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译的文章：
从马尔萨斯陷阱里逃离的工业革命
约翰•科姆勒斯（JohnKomlos）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还有哪个主题比工业革命让诸多的历史学家贯注如此众多的热情吗？无疑，作为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发展，至今它仍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它改变了我们存在的基础：不仅在于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而且也影响这一领域之外，从社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简而言之，由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发展进程对于弄清楚什么是塑造现代世界的主要力量是至为重要的。然而，尽管贯注这一主题的文献不计其数，关于这一主题的适当概念仍然模糊不清。本文回顾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矛盾观点，囿于篇幅，在不对一些带来谬误的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我们概述了变化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工业革命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它有欧洲过去发展的历史根源，并与人口发展交织在一起。
范例和争论
有很多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对工业革命发生原因的争论是永无止境的。一是众多的学者过多地关注英国的经验，而忽视了大陆发展的不利条件；过多地关注几个部门的发展，而不是整个行业或整个经济。这样一种方法肯定是扭曲的，因为它只涉及整个过程的几个有选择性的方面。他们也忽视了大片地区——如阿尔萨斯、波西米亚、弗兰德斯、汉堡、伦巴底、法国北部、萨克森、西里西亚以及苏黎世高地等——经济活动的同时扩张。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成就是很重要的：如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工业劳动力在1760年至1800年间每年以4%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英国的增长率。从人均来看，18世纪的法国经济至少和英国一样引人注目。如果说1799年工业革命已经在法国开始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仅仅局限在对英国的关注上不利于对其他发展进程的正确评价，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螺旋上升时期，各地人口也在加速增长。过度的关注英国处于前沿的几个部门：纺织、钢铁和蒸汽机，就会伤害许多其他部门（丝绸、亚麻、制针、餐具、玻璃、毛纺和瓷器），在这些行业里利润还是有的，但英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传统的智慧也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伦敦的造纸商竭力学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秘密，伦敦的棉布印花商模仿汉堡的方法，它的镀锡商装的是瑞典的旋转磨。总之，英国的制造技术在各个方面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那样一种范例也减少了其他部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东欧和北美农业部门的扩张，增加了农产品的出口能力，而这推动了英国经济的扩张。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包容地给同样的发展模式以应有的评价，而不是扩大结果上的差异。在很多方面，大陆的其他国家绝非仅仅跟随着英国的脚步。
由于不对称信息、工业特殊技能、资源禀赋和区域外部性，在我们的理论中，我们应该给不同的努力程度导致不同的预期利润这一事实留下余地。在英国，从与印度的贸易中获得的棉纺织业的知识，从作为棉花贸易中心获得的经验，足以使英国的企业家与缺乏这种信息的大陆对手相比处于领先地位。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英国对棉纺织业的技术投资支出非常大，但那决不是具有先见之明。经常被忽视的重要一点是创造性精神在空间上的普遍爆发，在时间上的同时出现。
英国的领导地位，即使在更狭窄的意义上，也是很短命的。不仅是北美的生活水平在一些方面更高，而且到19世纪早期美国的工业效率也已经赶上了英国。即使在纺纱技术上，欧洲大陆的企业也没有落后于英国太多。到19世纪30年代，阿尔萨斯和瑞士生产商几乎与兰开夏的生产商处于同等的位置上，瑞士EscherWyss所建造的机器在很多方面甚至比英国的更先进。如果在1760年欧洲大陆的发展确实低于英国，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善他们的落后状态。这些反例说明，要想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合理的评价，必须把视角从英国转移到整个世界。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分析的适当地理单位仍很模糊，兰开夏、英格兰、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是否是被用来当作比较的目的呢？它们相应的对手又是什么呢？将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小国家与一个相当于英国人口四倍的法国这样一个大国家进行比较是适当的吗？由于工业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地区现象，国家可能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空间分析单位。根据佛朗克斯•克洛泽特（FrancoisCrouzet）所说,工业革命并非出现在英国，只是出现在英国的一些小的地区——南兰开夏、中东部和约克郡的一些部门、伯明翰和黑区。东英格兰、韦斯特墨兰郡和康沃尔没有实现工业化。而且，赫伯特•凯斯奇(HerbertKisch)对工业化的区域研究表明，在18世纪德国的工业要发达的多，并论证了将工业革命仅仅等同于纺织部门的几个技术创新这一概念上的缺点。据此他得出，历史学家没有正确评价克雷费尔德地区、莱茵河地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工业化的成就。克洛泽特做出了同样的论述，法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要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具有支配作用。
