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外的晚上

徐名涛

如果没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北京郊外的晚上大概不会这样撩人心绪，好多梦已不再做了，似乎还在做着俄罗斯的梦。我曾经被前苏联小说、电影感动得一塌糊涂，获得1983年苏联国家奖金的小说《风雪小站》（又名《一日长于百年》）我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也要以小站来构思一篇小说，这位被人褒贬不一的来自吉尔吉斯深山草原的曾兼任两个国家大使的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作品只要有中译本，我几乎全看了，包括《群山和草原的故事》、《别了，吉利萨雷》、《白轮船》、《深沉的河流》，1993年我的以小站为题材的小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时候编辑把标题《小站之约》改成《匆忙之约》，曾让我惆怅若失，虽然内容未变，但我希望我的小说标题跟那位大使作家的标题更接近一些的想法是难以让人理解的。

我那么迷恋《山楂树》这首歌，却在国内从未见过山楂树的模样，任何地方，任何地点，只要“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河面上，暮色中的工厂闪着金光”的旋律一起，我就不再浮躁、不再无助，故旧情深之中感到遥远的迷恋、憧憬，同时也是那么熨贴、安静，所有的世故沧桑不复存在。见到真正的山楂树，恰恰是在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向游人开放的时间是莫斯科时间上午十一点，翻译八点就把我们从俄罗斯宾馆的床上叫醒，为了打发时间，翻译给我们一个额外馈赠：参观“莫斯科现代艺术公园”。就是在那个所谓“艺术公园”，我第一次见到了山楂树，在这之前，我们已经从圣彼得堡游览回来，彼得要塞，冬宫，阿芙乐尔巡洋舰，滴血教堂，甚至普希金城，涅瓦河，曾魂牵梦萦的一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了，但我大概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长着令人悚然的猩红花果的山楂树的情景，那零散在荒草丛莽、秋风飒飒之中的血一样的“猩红”让我触目惊心，因为我同时看到了斯大林、列宁、捷尔任斯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苏联各个时期的英雄人物高大宏伟的塑像，而这些显然是从莫斯科各个广场匆忙运来的，安放得杂乱无序的塑像没有一座是完好的。如果说圣彼得堡就是一个露天建筑博物馆，莫斯科则是雕塑之都，翻译介绍说，前苏联时期莫斯科的各个广场和并不太宽的大街都有巍峨屹立的雕塑，和圣彼得堡的不同，莫斯科的塑像大多是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苏联解体后，部分对苏联政权刻骨仇恨的市民半夜起来用斧头铁锤一次又一次地敲砸这些塑像，以至都影响到市民的休息，莫斯科市市长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把那些遭毁坏又有碍观瞻的塑像拆除集中放在这座公园，另一方面颁布法令禁止这种行为，在我们去莫斯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中心参观的时候，中心广场前的列宁半身塑像依然令人起敬，完好无损，塑像下面有一行英文和俄文说明：“受国家保护”。

对勃列日涅夫我儿时还有隐约记忆，赫鲁晓夫倒台他上台。我在他的塑像前的时间最久，据说总书记曾3次访问阿塞拜疆，那里的首脑阿利耶夫把一座纯金铸就的勃列日涅夫半身像馈赠给总书记半年后，阿利耶夫就被请到莫斯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并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尤其可见前苏联领导人对塑像的嗜好，这件价值连城的神话礼物现在何处？翻译摇头，说她也不知道。这位晚年疾病缠身、惟一喜欢的就是阿谀奉承的政治领袖，却是从第聂伯河水电站、顿巴斯的炼铁厂和矿山、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中一步步走来的，他甚至在摩尔多瓦干过低贱的苦力活。

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丢尽了脸，但他在回忆录中的一句话却让我难忘：“美帝国主义坏透了，但我却还是喜欢狗娘养的约翰·肯尼迪。”美丽动人的翻译小姐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不仅中文流利，还能用粤语跟我们开玩笑。据她介绍，赫鲁晓夫不喜欢塑像之类的玩意，他当权时几乎没有立过什么自己的塑像，但她对赫鲁晓夫说没说过那句话表示怀疑，打赌之后自然是她输了，她奇怪为什么我对苏联政治尤其是文学音乐了解得就像“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授”，她提到《小路》、《纺织姑娘》、《田野静悄悄》、《列宁山》、《大学生之歌》、《华沙工人之歌》，甚至前苏联国歌，我立即能把歌词背出来，至于文学作品更是不在话下了。“教授”一说当然是戏言，其实我永远也无法让她明白的是我的“俄罗斯情结”。

