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采取的大体对策

根据事物发展以质量互变二个关键环节循环，90年代初的中国农业、90年代中的中国工商业恰处于充实调整的瓶颈阶段。这时期，农民急需要的是保证农牧民收入增长，引导农村消费方式向城市水平靠拢，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疏散转移农业劳力；城镇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保障就业，提高“二无”人员的最低生活标准和工人工资，没收来历不明财产控制贫富差距，按才分工，大规模扶持精英去更新企业、政府的监管层。这个时候的全社会，需要通过人民币国内适当贬值、排除一切不正当收入，通过抑制不公平分配和实现按需按劳分配相结合、财富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进而在普遍提高全民收入大潮中控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沿海西部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使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人才结构与岗位结构等相符。开始启动计消市产、按才分工、按需按劳分配相结合且财富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原则……。

为了启动消费，必须形成投资赚钱效应，维护股市的繁荣景象；必须贬值和增长工资、提高农产品、原材料价格，对来历不明财产实行没收或征收税费以补给社会保障，改善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环境。同时，稳定提升物价。创新产品开拓消费市场，使城镇新潮消费方式消费水平转向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实行低息存款和信贷赊销引导银行储蓄走向消费市场。

总之，1997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手段刺激内需，但其收效甚微，或是新问题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公务员加薪过快，甚至倡导高薪养廉而未顾及弱势群体、农民、边远地区人们的收入抬高；在于教育收费翻番，使穷人全部精力花在攒学费上；在于医药收费空前高涨；在于贪污腐化、枉法行政有增无减；在于新政变革成了各级官员瓜分社会资源的又一时机。如此种种成倍地加剧了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