然而，另外一个争论的根源是工业革命这一定义的理解。在很多人的思想里，工业革命与技术创新同义：我们将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就是与过去的突然割裂，而不是将创新视为历史车轮上的一环[25]。从这一观点看来，旋转蒸汽机的设计、搅拌炼钢的发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以及英国的所有成就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然而，这样一种定位没有充分地评价发明先驱者的价值[26]。毕竟，技术创新的例子充满着历史：成千上万的水力发动机自中世纪开始就已为漂洗厂、矿场和炼钢厂提供着动力。在1066年，英国就有6000个水磨在运转。这些发明甚至使得一些人认为在13世纪就存在工业革命[29]。随后一个创新的例子是纺机的发明，1530年后，它使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很多倍。在17世纪早期，开矿就已经使用木制的轨道，抽水泵和水力鼓风机，铸锤和研磨是一些复杂的机械技术。在1550年至1680年间，英国每年煤的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了300万吨，使得Nef写下了16世纪的《早期工业革命》一书。技术进步是显而易见的：18世纪早期，铜、锡、铅在使用焦炭作为燃料的反射炉里融化，为在钢铁行业的使用埋下了种子。
1790年，Darby将这一技术应用于钢铁的融化为在这一世纪晚期采用这种技术铺平了道路。1712年蒸汽机开始在挖矿中使用。1729年后，苏格兰的皮棉厂都装备有压碎和梳打亚麻的机器[32]。总之，各种机器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广泛应用：18世纪的发明只是发生在一个技术和科学更加先进的社会里，而且也绝不仅仅限于英国。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1760年之后技术进步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工业革命只是诞生在一个使用拥有更高生产力机器的社会里，它是传统社会物质生产条件连续不断改善的一部分。
因此，工业革命的“前沿部门”，即首先在棉纺织业加速增长，然后扩展到经济中的其他部门，这一观点实际上扭曲了工业革命的本质。一旦人们质疑棉纺部门是现代化的前驱，那么在其自身路径上拥有重要性的其他部门的成就就会被识别。实际上，经济扩张到处都是：从工业革命的地区性扩展开始，包含了大量的技术和工业部门。
事实证明，技术创新是18世纪所获得成就的唯一的最引人注目的方面，然而，普遍存在的不断改善人类条件的努力是令人鼓舞的。从农业到政府，到基础设施，都强调更理性地组织和生产，因此也更有效率。例如，纸币使用增加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忽略。同样，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对防御流行病的爆发也是很重要的。财产权的界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专利法的制定。换句话说，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改善，这些都有助于生产函数边界的外移，而且不仅仅出现在英国。在没有正确认识到其他领域的改善，包括可信的政治制度，而仅仅强调技术变化的重要性将会把人们引向歧途。
而且，18世纪技术奇迹即使在英国最初也只得到有限的应用。即使在这些技术对总劳动生产率发挥了很大作用之前，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欧洲经济的一个持久性特征。生产率增加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而不仅仅取决于新技术的引进。斯密的增加生产率的例子就是由于制针厂劳动之间的分工带来的。然而，尽管当时在其他部门这种分工没那么著名，但也获得了这种收益。
技术变化的内生本质也被低估了。在18世纪，技术创新的加速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的，1750年后，城市化有利于对人口增长压力所带来的挑战做出反应。城市史无前例地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技术创新被证明多出现在城市里。因此，英国有2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是很有助益的。而且，在科学革命苏醒的时候，普通人也吸收了世界的观点，变得越来越理性而不受宗教所束缚。随着魔术的衰退，观点也变得越来越唯物主义和精于计算。人们能够利用工业技术进行实验并据此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在那方面收集了很多实践经验，技术诀窍，并从干中学而诱致的生产率进步中受益良多。
工业组织的创新使得企业家可以利用更大的机器，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进而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降低了平均成本。不过，人们不能据此认为工业革命是向工厂生产的转变，如孟德尔的前工业化模型。毕竟，工厂——部分地实现了机械化，并拥有相当大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大规模的企业——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出现：如中世纪的缫丝厂和18世纪的棉线厂具有很大的相似性。1721年，即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第一个现代纺织厂在德比诞生，它是一个水力驱动的抽丝厂。除此之外，把炼铁厂、冶铜厂、化工厂和机械加工厂将排除在工厂部门之外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部门通常在正统的工厂时代之前创建的规模也相当大。17世纪早期，巨大的联合企业已开始运营，很多工业革命之前的企业，如漂白厂、印染厂、玻璃厂、鼓风炉、造纸厂和纺织印花公司已雇用成千上百的工人，并使用一些机器进行生产。总之，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发明，也不能与之等同。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后，最初的工业部门与工厂时代的企业仍然共存。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没有创造现代工业；没有实现工业化；它只是发展过程的连续，建立在早几个世纪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
工业革命的非连续性特征引起了诸多争议。如果机械化和工业组织的变化是唯一的发展，如果技术变化在18世纪后半期突然发生，那么增长过程将会呈现出与过去突然决裂的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用“起飞”和“井喷”这样的比喻来描述这一过程的开始。这一观点的缺陷是通过将工业革命时期的变化率与之前的几个世纪进行比较来看，那却是相对停滞的年代。因此，1760年后的增长确实表现出了非连续性。然而，商业周期的高涨阶段与先前的低潮相比总是令人难忘的。为了进行平稳地判断，我们必须根据先前长期以来的发展来评判工业革命。很明显，连续性是由非连续性叠加的，这样一来，从18世纪的观点来看，工业革命可被看成是拥有几个非连续性特征，同时它也是先前经济膨胀的连续。据此，比较18世纪晚期的膨胀和16世纪晚期的繁荣是很重要的，前一个时期欧洲经济也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尼克•克瑞夫茨(NickCrafts)和耐克•哈雷(KnickHarley)所做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研究为工业革命概念的转化开辟了道路。他们证实，英国工业的增长率被先前时代的研究者所高估。与那个世纪临近结束的几十年所估计的每年的经济增长超过3%相比，新的估计认为每年工业产品增长率仅接近于2%。根据平均收入来看，修正的GNP增长率更加惹人注目：每年在0.5—1.0之间，只是先前获得的结果的一半。