“莫斯科现代艺术公园”成了曾经叱咤风云的那些政治家们的最后避难所，在秋风中摇曳的猩红的山楂树在陪伴他们，可是我在回国后好长时间却唱不出这首歌了。歌词中的那位美丽善良的俄罗斯少女，那对在山楂树下焦急等待的显然是当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模范青年，也许还获得过斯大林奖章的电工和钳工，你们是否依然健在？你们可好？

莫斯科市区和郊区没有明显的界限，市区里有森林河湖，郊区也有热闹的街市，而北京不同，北京郊外，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大多是杂乱不堪的。下班从城里开车回到位于亚运村北部郊外的家时，都已看到显然比市区明净得多的天空的月亮和星星了，有一首前苏联歌曲《蓝色的星》，它是歌剧《卓娅》的主题歌，看着北京郊外夜晚的蓝色的星，想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幸好，在那座“现代艺术公园”，我没有看到卓娅和舒拉的塑像。

北京郊外的晚上荒芜冷清，一片片花园小区在周未常常灯火灿烂，却很少有恋人在郊外散步，而我独自出来散步的时候，总觉得还有一个人或者说一种状态在陪伴着我，俄罗斯国家广播电台的呼号至今还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序曲，“月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优美、低沉的旋律回荡在北京郊外的夜晚，而陪伴我的似乎是娜塔莎、喀秋莎、柳波芙、斯薇特兰娜、莎叶莲娜……这些苏联歌曲、小说、芭蕾舞剧中的温婉深情而又坚韧执著的美丽少女，在我的想象中总是一个面孔，一副身材，在我心中浓缩成一个人，无比的美丽，无比的善良，她们是爱的化身。

当年女友（同学们说是我在学校操场上一遍又一遍唱《山楂树》把她“勾引”上的，她和我一样酷爱俄罗斯）有一次和我去北京秀水街，看到背着大包小包倒卖中国服装的肥胖无比的俄罗斯妇女在口沫四溅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倏然眼睛湿润，我们心照不宣：她们是娜塔莎、喀秋莎……的后代吗？《合法婚姻》这样的老式苏联电影我现在是看不下去了，可当年，我和她相隔遥远，她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她，在两个不同的角落我们为这部电影共同倾倒，1996年她过生日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同仁们在4月11日这天特地为她在6套安排播放了这部电影，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所承载的个人情感对我们来说是跨越了一代，而且和现实的俄罗斯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了。

但是已不健在的叶利钦还在喜欢《山楂树》。一位老战士——战争题材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记述他和叶利钦的几次会面，回忆往事，情动之处每次叶利钦都声情并貌地唱着这首歌。早在80年代中期，《清明》杂志一位编辑老师，也是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西街，西街》的责任编辑，就反复跟我提到一部小说的名字《真想活啊》，若干年后我终于看到了这部中篇，确实棒级了！这似乎又跟《山楂树》有关，若不是他记叙叶利钦喜欢《山楂树》的文章，我大概也不知道这篇小说出自他的手笔。这篇小说是在我除了看传记而且是外国人写的传记而根本看不下文学作品的时候看的，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但是，这位来自孤儿院被俄罗斯一些人骂成地痞流氓的作家的一些观点却令人匪夷所思，他诅咒卫国战争的英雄朱可夫元帅，称朱可夫是“俄罗斯的民族胜利果实的窃取者”，“打仗靠的是人多而不是靠本领”，说什么法西斯军队已经崩溃，“用几十万俄罗斯青年的生命拿下柏林是不值得的”，另外他把战后的俄罗斯形势形容得暗无天日，“乌拉尔山的古老的脆弱的山脊都被建在它上面的劳动营和埋在它的地里的尸骨压弯了”。类似于这样的极端作家在俄罗斯还有许多，如索尔任尼琴、季诺维耶夫（他当年崇拜的不是列宁而是列宁的哥哥，刺杀沙皇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这给我印象深刻）、马克西莫夫和已经在1993年自杀身亡的康德格季耶夫，至于《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雷巴耶夫、《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更是为我们所熟悉。但是，有一点是令人震撼的，早在上中学时就因暗杀斯大林未遂而被捕的季诺维耶夫，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苏维埃政权的著名反对者，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接受尚未“解体”的《真理报》采访时说：“我写了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苏联电影《在运动大会的日子》我没有看过，可以想象当年莫斯科青年运动大会的欢乐场面，《南方周未》头版《苏共亡党10年祭》文章的一个小标题《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其中的“辉煌”来形容当时的莫斯科一点也不过分，1953年著名的翻译家薛范把电影《运动大会的日子》插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时候，立即风靡北京，“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北京郊外的晚上，我无数次想到那对在遥远年代的莫斯科郊外花园里互相偷看、腼腆而深情的男女青年，微微泛着波浪的小河在静静流淌，月光照亮水面，银光闪闪，幽静、迷人而又感人至深……当然，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恍若隔世。

