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礼仪，世称“礼仪之邦”。现存古籍中，有《周礼》，它是周朝的一部综合性法典，有吉、凶、宾、军、嘉五礼之论，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内容；有《仪礼》，它记载的是夏、商、周三代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有《礼记》，它的内容就更加广泛，汇集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要领；在记录上下五千年的历代史书中，还有《礼志》它是专门记录各个朝代礼仪之制的。

 

近代，关于中国的礼仪之制，发生过很激烈的争论和批判。在当时，由于人们认识到，历史遗留下来的礼仪中，存有一些为封建社会服务、不利于进行革命斗争的内容，便未作具体分析，而是将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所有礼仪，全部冠以“封建礼教”、“吃人礼教”，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由于历史上的孔子，针对春秋时期的出现的杀父弑君、上下乱伦、兄妹通奸、弱肉强食、礼崩乐坏的特定社会状况，曾说过“克己复礼为仁”的话。于是，就硬说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周礼》，又把礼仪完全与社会制度等同起来，认为是一码事，因而就给孔子扣上一顶反对革命的“复辟派”大帽子，大加批判。在这种“很革命”的批判家们看来，要革命就不能讲礼，不能要任何礼节与礼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事实上，在文明的社会中，那种批判礼仪教育，否定一切礼仪的行为，其本质正是要人们回到原始、荒蛮的时代中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礼教和礼仪及其社会作用的人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复辟派、倒退派。

现在，伴随着社会的真正变革与进步，人们认识到“礼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之一，认识到了礼制的重要社会作用。但是由于过去那种失去科学与理智的瞎批造成的思想混乱，学者们还心有余悸，不敢对“礼”进行研究。因之，对于礼的起源，礼的形成，礼的本质，礼的社会功能等，并不是人人都有正确的认知，并不是都很清楚。有鉴于此，本节就不打算从中国历史上礼制的本身进行繁述，而是就前面所提到的这四个问题，作一个澄清式的简论。

 

关于礼的起源，中国古代已有人讨论过，其意见有两种：孔子认为，礼仪起源于自然，本于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在有了国家制度之后，帝王承而整齐之，用之以治理天下：“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礼，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①他又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荀子认为，礼仪起源于先王之治化，是人为的事物。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

 

 

 

 

 

物必不屈於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①在《性恶》篇，荀子又反复地重申他的这一观点：“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礼仪，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在同篇之中，他再一次地强调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荀子的说法，在社会作用上是对的，但在礼仪的起源上则是错误的。其所以为错，一是他偏于人性之恶的偏颇论点所致。这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一样，不符合事物对立统一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说，这种观点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其次，是荀子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史，不懂得帝王及国家制度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共始终的事物，而是在人类经过了至少三四百万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之后，直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文明时代之际才出现的。所以，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为“古之圣人”、“古之帝王”所制，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想当然之说了；第三，是荀子不懂得礼仪之制，源之于饮食男女，本之于天地自然之道，不知道国家之制起源于家庭建立，是家庭生活的一种社会性延伸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国家制度，最初是由于私有制产生之后，引发了氏族之间的掠夺性战争，因战争的不断升级促使氏族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相互兼并才最终出现的。而私有制，则又是由于人类婚姻发展到相对稳定的对偶婚制之后，才出现的。假如，社会上没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组织出现，则人们虽有为自己而广占社会财物

 

 

 

 

的私心存在，然其没有蓄积私财的最基本条件，则不会形成私有制度。所以，原始社会中的私有制之萌生与发展，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的形成，是其最重要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而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这一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也不是自有人类之初就有的，它也同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之中，由于事物在阴阳异性相引、同性相斥这种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作用之下，逐渐发生、发展、不断演变，才最终出现的。——由同一般动物没有任何区别的人群间杂乱性交，发展为氏族内的血缘群婚，族内辈份婚，族外群婚，族外对偶婚，直到形成一夫一妻制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原始社会中的母系氏族时代末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对偶婚制之后，都是“男到女家”——也就是男子婚后都成为女方氏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由于一男一女的对偶婚已经相对稳定，故其所生子女知母亦知父，只是其姓随母而不随父罢了。其时，这种无数的小家庭已有单独的住屋。在中国，这大约是距今七八千多年左右的事，这一历史时期也正是由畜牧狩猎进入农耕生产、私有制度产生，人类社会发展处于一个翻天覆地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例如，在仰韶文化、青莲岗和大汶口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其村落房屋布局都是中央为大型房屋，周围为小型房屋围绕。其小型房屋的门都朝着村中央的大型房屋开设，西安半坡遗址的情况就是如此。稍后，房屋的造型、布局就出现了变化，由原先的圆型变成了长方型，如河北省蔚县三关遗址长方型房屋，是三间联结在一起的，屋门的开设不是朝向一个中心点，而都是坐北朝南开门，并且有火煻，有灶址，证明其一家一户完全过着独立的生活。河南郑州大河村的遗址也是如此。这些，反映出了对偶婚制不仅逐步走向了稳定，私有制度出现，也证明家庭在氏族社会中越来越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