然而，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个误用这一结论很难得到证实。总的来说，由于转变的步伐要比通常使用的“革命”这一政治概念要长，人们不得不完全放弃这一概念。如果从更长的时期看待这一转变过程，即从几个世纪来看，那么这种比喻还是非常恰当的。毕竟，尽管经济增长较慢，但生产率增长之快不仅超过了人口增长率，而且也克服了劳动报酬递减。纵观历史，实际工资没有下降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且，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结构的转变不论在速度上还是程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人们要强调历史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未来世纪传统生产模式和萌芽的现代部门共存的情况，我们就能对变化过程获得一个更平稳的观点。
在19世纪早期，机械化是英国一个复杂而不平衡的过程，大片乡村和经济中的很多部门变化很慢，即使在转变最快的地区也有很多先人的遗产，这些对于理解工业革命是很重要的。手工业和小规模的工业的数量仍然很多且仍旧在膨胀。老的技术和传统的组织模式仍有存留，大量产品的生产即使到19世纪30年代革命结束时期仍然不是机械化的。针织品、服装、皮革、汽车、建筑、食品以及无数其他产品一直到这一世纪仍然使用传统的方法。而且，在理论上或经验上，没有确切的理由认为英国的纺纱和纺织发明是工业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把焦点集中在棉纺部门的发展是一种误导。
而且，另外一个时代突破——瓦特蒸汽机——也扩展的很慢，它的应用仍然局限在棉纺部门。即使膨胀开始后的半个世纪后，英国工业部门仍然使用着与几百年前一样利用水力提供动力，即利用水的落差而产生的能量。到1841年，现代部门还雇佣所有就业人口的20%之多。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英国四个最大的雇主，有三个亦非我们通常会联想到：农业、家庭服务和建筑。实际上，琼斯(Jones)断定到1850年经济生活只有极少的方面被彻底改变了。
到1750年，欧洲与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都更发达、更工业化和更城市化。即使在危机丛生的17世纪，城市人口也增加了25%。在工业革命前夕，西欧能够养活900万城市人口，为总人口的10%。自16世纪膨胀以来，城市人口份额几乎翻了个番。由于城市比乡村包含了更多的社会管理资本，到1750年，城市也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交通工具几个世纪以来也大为改善，降低了人们以及货物长距离流动的成本。
在1750年以前的世纪里，由私营企业改进的河流导航技术加快了水路航运速度。交通成本下降是贸易、生产要素空间流动、初级部门转换、工业部门内部专业化的诱因。生产诸如针、玩具和陶瓷产品的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复杂性……以至于能够减少交易而造成的损失。简而言之，到本世纪开始，目睹了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和最持久的经济膨胀，英国国民收入只有40%来自于农业部门，而这一份额像匈牙利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直到20世纪还没有达到。
在18世纪之前，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激励结构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不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长期存在了。在另外一个形态中，它像文化一样古老……，即使存在行业限制，如行业限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障碍，大陆的大多数公司也可以在没有克服专横的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然而，财产权利非常安全，资本市场高度完整。保险、纸币、金融知识、合同执行、商业法规、记账方法也得以发展、实施和改善。概括来看，到1760年，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大部分特征已经是欧洲商业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制度也开始演化，足以有效地克服进一步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的障碍。
现在我们知道，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资本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储蓄率并没有增加到使工业革命得以实现的程度：英国的储蓄率只从1760年占国民收入的5.7%增加到1801年的7.9%，从这点来看，储蓄率的增加只是产出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个解释是外国资本也有利于英国经济，因而，并非所有的投资由国内储蓄供给，另外一个解释是新资本的生产率大于旧资本。除此之外，固定资本形成也不仅仅由新储蓄供给，也可以从现有的流通资本中获得，这些流通资本是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而释放出来的。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事实：生产率的增加不仅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或技术进步获得，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制度变迁、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降低死亡率、增加金融组合、人口密度增加而产生的正的外部性都有助于生产率的增加。而且，新的生产方法增加了生产的速度，因而节省了存货资本。因此，在传统所认为的工业革命阶段(1760-1830)，可再生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每年只增加了0.2%。而且，装备一个新机器的成本相对于已经占用很大一部分资金的建筑成本和先前已投资的存货成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除非投资于需要大笔资金的铁路设施，新的固定资本投资需求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储蓄造成压力。一般来看，早期的机器都不是很昂贵。很多早期的设计可以由熟练的木匠建造。因此，机器只构成资本存量的很小比例：1800年，英国只占2.5%，1832年占4%。
因此，不管你考虑资本形成、工业组织，或机械化过程的哪一个方面，你将会发现，现在是过去的逐步变形，它和过去存在相当大的连续性。这样一来，在18世纪寻找工业革命的原因必然是徒劳的。相反，工业革命的原因必然内嵌在长期连续性的经济发展过程里，内嵌在发明、创新和先前几个世纪所创造的成就里。我们通常认为，工业革命的增长是一次性的，但是我们忘却了增长的压力无时不在。从这一有利情况来看，经济增长是人类经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不增长是不正常的。事实上，18世纪的西欧在很多方面都是富有的(即使按现在第三世界的标准)，经济已变得相当复杂，存在广泛的专业化，认识到这些就意味着，即使经济增长慢且时断时续，但它在176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开始了。
