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重税和重罚还要杀多少人
作者:黄金童2
笔者按:
以下是个转载的网文.令人深思的是,谁杀了她.又是谁逼他杀人.两个人都是想赚点钱,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杀人和被杀.这就是地方政府的重税和重罚.
因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官员的收入和福利有密切关联,一个地方财政收入好的地区的科长收入可以超过中央国家领导人收入的几倍.比如即将退休的国务委员吴仪的收入一年是八万.可广东某中等城市的普通交警的非黑色收入(工资加单位创收,即罚款提成)就能达到约24万.所以为了钱各地地方政府就大搞赢利性政府管理.比如地地方政府对出租车施加重税.一般一个出租车一年要上交近十万给地方政府.(东莞是每月交八千)超过国家17%增殖税的征税税率的五.六倍.一个地方的出租车有几万辆,结果是一个地方政府每年从出租车中获取暴利有几十亿之多.可出租车暴利致很多就业困难的人也想开出租就业,可又交不起政府的重税.结果就出现所谓:’”黑出租”.政府为了维持政府的经济利益,就采取打击”黑出租”的办法.对”黑出租”一旦抓到,少则罚一万,多则罚十多万.可开”黑出租”:的人本就是经济困难的群体,很难交得起这么多的罚款,政府对此又采取强制的办法,不交罚款就扣车.(对比收容制度是不交罚款就扣人)于是矛盾激化,就会出现下文中”黑出租:”司机走极端的现象.这一切都是地方政府赢利行为给逼出来的.
“黑出租”现象有什么错?所谓”黑出租”做的完全是正当生意,不是偷也不是抢,只是想通过正常工作,为居民提供价廉物美的交通便利.完全是利国利己有利就业的合理事情,所有差别不过就是交不起政府的重税而已.人们要问,为了政府获取重税,暴利,就应当让这些人失业么(全国有几百万,连同他们抚养的家属有几千万)?,就应当将他们逼上绝路么? 近两年来,网上披露的因为”黑出租”重罚款而导致的人命案件已经有五六宗.有一宗是杀交警,还有几宗是自杀.这次又是杀”蛇”(为政府引诱黑出租的人)现在因为地方政府贪婪而造成一个年青女子(蛇)被杀,丢下孩子没人管,,一个青年司机(正准备结婚)因杀人要偿命.丢下一家老小无人养.过去我们读政治经济学的时候,知道资本为了获取100%的暴利会无视人间一切法律,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应当加以补充,就是不光是资本家会这么干,中国的地方赢利政府也会这么干. 如果一边大讲和谐社会,一边重税杀人,那政府还有什么诚信. 如果地方政府大谈三个代表而实际是官员大搞重罚分钱(罚款分成制度导致管理部门不择手段地搞引诱).那同政府同座山雕还有什么区别.人们还要问中国各地的地方赢利政府,你为了从出租车中收取暴利还要杀多少人?
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应当象03年改正不合理的收容杀人制度(实际上是警察绑票制度)一样,改正各地方政府的重税重罚杀人制度.停止各地对正当职业的出租车收重税,停止为维护重税而搞的重罚.出租车交税不应超过17%的增值税率.对于那些因家贫而无力交税的出租车司机人也应该轻处理.(如果这些人失业政府还应该给贫困补助,那为什么为了一点税要逼他们失业呢?)应体现国家对穷人的关爱,这事情如果得不到合理改变.地方政府的盈利行为同民众经济利益的矛盾会急剧激化,最后激化出民变来也是必然的事情.不要说咱耸人听闻.请中央政府注意,中国自古以来因地方官横征暴敛激起民变,从而导致王朝灭亡的例子可不是一起两起了.美国独立的直接原因是当时英国政府要强加一项印花税给美洲殖民地而激化成的.
本人再建议,中央应用在各地搞民意调查(当然要由第三方中立单位来搞)的办法来考核地方官的政绩.宾并决定地方官的升迁.这样一来,各地的地方官就不会完全无视群众利益大搞赢利性政府管理了.这是解决赢利性地方政府同民众矛盾的根本性解决办法.(除民众直选外)因为这个办法将群众利益同官员的根本利益直接挂上了钩,其规范地方官员行为的效果绝对要强过搞一百次讲三个代表,和搞五十步次讲和谐社会.
