之路，总体上让国家富裕起来。并顺带着巩固了它的政治基础。
我们会(我们必须)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同时也要正视中国新的政治方程式这种现实：在部分百姓看来，中国共产党善于修复自己的合法性。如果它不这样做，或许早已垮台。从20世纪意识形态周期方面来看，它令人吃惊的长寿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它的镇压天性。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将此长寿归功于它具有与百姓一起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的能力。这种契约基于两个支柱。
首先是经济效率，这促使中国共产党背靠通向全球化的城市新兴社会阶层。当局不断地讨好这些在一个越来越自主的私营范围内日益壮大的新团体，尽管它们依然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
至于被经济改革忽视或受其损害的阶层，这些小老百姓因专制且腐败的地方当局的贪婪而受到粗暴对待，他们会因某个局部原因而反抗，不过，认为他们想要革命确实还为时过早。他们的斗争以地方政权为目标，而非中央政权。而且他们一直恳请中央做出裁决。
这种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三方面的，因为北京当局精通制裁小官来让百姓息怒的艺术。
这一使中国共产党得到巩固的新“社会契约”的第二个支柱就是人们所希望的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就在让当局和社会之间产生巨大鸿沟的l989年天安门创伤后不久，共产党有意识地重新肯定国家主题，颂扬伟大的中国，同时影射西方阴谋的偏执。如此考虑是要确立一种取代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并冒着民主“危险”着手进行反宣传。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中国百姓、特别是经济界和知识界的精英们都能够合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支持重新让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的经济腾飞。当他们回望多灾多难的近代历史时，许多中国人毫不掩饰他们对所经历的路程感到“自豪”。中国年轻人如今公开表示“热爱中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喊，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们更多对国家的故步自封感到痛苦。
中国共产党受到了这种新时代风气的鼓舞。尽管西藏危机使它在外交方面哑口无言，但在国内方面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认为世界屋脊属于中国不容争议的中国汉人舆论支持当局，共同面对西方批评。同样是这一“热爱中国”，在西藏事件中挑衅性地充满沙文主义色彩，却在四川地震之后变得更爱好和平和积极，表现出万众一心。该是庆祝“中国团结”的时候了。我们难以看到如此的变化如何会让中国共产党变得不牢固。当然，它所面临的挑战将达到和这种新的公民爱国心一样的高度，且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它在与社会力量打交道，而后者丝毫不准备因小失大，也就是冒着解除“社会契约”的危险而让中国共产党下台。无论如何目前是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