综合推理
为了综合关于工业革命的不同观点，我们首先应该避免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多维性。这意味着在不忽视诸如技术进步这些因素的贡献下，我们应该承认使这一成功得以实现的其他很多原因。这些因素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爆发革命，但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成为可能。原因可以在复杂性里寻找，而不是任何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放弃对技术的强调，更系统地探寻收入和利润的源泉。我们将工业革命界定为18世纪晚期的经济高涨。遵循着这一定义，工业革命是欧洲的全面现象，和先前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扩张一样，只是空间上的扩展过程。我们既要正确评价它的演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它由早期的成就发展而来，也要注意到它的同步革命性特征，因此，它有很多独一无二的特点。在无法穷尽的情况下，尽管并非经济的各个方面同时发生，但它开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时期；它带来了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永久性部门转移；它创造了新的社会阶层，重新分配了社会权力，标志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消亡。必须强调的是，工业革命是早期增长的延续，但在增长过程中导致不连续。
工业革命之前，长时期快速的人口增长是充满危险的。每当人口密度接近临界水平时，食物的供给就会成为问题，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在这样的时代，自然会报复人类，导致经济后退。罗马帝国的扩张伴随着黑暗时代的来临。中世纪蔚为壮观的高涨以14世纪不利的气候而宣告失败，紧接着经济趋向停滞，瘟疫爆发使人们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同样，商业革命也被17世纪的危机所摧毁。尽管存在倒退和反复，但相比于以前每一次增长都以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开始。换句话说，尽管增长本身是时断时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却具有永久的增加的趋势。
因此，1760年后，比早前的膨胀以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开始的产出增长，使得增长成为永久性的，不再受死亡率的束缚。认识到疾病束缚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防止先前世纪的流行病侵袭人的生命。检疫隔离制度和天花接种技术是削弱瘟疫爆发而带来破坏性影响的两个措施。与16世纪相比，营养平衡、农业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对疾病的更好控制，意味着即使人口剧增欧洲也能够继续扩张。与以前16世纪人口增长相比，到1760年，营养品的生产和贸易已大大发展了。新的世界给人们提供了糖、干鳕、面粉以及最重要的新产品，如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马铃薯(以每英亩卡路里计算)。除此之外，东欧的谷物生产地区相比于以前纳入到了一个更大的欧洲贸易网络。而且，交通和存储设施也大大改进了，使食物能够配置到欠缺的地区，因此，14世纪和17世纪那样的生存危机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相比于以前的人口膨胀时期，现在的人均可利用食物量更多了，而且，它的分配也更为合理了。
与过去的情况相似，工业革命时期市场活动的扩大也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加速。这不是一种巧合：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它降低了交易和信息成本，引起生产上的规模经济，有益于市场扩张。通过对创新做出反应，它也促进了技术进步。除此之外，人口增长的加速带来了城市化，这对技术变化具有更深入的影响，因此，城市环境要比农村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这一模型综合了马尔萨斯和博斯瑞潘(Boserupian)的主张，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在工业革命之前总交织在一起。这两种影响交替反复，当马尔萨斯力量削弱时，博斯瑞潘(Boserupian)力量将永久地占上风。
相比于早先的经验，我们应该评价工业革命时期而不是20世纪经济绩效的数量证据。在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不快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不是负的。尽管生产率增长是渐进的，它仍足以维持一个大量增加的人口，在以前的经济条件下，这将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18世纪晚期是个分水岭，在那时，千百年来的智巧、奋斗和努力达到了顶点以解决人类最重要的挑战:生存问题。
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了对马尔萨斯限度的突破，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成为了一个永久性的(自我持续的)事件，因为人口是无限增长的，经济增长也随之苏醒。实际上，促进增长的正的力量始终存在[96]。只是以前它已被营养不良和疾病这样的消极力量所抵消。一旦这些阻碍增长的力量消失，那么从几千年来固有的食物约束的自我平衡循环中逃离就成为可能。经济活动的高涨和人口革命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以这种方式构思工业革命也会自动地认为它是欧洲的全面现象。
总之，尽管欧洲的劳动力脱离了土地，但欧洲社会足够的发达，增长速度足以喂养他们自己，能够克服人口增长的资本稀释效应。对普通人来说，即使短期内的生活标准恶化了，增加的人口对营养水平的需要导致贫困人口增多。人们也确实变得贫弱，但是并没有发生像17世纪那样的生存危机[97]。那些在以往类似事件中会丧生的人现在能够活着，从而促进生产。人类已从农业部门劳动收益递减的约束中解放出来：首先，工业革命是从马尔萨斯陷阱中的逃离[98]。最后，在一系列经济——人口的膨胀中，这一观点使我们能够记住工业革命的重要性，而不用要求投入或产出以一个预先设定的速度增长。以这种方式考虑工业革命的优点在于它防止我们集中在最近的原因上，而置于欧洲经济长期发展的背景下。此外，重点已从大不列颠转移到大西洋国家，从技术变化转移到整个使生产函数外移的生产率增强的要素上。与选择几个部门不同，我们集中在几个形成收入的不同途径上。因此，收获之一，更深入了解经济和人口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后者的反馈效应影响经济增长。之二，与以前相比，人们有一个比较框架来衡量工业革命的成就以及后来的发展。它的连续性方面和非连续性方面得到了更清晰地描绘。最重要的是，这一框架使我们对它的多样性更均衡地评价：它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以千百年来人类发展的视角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本质。