转载:
上海黑出租司机为什么刺死女协查
3月7日中午12点左右，上海奉贤头桥镇奉陆路一汽车修理厂前，搭乘非法营运车辆的女乘客陈素军，在车内被司机雷庆文连刺两刀，送入奉城医院后不治身亡。事件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被刺死的陈素军，事发时正在收集黑车非法载客的证据，而她被刺的地点，正是执法部门伏击黑车的地点。
新闻回顾：
上海奉贤一女协查员暗查黑车被刺身亡
女协查员死亡证明上，职业一栏写着“民工”二字。这名33岁名叫陈素军的女性为何从事“协查员”这个工作，那名21岁的年轻人雷庆文又为何从事“开黑的”这样一个不太光彩的职业，记者通过走访他们生前友人、家人，勾勒出他们两人的从业概况。
黑车数据
据上海市有关部门2007年公布的数据，上海公交黑车至少400辆，而出租黑车2万多辆，几乎是正规出租车的一半。2005年上海共查处黑车7500多辆，2006年查处黑车2.2万多辆次，这个数字比2005年翻了近3倍。2007年市、区两级交通行政执法部门1至11月开展18726次检查，有2.5万辆非法营运的黑车被查，平均每天查黑车70多辆。
3月7日，上海奉贤，阴有小雨。中午12点不到，33岁的湖南女子陈素军悄然走在头桥中路上，在路边停靠的一排十多辆等客的“黑车”(非法营运车辆)里，她挑中了一辆银灰色的奇瑞，开门招呼司机去2公里外的迪桑汽车修理厂。
汽车启动了。陈素军显然不知道，她的生命也驶向了终点。
她一直没稳定工作
陈素军最近几年过得并不顺利。她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无法在一个工作场所连续干上几年。她最近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理发店找到的。一位新寺镇窑厂地区的居民回忆说，三四年前，陈素军在窑厂附近的理发店里做了挺长一阵，过了几年，她在环城东路上与人合伙经营了一家理发店。
人们的记忆里，当了老板的她生活并没有宽裕多少，开理发店的那段时间她一直有些憔悴。“一个叫阿山的奉贤本地人和她一起开的，理发店里有几个小姑娘。”
理发店也并不好开，大约2007年的时候，理发店停业了，据说是因为生意不好入不敷出。此后，她仍然住在新寺镇上，但是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她最近一年在干什么工作。
她最近经常打黑的
不过，新寺镇的很多司机都知道，陈素军经常“打的”。据一些以前的老友说，她最近经常“打黑的”去各个郊区角落，而这些有确定目的地的打车，有时也能给她带来一些收入。
一位曾搭送陈素军丈夫和亲友的司机说，理发店停业后，陈素军和阿山开始帮路管处抓黑车，陈素军经常充当“钓鱼”时的“鱼饵”，到外面各个黑车聚集点“放倒钩”，把车钓到奉贤执法部门的伏击地点，每次可以得到200元的报酬。
虽然“钓鱼”也是存在一定风险，但陈素军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她的身影此后经常在南汇、松江等地出没。一位认识阿山的饭店老板说，姓郭的司机曾帮助阿山等人到南汇、松江等地“放倒钩”，阿山带着陈素军等“钩子”搭乘郭某的车到各地把“钩子”放下工作。而阿山被大家认为是交通执法部门与“钩子”之间的联系人，每次钓到车后，阿山也能得到一笔报酬。
“她不在新寺钓车的，我们都知道她是个老钩子。”黑车司机们表示，陈素军后来成了专职的“钩子”，经常到新寺镇外的地方“放倒钩”。
不过在3月7日中午12点，当她坐上那辆“苏E8J410”的奇瑞黑车时，司机雷庆文对这位特殊女乘客的经历一无所知。
他原准备五一结婚
和陈素军一样，她那天钓的“黑车”司机雷庆文的生活道路也并不平坦。2000年从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来到上海后，他只上了一年学便开始帮助父亲卖菜，一卖就是四五年。
2006年2月，雷家迎来了家里的一个“大件”，他们积蓄加上借款买了一辆奇瑞轿车。这辆车一共6.8万，其中3.3万都是借款，他们开始“负债经营”。
