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鄂西的建始县调查，发现其村治状况颇为奇怪，最典型的是建始县村级债务普遍不高，在我调查的三里乡河水坪片的八个村，每个村最多只有2—3万元村级债务，有几个村竟没有村级债务。面对村里的2—3万元债务，建始县从乡干部到村干部，都大呼债务很高，村级债务令人头痛，而似乎不知道湖北省村均债务为80多万元。建始县低村级债务，与我在江西农村调查的感受相似。在江西宗族型村庄，村支书往往面对1—2万元村级债务忧心忡忡，说村级债务压死人，而不知道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村级债务，相当多数村是他们债务水平的10倍以上。江西村级债务不高比较好理解，因为江西一些村庄内宗族组织仍然存在，乡村干部面对仍有行动能力的宗族组织，而不敢胡作非为。鄂西农村除较一般农村贫困一些外，不再与湖北其他地区的农村有什么差异，尤其是村庄的原子化程度很高。为何鄂西农村的村级债务就这么少呢？
造成村级债务的原因有二，一是举办事业，如发展乡镇企业和修建公共工程。二是借贷上缴农业税费。借贷上缴农业税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高，农民不愿缴纳税费，县乡为了完成农业税费任务，而强制要求村干部借贷上缴，县乡为了调动村干部收取税费的积极性，而可能任用狠人，且允许这些狠人在完成税费收缴任务的同时捞取好处，乡村因此成为利益共同体。就一般的农业地区来讲，造成普遍的村级负债的原因并非是举办事业，而大多是收缴农业税费过程中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合谋。比如，村干部措款时，以月息五分借款上缴，而这个高息可能正是村干部或其亲友所得。当农民负担重，且农民不愿交纳税费，县乡为了按时完成税费收取任务（否则教师工资就无法发放，政府运转的财政基础就成为问题），调动村干部收税费积极性，往往默许村干部在完成税费任务以外捞取个人好处。税费越难收，县乡就越是要用狠人来当村干部，并由狠人来收取税费，这些狠人也敢于向农民收税费，又敢于高息借贷，还敢于将村集体所有可以变卖的资产变卖一空。总之，因为缺少村庄内的诸如宗族组织等力量的制约，在县乡面临巨大财政入库压力的背景下，在极短的时间内，乡村合谋将村庄搞得一塌糊涂，其后果之一就是留下了巨额村级债务。
建始县农村平均村级债务竟然只有1—2万元，这个数字距湖北省的平均水平差得太远，也较全国村级债务的平均水平（约为30—50万元/村）差了很多。为什么？
从调查情况来看，在取消农业税前，建始县的干群关系也很紧张，收取农业税成为乡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当然也是十分困难的工作。为了收取税费，村干部也想过种种办法，与村民发生种种冲突。甚至村干部为了及时完成上级任务，而不得不以五分月息借贷上缴。每个村都会有一些村民找出种种理由不缴税费，因此每个村每年收取税费，好的情况下也是能按时收取80%，不好的情况下只能按时收取50%。不能按时足额收取税费，县乡就必须要对村干部施加压力。无利不起早，如果县乡不给村干部好处，村干部就不会冒着得罪村民的风险去收村民不愿交纳的税费，村干部不愿凭空与村民作对。如果有好处，村干部又不能从村民那里按时收取税费，他们就愿意以五分月息借贷上缴，五分月息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村干部当然知道。一旦村干部得到了与收取税费难度相当的好处，则村民就更加不愿交税费，乡村治理因此陷入困境。奇怪的是，建始县却没有陷入乡村治理的困境当中，表现就是村级负债较少。
建始县在取消农业税前并没有陷入乡村治理困境，及没有留下严重村级债务的原因，大致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一是建始县作为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较少，农民负担相对较轻。据我们的调查，建始县农村农民负担最高的年份在2000年前后，约在人平100元，亩平130元左右。虽然亩平不低，但因为田少人多，人平并不高。相对来说，李昌平家乡的监利县，亩平负担达到200元，人平负担高达三、四百元。虽然监利县农民的人均收入较建始县要高，但在当时粮食价格不高的情况下，监利县的农民负担就显得更重。农民负担越重，农民就越是坚决不缴农业税费，县乡就越是要想办法让村干部从农民那里收齐税费，其结果就是干群关系的极度紧张，和村级负债的快速增加。相对来讲，建始县农民负担不太重，干群关系不太紧张，及遗留下来的乡村治理困境并不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建始县因为人多地少及山区耕地较贫瘠，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较少，建始县在1990年前后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潮，到2000年左右，建始县全县劳动力的1/3以上在外打工，打工的劳动力价格并未因为建始县农民收入低，而低于如监利农民外出务工的劳动价格，因此，虽然相对于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而言，建始县农民负担很重，但相对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而言，建始县农民负担较轻，收取税费因此相对容易，县乡也因此没有必要为收取税费而用狠人当村干部，及没有必要默许村干部为收取税费而大把捞取个人好处。
第二，建始县的干部相对节制，没有指望借向农民集资来建造政绩工程以谋取升迁好处。与此相关，也与农民负担相对较低，收取农业税相对容易有关，建始县乡村干部还比较注意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而不象一些农村地区不顾一切地“最后地疯狂”。