从马尔萨斯陷阱里逃离的工业革命
约翰•科姆勒斯（JohnKomlos）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还有哪个主题比工业革命让诸多的历史学家贯注如此众多的热情吗？无疑，作为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发展，至今它仍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它改变了我们存在的基础：不仅在于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而且也影响这一领域之外，从社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简而言之，由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发展进程对于弄清楚什么是塑造现代世界的主要力量是至为重要的。然而，尽管贯注这一主题的文献不计其数，关于这一主题的适当概念仍然模糊不清。本文回顾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矛盾观点，囿于篇幅，在不对一些带来谬误的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我们概述了变化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工业革命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它有欧洲过去发展的历史根源，并与人口发展交织在一起。
范例和争论
有很多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对工业革命发生原因的争论是永无止境的。一是众多的学者过多地关注英国的经验，而忽视了大陆发展的不利条件；过多地关注几个部门的发展，而不是整个行业或整个经济。这样一种方法肯定是扭曲的，因为它只涉及整个过程的几个有选择性的方面。他们也忽视了大片地区——如阿尔萨斯、波西米亚、弗兰德斯、汉堡、伦巴底、法国北部、萨克森、西里西亚以及苏黎世高地等——经济活动的同时扩张。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成就是很重要的：如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工业劳动力在1760年至1800年间每年以4%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英国的增长率。从人均来看，18世纪的法国经济至少和英国一样引人注目。如果说1799年工业革命已经在法国开始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仅仅局限在对英国的关注上不利于对其他发展进程的正确评价，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螺旋上升时期，各地人口也在加速增长。过度的关注英国处于前沿的几个部门：纺织、钢铁和蒸汽机，就会伤害许多其他部门（丝绸、亚麻、制针、餐具、玻璃、毛纺和瓷器），在这些行业里利润还是有的，但英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传统的智慧也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伦敦的造纸商竭力学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秘密，伦敦的棉布印花商模仿汉堡的方法，它的镀锡商装的是瑞典的旋转磨。总之，英国的制造技术在各个方面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那样一种范例也减少了其他部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东欧和北美农业部门的扩张，增加了农产品的出口能力，而这推动了英国经济的扩张。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包容地给同样的发展模式以应有的评价，而不是扩大结果上的差异。在很多方面，大陆的其他国家绝非仅仅跟随着英国的脚步。
由于不对称信息、工业特殊技能、资源禀赋和区域外部性，在我们的理论中，我们应该给不同的努力程度导致不同的预期利润这一事实留下余地。在英国，从与印度的贸易中获得的棉纺织业的知识，从作为棉花贸易中心获得的经验，足以使英国的企业家与缺乏这种信息的大陆对手相比处于领先地位。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英国对棉纺织业的技术投资支出非常大，但那决不是具有先见之明。经常被忽视的重要一点是创造性精神在空间上的普遍爆发，在时间上的同时出现。
英国的领导地位，即使在更狭窄的意义上，也是很短命的。不仅是北美的生活水平在一些方面更高，而且到19世纪早期美国的工业效率也已经赶上了英国。即使在纺纱技术上，欧洲大陆的企业也没有落后于英国太多。到19世纪30年代，阿尔萨斯和瑞士生产商几乎与兰开夏的生产商处于同等的位置上，瑞士EscherWyss所建造的机器在很多方面甚至比英国的更先进。如果在1760年欧洲大陆的发展确实低于英国，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善他们的落后状态。这些反例说明，要想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合理的评价，必须把视角从英国转移到整个世界。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分析的适当地理单位仍很模糊，兰开夏、英格兰、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是否是被用来当作比较的目的呢？它们相应的对手又是什么呢？将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小国家与一个相当于英国人口四倍的法国这样一个大国家进行比较是适当的吗？由于工业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地区现象，国家可能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空间分析单位。根据佛朗克斯•克洛泽特（FrancoisCrouzet）所说,工业革命并非出现在英国，只是出现在英国的一些小的地区——南兰开夏、中东部和约克郡的一些部门、伯明翰和黑区。东英格兰、韦斯特墨兰郡和康沃尔没有实现工业化。而且，赫伯特•凯斯奇(HerbertKisch)对工业化的区域研究表明，在18世纪德国的工业要发达的多，并论证了将工业革命仅仅等同于纺织部门的几个技术创新这一概念上的缺点。据此他得出，历史学家没有正确评价克雷费尔德地区、莱茵河地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工业化的成就。克洛泽特做出了同样的论述，法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要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具有支配作用。