莫斯科郊外不仅有那对恋人相依到天亮却什么也没做的花园，还有一个著名的别墅。它就是斯大林的孔采沃别墅，这座木结构的别墅起初就是一座平房，在毛泽东来莫斯科前专门为他加盖了一层。据说，毛泽东在那里呆得并不舒服，后来换了地方。斯大林生命垂危的时候，最初就是倒在孔采沃别墅餐厅的地板上，这是1953年4月23日，正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当时，斯大林身边一个人也没有。由于长久没见斯大林在别墅外活动，警卫感到不安，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立即召唤医生，这个来自格鲁吉亚哥里小镇的整个苏联历史上最有权力的人并没有得到适时的医治，召唤医生需要得到贝利亚的批准，10个小时后，斯大林在孔采沃别墅餐厅地板上由于中风而死。他的盖世无边的权力把他自己也变成了人质。

俄罗斯新一代著名历史学家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在书中写道：“如果伟大是依据所残害的人数和征服的领土多少来体现的话，那么斯大林的声名仅次于希特勒一人。斯大林的成就之多，只有他的错误可与之等量齐观。”（见《克里姆林宫秘史》世界知识出牍社2001出版）

一个人的胜利，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悲剧，悲剧结束在莫斯科郊外。其实，悲剧也是斯大林个人的，原《真理报》总编辑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由于主笔各类苏维埃大会政治报告，经常去孔采沃别墅，据他介绍，卫兵能确切知道此刻斯大林在别墅的哪个房间，譬如说斯大林在办公室，信号盘上对应的号码信号灯就亮起来，如果斯大林不在，信号灯就熄灭。其实斯大林是非常不幸的，他监视全国，而他自己的每一步也处在监视之中。

可是，那些歌唱斯大林的歌却依然让我着迷，“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鹰在飞翔”，“阳光普照广大的苏维埃联邦，联邦成为光明的地方，斯大林灌溉着谷粮，谷粮堆满在集体农庄，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照历史学家说，1937年是苏维埃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斯大林亲自指挥下，建起了第聂伯河水电站和马哥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企业，为苏联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仅仅几年的时间，他杀死大量农民，并利用农民的尸骨制造了欧洲最为庞大的战争机器，在“大清洗”和“肃反”中，他每天批准处决的人数上千。可是，斯大林竟然也写过极为柔美的诗，有当年的《伊维利亚报》为证：

当明月把自己的光辉

骤然洒落在地上

那遥远的天际

泛起淡淡的蓝光

当夜莺在树丛上

轻吟低唱

无拘无束 自由荡漾

……

它让我想起了叶赛宁，在和女友分手的日子，我常常酸酸地背吟着叶氏的诗：

回不来了，我那凉爽的夜晚

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姑娘

听不见花园里夜莺在轻轻地唱……

还是叶赛宁的诗：

被推倒的神像依然是神

再空寂的庙宇依然是庙宇

北京郊外的夜晚让我想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莫斯科”又让我思绪庞杂，好象在聚拢，却又骤然散开，一个同学在我的电脑上看到“北京郊外的晚上”一文嘲笑我：都七老八十了，还写这样的“青春美文”，我哑然。

王蒙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还有费奥多洛娃五姐妹访华时唱的《田野静悄悄》，表达的是黄昏情绪，这种感觉真是微妙而忧伤，而夜晚是什么情绪呢？

那一年当图154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经过8小时飞行降临在莫斯科郊外机场时，正是莫斯科深秋的黄昏时分，从飞机舷窗俯瞰广袤森渺的褐绿色植被与穿插其间的湖泊、河汊，我的眼睛发潮。同样的白桦，同样的杨树、枞树，同样的河流、湖泊的碧绿和微波，因为是在莫斯科，因为是在莫斯科郊外，给我的感受奇妙而又感动，尖锐而又震撼，同时——何必隐晦呢，又是那样的讳莫如深。我再也回不到18岁、20岁、25岁，再也写不出“青春美文”了，不堪承受的历史、现实、青春记忆让我在这样明月高照、万物清朗的北京郊外的夜晚也不能写出其实是我渴望的“青春美文”，甚至也廓清不了心中的迷雾。浓缩再浓缩，郑重再郑重，百川归海，万物有源，换一个地名，一切也许又那么迷人了。

衷心祝福你 好姑娘

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远不忘

北京郊外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