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闲暇一直在很认真地听借来的一套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交响曲全集。如果要将俄罗斯作曲家作排列，柴科夫斯基与肖斯塔科维奇排为一流，拉赫玛尼诺夫、强力集团排为二流，那么格拉祖诺夫可能就在三流位置。我检索自己的唱片，从巴赫到肖斯塔科维奇一系列重要作曲家的作品，大约占到90%，许多相对不重要的作曲家的作品其实是盲区。这就是文化过滤——我们是根据音乐史来认识作曲家与他们的作品，给他们以标签。文化过滤的最大问题是，将本来丰富的文化现实变成符号的进化连接，所谓文化意义，是在符号内的符号意义。文化过滤的结果，是将丰富的文化现实概念化。比如民族乐派，是以欧洲中心的视角为前提。

   于是我对这些冷僻的所谓二三流作曲家反而有一种好奇。比如格拉祖诺夫，原来我的唱片收藏中，除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只有芭蕾音乐《四季》与罗斯特罗波维奇演奏集锦中的小品《游吟者之歌》。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质量，我以为其实并不次于肖斯塔科维奇或普罗科菲耶夫。听他的全部8首交响曲，虽然有很多首很多乐章可被忽略，但第四其实非常优秀，第六的第一乐章也美极了。如果将他钉在三流作曲家的标签上，这些优秀作品就都被淹没了。更重要是，如忽略了它，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音乐生态中就少了一种色调。

   现在，文学史、音乐史、文化史的重写都已经是时髦口号，但重写的结果往往还是从口号到口号，这都是文化过滤的习惯。文化过滤是一种捷径，可以少费力气轻易地下结论，省略的结果，细节都没有了。在我看，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中的乱砍乱伐是一样的，砍到最后，茂密的树林都没有了，只剩贫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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