然而，另外一个争论的根源是工业革命这一定义的理解。在很多人的思想里，工业革命与技术创新同义：我们将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就是与过去的突然割裂，而不是将创新视为历史车轮上的一环[25]。从这一观点看来，旋转蒸汽机的设计、搅拌炼钢的发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以及英国的所有成就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然而，这样一种定位没有充分地评价发明先驱者的价值[26]。毕竟，技术创新的例子充满着历史：成千上万的水力发动机自中世纪开始就已为漂洗厂、矿场和炼钢厂提供着动力。在1066年，英国就有6000个水磨在运转。这些发明甚至使得一些人认为在13世纪就存在工业革命[29]。随后一个创新的例子是纺机的发明，1530年后，它使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很多倍。在17世纪早期，开矿就已经使用木制的轨道，抽水泵和水力鼓风机，铸锤和研磨是一些复杂的机械技术。在1550年至1680年间，英国每年煤的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了300万吨，使得Nef写下了16世纪的《早期工业革命》一书。技术进步是显而易见的：18世纪早期，铜、锡、铅在使用焦炭作为燃料的反射炉里融化，为在钢铁行业的使用埋下了种子。
1790年，Darby将这一技术应用于钢铁的融化为在这一世纪晚期采用这种技术铺平了道路。1712年蒸汽机开始在挖矿中使用。1729年后，苏格兰的皮棉厂都装备有压碎和梳打亚麻的机器[32]。总之，各种机器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广泛应用：18世纪的发明只是发生在一个技术和科学更加先进的社会里，而且也绝不仅仅限于英国。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1760年之后技术进步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工业革命只是诞生在一个使用拥有更高生产力机器的社会里，它是传统社会物质生产条件连续不断改善的一部分。
因此，工业革命的“前沿部门”，即首先在棉纺织业加速增长，然后扩展到经济中的其他部门，这一观点实际上扭曲了工业革命的本质。一旦人们质疑棉纺部门是现代化的前驱，那么在其自身路径上拥有重要性的其他部门的成就就会被识别。实际上，经济扩张到处都是：从工业革命的地区性扩展开始，包含了大量的技术和工业部门。
事实证明，技术创新是18世纪所获得成就的唯一的最引人注目的方面，然而，普遍存在的不断改善人类条件的努力是令人鼓舞的。从农业到政府，到基础设施，都强调更理性地组织和生产，因此也更有效率。例如，纸币使用增加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忽略。同样，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对防御流行病的爆发也是很重要的。财产权的界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专利法的制定。换句话说，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改善，这些都有助于生产函数边界的外移，而且不仅仅出现在英国。在没有正确认识到其他领域的改善，包括可信的政治制度，而仅仅强调技术变化的重要性将会把人们引向歧途。
而且，18世纪技术奇迹即使在英国最初也只得到有限的应用。即使在这些技术对总劳动生产率发挥了很大作用之前，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欧洲经济的一个持久性特征。生产率增加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而不仅仅取决于新技术的引进。斯密的增加生产率的例子就是由于制针厂劳动之间的分工带来的。然而，尽管当时在其他部门这种分工没那么著名，但也获得了这种收益。
技术变化的内生本质也被低估了。在18世纪，技术创新的加速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的，1750年后，城市化有利于对人口增长压力所带来的挑战做出反应。城市史无前例地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技术创新被证明多出现在城市里。因此，英国有2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是很有助益的。而且，在科学革命苏醒的时候，普通人也吸收了世界的观点，变得越来越理性而不受宗教所束缚。随着魔术的衰退，观点也变得越来越唯物主义和精于计算。人们能够利用工业技术进行实验并据此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在那方面收集了很多实践经验，技术诀窍，并从干中学而诱致的生产率进步中受益良多。
工业组织的创新使得企业家可以利用更大的机器，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进而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降低了平均成本。不过，人们不能据此认为工业革命是向工厂生产的转变，如孟德尔的前工业化模型。毕竟，工厂——部分地实现了机械化，并拥有相当大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大规模的企业——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出现：如中世纪的缫丝厂和18世纪的棉线厂具有很大的相似性。1721年，即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第一个现代纺织厂在德比诞生，它是一个水力驱动的抽丝厂。除此之外，把炼铁厂、冶铜厂、化工厂和机械加工厂将排除在工厂部门之外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部门通常在正统的工厂时代之前创建的规模也相当大。17世纪早期，巨大的联合企业已开始运营，很多工业革命之前的企业，如漂白厂、印染厂、玻璃厂、鼓风炉、造纸厂和纺织印花公司已雇用成千上百的工人，并使用一些机器进行生产。总之，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发明，也不能与之等同。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后，最初的工业部门与工厂时代的企业仍然共存。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没有创造现代工业；没有实现工业化；它只是发展过程的连续，建立在早几个世纪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
工业革命的非连续性特征引起了诸多争议。如果机械化和工业组织的变化是唯一的发展，如果技术变化在18世纪后半期突然发生，那么增长过程将会呈现出与过去突然决裂的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用“起飞”和“井喷”这样的比喻来描述这一过程的开始。这一观点的缺陷是通过将工业革命时期的变化率与之前的几个世纪进行比较来看，那却是相对停滞的年代。因此，1760年后的增长确实表现出了非连续性。然而，商业周期的高涨阶段与先前的低潮相比总是令人难忘的。为了进行平稳地判断，我们必须根据先前长期以来的发展来评判工业革命。很明显，连续性是由非连续性叠加的，这样一来，从18世纪的观点来看，工业革命可被看成是拥有几个非连续性特征，同时它也是先前经济膨胀的连续。据此，比较18世纪晚期的膨胀和16世纪晚期的繁荣是很重要的，前一个时期欧洲经济也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尼克•克瑞夫茨(NickCrafts)和耐克•哈雷(KnickHarley)所做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研究为工业革命概念的转化开辟了道路。他们证实，英国工业的增长率被先前时代的研究者所高估。与那个世纪临近结束的几十年所估计的每年的经济增长超过3%相比，新的估计认为每年工业产品增长率仅接近于2%。根据平均收入来看，修正的GNP增长率更加惹人注目：每年在0.5—1.0之间，只是先前获得的结果的一半。