 

人类社会中最原始的礼仪，也就是从这饮食男女、家庭亲情关系中产生的，它体现的是一种自然规律，是一种道德：由于异性相引而有男女相爱成为配偶，又由于事物存在同性相斥规律，第三者插足于一对配偶之间，就会对婚姻家庭造成伤害。人们为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就发明了婚礼。首先男女相爱决定结为伴侣，就要交换信物，作为定亲之礼。“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①说得就是这种史事。结婚之际，要举行婚礼，其隐含的作用，就是以此婚礼的举行，广泛地告诉社会上的人们：这一对男女结为夫妇了，这种关系大家都要尊重，不能有所侵犯，侵犯就是不道德的，要受到惩罚；当母系氏族伴随着战争过渡到男权社会之后，男人们就不愿意再“出嫁”到女方氏族中去了，他们就可能会用一种强迫性的手段改变原来的习俗，将准备与之结为伴侣的女子“抢”到自己的家中来。现在，在中国北方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娶亲中的一种“抢婚”仪式：届时男方带一批小伙子到女方去抢新娘，女方则准备一批人打新郎及帮其抢亲者……这应该是对婚姻变革的一种历史记忆。同样，新石器时代氏族墓葬的发掘研究，更给我们提供了最真实的历史证据：早期多为男女分葬，也有成年男女合葬墓，但数量很少。有些男女合葬墓中，女子是一次葬，男子则是二次葬，这说明了在社会地位中是男子从属于妇女的；到了中晚期不仅成年男女合葬墓增多，且有随葬物置放于男子一边的情形。这反映出了男女社会地位上的一种历史变化。

 

男女相爱并结为夫妇，而有家庭生活，共同生育抚养儿女，夫妇互相敬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交流思想感情，则

 

 

 

 

夫妇和睦、家庭安宁、幸福。反之，则伤害感情、关系不睦，甚至相互离异而危及子女的利益，造成家庭所有成员的痛苦。这又是夫妇互敬互爱、相互忠贞一些礼仪产生的历史原因；父母养育子女以幼少，子女瞻养父母以衰老，这又是父慈子孝、尊长爱幼礼仪的产生根源……所以，像荀子那样，将一切礼仪都归结为“先王”所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究竟形成于何时？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可以作明确的证实，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中，没有明确地提到过礼制问题，而是将温、良、恭、俭，仁、义、智、信作为道德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述。如“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等。同时，又提出了治理国家要“从民俗”、“顺民心”的问题。但尧舜之时，业已将“礼”作为治国大事了。依据这种情况，我们只可以说，礼制形成于五帝历史时期。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初，很可能是将礼作为对于治理国家很重要的民俗提了出来，到了尧舜之际，就初步形成了一种制度。是否如此，这还需要有更多的历史证据加以证明，才能有准确可靠的历史认定。

 

礼的形式是很多的，历史上各时期所重也并不一致。但古代一直相沿成习的，带有某种制度性的礼节，有以下这么几种：

 

① 冠礼：

古代未成年的儿童、少年，都不束发。女子从十五岁起举行筓礼，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各开始束发、梳髻，以示其将进入成年时期，目的是让这一时期的青年男女处处以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一切社会活动中应当注意自己要衣冠整齐，言语得体，行为有礼貌，明白自己行为举止所负有的社会责任。

 