建始县之所以相对节制，没有通过向农民集资来建造政绩工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建始县作为贫困地区，有较多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资源输入，这些资源甚至可以用巨额来形容。这些巨额资源可以建造起相当象样的形象（及政绩）工程，这些工程相对于可能从农民那里集资收取费用来建造的工程，更可以成为政绩和更可以获得升迁。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建始县作为贫困地区，可以获取外来资源建造政绩，使试图借向农民集资来达到目标的办法显得笨拙。县乡干部与其向农民集资，不如向上向外争取资源。一旦可以向上向外争取到资源，则向农民集资就变得费力不讨好。不向农民集资，正是农民负担相对较轻的一个原因。
农民负担较轻，传统的乡村关系就会仍然有力，村干部向农民收取税费时就会较为克制，就有长远打算，因此即使借了五分高息以按时上缴税费，也会及时还掉高利贷（几个村干部讲他们借五分利息高利息的时间在10天至半月，而荆门农村高利贷的借款时间往往以年来计算）。县乡干部的行为也会较为理性，县乡不会只管能否将税费收取上来，而且要管收取方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建始县，村民如果欠农业税，则税票往往留在村干部手中，村干部用自己的工资或借款来上缴税费。或者说，在建始县，农民如果不缴农业税费，往往只是由村干部用私人借款来垫交，到了年终，村干部再挨户向农民要回自己垫交的农业税费。而一旦有个别农民拒绝交纳税费，村干部手中就留下了一把税票。到我们调查时止，建始县很多主职村干部手中都还有数千元到一万元甚至数万元的税票。因为税费改革后禁止再向欠税费农民清欠，这些税票因此不再能够兑现。村干部将这些税票计成村级负债，这构成前述建始县村级债务的主要部分。
第三，建始县村级债务较少，是与建始县相对封闭，农民的观念比较传统，及村干部职位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收益，村干部与村民对未来存有长远预期有密切关系。在2007年底的调查中，建始县早已取消村民组长，而设无报酬的中心户户长。奇怪的是，虽然中心户户长无任何经济报酬，村民却普遍乐意当这个中心户户长，认为当中心户户长很荣耀。同样，在取消农业税前，村干部工作十分辛苦，经济收入低，且很低的经济收入往往垫税交上去了，而几年没有收入，村干部却仍然积极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农科村村支书黄书记是女书记，在取消农业税前，因为收取税费困难，而多次与村民发生冲突，但黄书记从来没有萌生退意，她说“无论多在的压力，我也得咬牙顶住”，之所以要咬牙顶住，是不能在困难的时候下台，下台了，村民就“瞧不起你”，就“做不起人”，“抬不起头来”。
第四，建始县农村，农民行事比较考虑与各方面的关系，不认死理，典型是农民多户合养耕牛情况十分普遍，村民很少因合养耕牛闹出矛盾。另一方面，建始县的村民却是十分原子化的。因此，村干部到村民家收钱，村民可能不按期交，且村民往往会找不交钱的理由，但如果村干部强收，村民也不会强抗，且如果第一年欠了税费，那第二年无论如何也得将前一年的补交上来。这就是为什么村里每年税费都收不齐，却并没有累积成巨额村级债务的原因。
小结以上讨论，以建始县为代表的鄂西农村村级债务之所以较轻的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从外面获取资源，使得从农民那里收取集资来建政绩工程显得笨拙，从而使县乡更倾向从外面争取资源，而非加重农民负担。这是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与非贫困地区乡村治理所存在的一个外在背景的差异。因为向外争取资源及未因集资进一步加剧农民负担，使鄂西农村的干群关系相对缓和，鄂西的乡村治理不需如取消农业税前中国相当部分农村地区所面临的“非此即彼，顾头而不能顾尾”的困窘局面，而可以在收取税费时，兼顾乡村治理的长远考虑。二是建始农村传统仍然存在，但农民并非如宗族型村庄紧密组织起来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县乡从容地将农民负担收上来，却不留下巨额村级债务。在建始乃至在鄂西农村，村干部明显是站在县乡一边，充当了县乡政府的代理人。但村干部的收益却并非只是来自县乡给予的工资性收入，而大多来自村庄内的社会性收益。
如果要列出影响鄂西村治的关键词，我以为以下一些关键词十分重要。正是这些关键词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制成了鄂西村治的特点。过去我们缺少对贫困山区的调研，鄂西调查及其村治关键词，为我们提供了初步的线索。
这些关键词如下：农民负担轻，村级债务少，干群关系相对缓和；相对封闭，农民的家乡观念重，合作养牛十分普遍；村组干部具有高的社会性收益；民风纯朴，村民不认死理，理性及原子化；打工经济；向外争取资源的能力；县乡政府行为节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有二，一是贫困山区可以获取外来资源中的“外来资源”。这使向农民集资修建政绩工程的动力大大减弱。二是山区相对封闭所带来的强家乡观念和其中村组干部的社会性收益中的“社会性收益”。这使村干部既为县乡充当了代理人，又因为要从村庄中获取承认，而较少不顾忌后果的不良行为。
2007年12月6日晚
于湖北恩施武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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