然而，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个误用这一结论很难得到证实。总的来说，由于转变的步伐要比通常使用的“革命”这一政治概念要长，人们不得不完全放弃这一概念。如果从更长的时期看待这一转变过程，即从几个世纪来看，那么这种比喻还是非常恰当的。毕竟，尽管经济增长较慢，但生产率增长之快不仅超过了人口增长率，而且也克服了劳动报酬递减。纵观历史，实际工资没有下降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且，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结构的转变不论在速度上还是程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人们要强调历史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未来世纪传统生产模式和萌芽的现代部门共存的情况，我们就能对变化过程获得一个更平稳的观点。
在19世纪早期，机械化是英国一个复杂而不平衡的过程，大片乡村和经济中的很多部门变化很慢，即使在转变最快的地区也有很多先人的遗产，这些对于理解工业革命是很重要的。手工业和小规模的工业的数量仍然很多且仍旧在膨胀。老的技术和传统的组织模式仍有存留，大量产品的生产即使到19世纪30年代革命结束时期仍然不是机械化的。针织品、服装、皮革、汽车、建筑、食品以及无数其他产品一直到这一世纪仍然使用传统的方法。而且，在理论上或经验上，没有确切的理由认为英国的纺纱和纺织发明是工业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把焦点集中在棉纺部门的发展是一种误导。
而且，另外一个时代突破——瓦特蒸汽机——也扩展的很慢，它的应用仍然局限在棉纺部门。即使膨胀开始后的半个世纪后，英国工业部门仍然使用着与几百年前一样利用水力提供动力，即利用水的落差而产生的能量。到1841年，现代部门还雇佣所有就业人口的20%之多。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英国四个最大的雇主，有三个亦非我们通常会联想到：农业、家庭服务和建筑。实际上，琼斯(Jones)断定到1850年经济生活只有极少的方面被彻底改变了。
到1750年，欧洲与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都更发达、更工业化和更城市化。即使在危机丛生的17世纪，城市人口也增加了25%。在工业革命前夕，西欧能够养活900万城市人口，为总人口的10%。自16世纪膨胀以来，城市人口份额几乎翻了个番。由于城市比乡村包含了更多的社会管理资本，到1750年，城市也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交通工具几个世纪以来也大为改善，降低了人们以及货物长距离流动的成本。
在1750年以前的世纪里，由私营企业改进的河流导航技术加快了水路航运速度。交通成本下降是贸易、生产要素空间流动、初级部门转换、工业部门内部专业化的诱因。生产诸如针、玩具和陶瓷产品的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复杂性……以至于能够减少交易而造成的损失。简而言之，到本世纪开始，目睹了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和最持久的经济膨胀，英国国民收入只有40%来自于农业部门，而这一份额像匈牙利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直到20世纪还没有达到。
在18世纪之前，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激励结构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不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长期存在了。在另外一个形态中，它像文化一样古老……，即使存在行业限制，如行业限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障碍，大陆的大多数公司也可以在没有克服专横的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然而，财产权利非常安全，资本市场高度完整。保险、纸币、金融知识、合同执行、商业法规、记账方法也得以发展、实施和改善。概括来看，到1760年，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大部分特征已经是欧洲商业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制度也开始演化，足以有效地克服进一步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的障碍。
现在我们知道，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资本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储蓄率并没有增加到使工业革命得以实现的程度：英国的储蓄率只从1760年占国民收入的5.7%增加到1801年的7.9%，从这点来看，储蓄率的增加只是产出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个解释是外国资本也有利于英国经济，因而，并非所有的投资由国内储蓄供给，另外一个解释是新资本的生产率大于旧资本。除此之外，固定资本形成也不仅仅由新储蓄供给，也可以从现有的流通资本中获得，这些流通资本是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而释放出来的。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事实：生产率的增加不仅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或技术进步获得，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制度变迁、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降低死亡率、增加金融组合、人口密度增加而产生的正的外部性都有助于生产率的增加。而且，新的生产方法增加了生产的速度，因而节省了存货资本。因此，在传统所认为的工业革命阶段(1760-1830)，可再生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每年只增加了0.2%。而且，装备一个新机器的成本相对于已经占用很大一部分资金的建筑成本和先前已投资的存货成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除非投资于需要大笔资金的铁路设施，新的固定资本投资需求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储蓄造成压力。一般来看，早期的机器都不是很昂贵。很多早期的设计可以由熟练的木匠建造。因此，机器只构成资本存量的很小比例：1800年，英国只占2.5%，1832年占4%。
因此，不管你考虑资本形成、工业组织，或机械化过程的哪一个方面，你将会发现，现在是过去的逐步变形，它和过去存在相当大的连续性。这样一来，在18世纪寻找工业革命的原因必然是徒劳的。相反，工业革命的原因必然内嵌在长期连续性的经济发展过程里，内嵌在发明、创新和先前几个世纪所创造的成就里。我们通常认为，工业革命的增长是一次性的，但是我们忘却了增长的压力无时不在。从这一有利情况来看，经济增长是人类经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不增长是不正常的。事实上，18世纪的西欧在很多方面都是富有的(即使按现在第三世界的标准)，经济已变得相当复杂，存在广泛的专业化，认识到这些就意味着，即使经济增长慢且时断时续，但它在176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开始了。