② 婚礼：

男子三十岁始娶，女子二十岁始嫁，届时举行婚礼。中国古代提倡婚礼庄而隆，反对聘礼厚而重。如《周礼·地官·媒氏》规定：“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注云：“五两，十端也。必言‘两’者，欲得其配合之名。”疏曰：“婚礼每端二丈，取诚实之义，故以两丈整数为之”。又如《治家格言》曰：“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其婚礼主旨庄而隆，就是以使新婚夫妇明白，两姓合婚，乃人之大伦，互敬互爱，一之以齐。因为，夫妇之合者，乃家庭之始。而家者乃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单位，齐家对社会有其重要的作用。只有齐家，才能达到国家安定、社会祥和、天下大治。

 

③ 丧礼：

古人认为，孝本于天地，是人之大德大行。父母生育子女之身，养子女之体，教化于子女之心灵，其恩难报，其情难尽。所以，事亲生以致敬，瞻养致乐；病则致忧，恨难相替；丧而举哀，悲痛以送。故丧礼之举，不仅顺乎人情，而且也是行教化，致文明的常理。

 

④ 祭礼：

祭礼在历史上，虽然有祭天、祭地、祭神、祭祖之别，但祭祖先，于国为大典，于民为大礼，尤以为重，无有过者。中国人一直认为，祭祖报本，是教人不忘其根，以激励其爱家、爱族、爱国，继承祖先之志，以奋发有为的一种教育形式。这种教育不是由谁来说教，是通过一种具体的形式，激发人们自省自励，是德教的一种体现形式。

 

⑤ 乡饮酒礼：

中国古制是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曰族，五族曰党，五党成州，五州称乡。如此，在每一个乡中就自然会有高寿老人，以及有德、有能的贤者所居。在定期举行的乡饮酒礼中，主要是通过这种具体的社会活动形式，让人们增强乡土观念、社会意识，在敬老而拜，让贤而坐的礼貌行为之中，蔚成敬老让贤的良好社会风气。

 

⑥ 军礼：

军队出征、得胜班师的祭军旗，论功行赏的庆典等，谓之军礼。军礼的功能主要是明上下，壮军威，砺士气，明功劳，以蔚成英勇善战、卫国保家、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增强军队素质，为提高战斗力服务。

 

⑦ 宾礼：

宾礼是接待宾客、朋友方面的礼节，所以它又被称之为“相见礼”。宾礼有欢迎、欢送、致辞、行分先后、坐分左右、礼让谦恭等具体内容，按不同宾客施以不同的礼节。

上述不同礼制的形式之中，所包涵的实质性内容为：夫妻互爱，父慈子孝，敬老爱幼，尊师重道，兄友弟恭，仁义忠信，严以律己，宽厚待人，见利思义，谦虚礼让，崇祖报本，民族团结，保家卫国等等，一言以蔽之：“礼之用，和为贵”^①。

 

我们若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所形成的这些礼仪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礼仪所反映的本质，同道德、法律是一致的，是人们将一些基本的，人们在日常家庭、社会生活中必须遵从的客观自然规律作为一种文明礼貌的具体形式，来让人们自觉实行的。比如，夫妇、父子、师生、兄弟、朋友等各种礼

 

 

 

 

 

仪，都是事物阴阳异生相引规律的一种体现，是阴阳互引、互动、互渗、互依、互存、互为己根、相对守恒的关系，礼仪的本质所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社会文明自觉性的行为。如父母养育子女以幼小，子女瞻养父母于衰老，不但是人类繁衍发展的需要，也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老牛舐犊，羊羔跪乳。人若无礼，

何如畜牲？所以，孔子说礼仪“本之于太一”，是“天之道”，“人之情”，没有说错。

 

中国人自古就极其重视礼仪，并将其发展成为人类家庭、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制度，目的就是要通过简单易行的礼教之制，礼仪之行，达到文明以化，祥和而治，使全社会呈现出一种和平、安宁、充满人性、充满友爱的和谐有序生活。中国人注重礼仪，人称礼仪之邦，这正是中华民族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一种历史体现！

 

当然，礼制的形成，亦同中国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东西，自然也会产生，如依封建“三纲”论所搞出来的一些礼仪，就是礼制文化中的糟粕，是应当彻底批判和铲除的东西。但它并不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主体，如果以偏盖全，由此就说中国古代的所有礼仪都是“封建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那就是错误的，对国家、对民族者有害而无益的言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