雷庆文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兼职，虽然不太光彩：他成了一位在头桥镇兼职拉“黑活”的司机。
一个全职黑车司机，一月进账3000到4000元之间，而雷庆文这种兼职司机，一个月能赚上2000外快就算不错，当然，前提是不能被抓住。
然而开黑车不被抓是很难的，刚开了两个月，雷庆文就被抓了。2006年4月21日，他因非法营运被松江的交通执法部门处罚过一次，罚款1万。
雷庆文，1987年生，个子不高，只有1米65，瘦瘦的，他的亲友说他平时很讨大家喜欢。他有一个女朋友，跟他同岁，两人在一年前订婚，准备今年五一结婚，为了订婚下彩礼，他们家也是找亲戚又借了不少钱。
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在头桥镇的一家工厂打工，弟弟还在老家读高中，今年高考。半个月前，负担着家中大部分的债务的雷庆文省出200元，给弟弟寄回老家。
雷庆文想从陈素军身上多赚点钱，陈素军也是。
他拿起水果刀刺向她
从头桥中路到奉陆路迪桑汽车修理厂的路很短，不到10分钟就开到了。当车辆接近修理厂时，雷庆文发现车旁有几个男子围了上来，他被奉贤区交通执法人员围住了。
僵持，僵持。当有人开始拍打车窗，雷庆文拿起仪表盘上的一把水果刀，刺向陈素军。血溅车内。
雷庆文随即被警方控制。和他同一天被“钓”的司机徐志中，在区交管署等候处理时，看到了刺人之后的雷庆文。据说，他看到雷庆文面色苍白，右侧脸颊上有块伤痕，身子还在不停地发抖。一名警察问雷庆文为何杀人时，雷庆文一下子哭出声，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以为他们要抢车。”
她33岁生命戛然而止
3月7日12点15分，陈素军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33岁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两天之后，她的尸体被送到奉贤区殡仪馆等待火化。
人们试图寻找和她关系密切的阿山，但一无所获。她的家人从外地赶到殡仪馆，泪流满面。
11日，沪杭公路2181号，上海市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片静寂，赶在周一下午来交罚单领车的黑车司机都吃了闭门羹。“今天没人，回去吧。”保安领班说，领导今天都不在单位内，“而且明天后天也不会来。”
记者手记
要“便利”还是要“利益”
3月8日、9日，记者两赴头桥镇采访。头桥镇距离奉贤区中心约20公里，有公交南头专线等线路通过，居民的一般出行依靠公交车。
头桥镇附近有一些工厂，从镇上到工厂并没有公交线路。一些打工者反映，要是从镇上回厂，他们只能合乘黑车，或者搭摩托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头桥镇的黑车主要聚集在头桥中路路口。这里是头桥镇的中心区域，路口依次排着20余辆黑车，黑车司机大部分是本地人，没有生意的时候一般聚在一起聊天。一位黑车司机说，他们也是排队等活儿，自发形成了一定秩序。“头桥镇这边没有正规出租车，有些人有急事用车，只能坐我们的车，我们也是提供服务啊。”记者注意到，2个小时内，没有一辆空驶的出租车经过头桥镇。
记者离开头桥镇时，搭乘南头专线公交车到了奉城中心镇，才叫到一辆空驶的正规出租车。司机表示，他们不会跑到头桥镇去拉活，偶尔过去也是从奉贤送客人过去的。“那边又远，活儿又少，没人跑的。”
如果没有了黑车，住在头桥镇的居民可能要等半小时的公交车，搭乘一段后才能叫到出租车。这当然很不方便，但坐黑车一旦出了意外，权益没法保证。一方面是便捷运输资源的匮乏，一方面是客运管理条例的规定，在类似头桥镇的地区怎样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值得有关部门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