综合推理
为了综合关于工业革命的不同观点，我们首先应该避免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多维性。这意味着在不忽视诸如技术进步这些因素的贡献下，我们应该承认使这一成功得以实现的其他很多原因。这些因素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爆发革命，但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成为可能。原因可以在复杂性里寻找，而不是任何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放弃对技术的强调，更系统地探寻收入和利润的源泉。我们将工业革命界定为18世纪晚期的经济高涨。遵循着这一定义，工业革命是欧洲的全面现象，和先前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扩张一样，只是空间上的扩展过程。我们既要正确评价它的演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它由早期的成就发展而来，也要注意到它的同步革命性特征，因此，它有很多独一无二的特点。在无法穷尽的情况下，尽管并非经济的各个方面同时发生，但它开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时期；它带来了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永久性部门转移；它创造了新的社会阶层，重新分配了社会权力，标志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消亡。必须强调的是，工业革命是早期增长的延续，但在增长过程中导致不连续。
工业革命之前，长时期快速的人口增长是充满危险的。每当人口密度接近临界水平时，食物的供给就会成为问题，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在这样的时代，自然会报复人类，导致经济后退。罗马帝国的扩张伴随着黑暗时代的来临。中世纪蔚为壮观的高涨以14世纪不利的气候而宣告失败，紧接着经济趋向停滞，瘟疫爆发使人们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同样，商业革命也被17世纪的危机所摧毁。尽管存在倒退和反复，但相比于以前每一次增长都以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开始。换句话说，尽管增长本身是时断时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却具有永久的增加的趋势。
因此，1760年后，比早前的膨胀以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开始的产出增长，使得增长成为永久性的，不再受死亡率的束缚。认识到疾病束缚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防止先前世纪的流行病侵袭人的生命。检疫隔离制度和天花接种技术是削弱瘟疫爆发而带来破坏性影响的两个措施。与16世纪相比，营养平衡、农业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对疾病的更好控制，意味着即使人口剧增欧洲也能够继续扩张。与以前16世纪人口增长相比，到1760年，营养品的生产和贸易已大大发展了。新的世界给人们提供了糖、干鳕、面粉以及最重要的新产品，如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马铃薯(以每英亩卡路里计算)。除此之外，东欧的谷物生产地区相比于以前纳入到了一个更大的欧洲贸易网络。而且，交通和存储设施也大大改进了，使食物能够配置到欠缺的地区，因此，14世纪和17世纪那样的生存危机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相比于以前的人口膨胀时期，现在的人均可利用食物量更多了，而且，它的分配也更为合理了。
与过去的情况相似，工业革命时期市场活动的扩大也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加速。这不是一种巧合：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它降低了交易和信息成本，引起生产上的规模经济，有益于市场扩张。通过对创新做出反应，它也促进了技术进步。除此之外，人口增长的加速带来了城市化，这对技术变化具有更深入的影响，因此，城市环境要比农村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这一模型综合了马尔萨斯和博斯瑞潘(Boserupian)的主张，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在工业革命之前总交织在一起。这两种影响交替反复，当马尔萨斯力量削弱时，博斯瑞潘(Boserupian)力量将永久地占上风。
相比于早先的经验，我们应该评价工业革命时期而不是20世纪经济绩效的数量证据。在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不快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不是负的。尽管生产率增长是渐进的，它仍足以维持一个大量增加的人口，在以前的经济条件下，这将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18世纪晚期是个分水岭，在那时，千百年来的智巧、奋斗和努力达到了顶点以解决人类最重要的挑战:生存问题。
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了对马尔萨斯限度的突破，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成为了一个永久性的(自我持续的)事件，因为人口是无限增长的，经济增长也随之苏醒。实际上，促进增长的正的力量始终存在[96]。只是以前它已被营养不良和疾病这样的消极力量所抵消。一旦这些阻碍增长的力量消失，那么从几千年来固有的食物约束的自我平衡循环中逃离就成为可能。经济活动的高涨和人口革命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以这种方式构思工业革命也会自动地认为它是欧洲的全面现象。
总之，尽管欧洲的劳动力脱离了土地，但欧洲社会足够的发达，增长速度足以喂养他们自己，能够克服人口增长的资本稀释效应。对普通人来说，即使短期内的生活标准恶化了，增加的人口对营养水平的需要导致贫困人口增多。人们也确实变得贫弱，但是并没有发生像17世纪那样的生存危机[97]。那些在以往类似事件中会丧生的人现在能够活着，从而促进生产。人类已从农业部门劳动收益递减的约束中解放出来：首先，工业革命是从马尔萨斯陷阱中的逃离[98]。最后，在一系列经济——人口的膨胀中，这一观点使我们能够记住工业革命的重要性，而不用要求投入或产出以一个预先设定的速度增长。以这种方式考虑工业革命的优点在于它防止我们集中在最近的原因上，而置于欧洲经济长期发展的背景下。此外，重点已从大不列颠转移到大西洋国家，从技术变化转移到整个使生产函数外移的生产率增强的要素上。与选择几个部门不同，我们集中在几个形成收入的不同途径上。因此，收获之一，更深入了解经济和人口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后者的反馈效应影响经济增长。之二，与以前相比，人们有一个比较框架来衡量工业革命的成就以及后来的发展。它的连续性方面和非连续性方面得到了更清晰地描绘。最重要的是，这一框架使我们对它的多样性更均衡地评价：它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以千百年来人类发展的视角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