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消失之后

看完蒋纯焦的《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塾师研究》[i]，心里戚戚然。

塾师依托于私塾。私塾，作为一种民间教育机构，产生于汉代，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晚清和民国，终结于新中国。在传统中国，私塾是文化传承的基础手段，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载体。私塾的历史就是塾师的历史，就是传统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

传统中国政治结构中，正式权力止于县；相应地，传统教育结构中，官学也止于县。民间政治治理依托士绅一类的乡村权威，而基础教育也依托私塾这样的民间机构。私塾教育虽然具有民间和自发的性质，但在传统政治、文化、伦理、道德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科举这样的社会升迁路径传递到基层。于是，私塾教育成为政府控制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私塾教育的核心不是个体能力的培养，而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塑造。

在缺乏阶层升迁和职业流动选择的传统社会，读书是人们改变命运的重要路径。当然，这种改变归根到底需要主动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结构框架之中。在官本位主导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文人的出路无外乎——出则为仕，退则耕读。塾师以读书和教书为业，具备进退自由的优势：或者出仕而光宗耀祖，或者退耕而养精蓄锐，并籍以养家活口。就大多数塾师而言，虽然出仕可能是一生的追求，但从教却是谋生的一种可靠手段。在传统文化教育熏陶之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很难获得其他谋生手段，“读”于是成为“耕”的替代——以砚为土，以舌为耕。在这里，读书——教书，完成了传统民间教育体制的内在循环；在这种循环中，读书——教书实现了民间教育自我供求的平衡。

在传统文化昌盛年代的乡村，塾师依赖其文化垄断者的地位，依赖其道德文章、开阔眼界和人际交往，不仅足以保持尊严，也能通过“舌耕”保持基本生活的满足。比如，在清末，塾师的收入是一般农民收入的10到20倍。因此，塾师自称“清闲客”，“自在囚”，虽有一些自嘲和自贬，更多的可能是一种闲适满足怡然自得。在传统乡村背景下，普遍的社会认同和耕读结合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满足，使塾师成为读书人虽无奈却也能欣然接受的职业。

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及政治环境的巨大变迁，在外洋文化的冲击之下，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塾师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岌岌可危。社会认同在丧失，经济地位在下降。传统文人不仅失去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期望，也失去了通过传承文化立业养家的基础。

私塾的没落伴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在一定意义上，私塾没落是封建王朝没落的表征。作为传承传统文化传承的民间机构，私塾的意识形态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政治机器运转的需要。当封建制度在现代化冲击下风雨飘摇之时，私塾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能必将随之衰落。

塾师的消失是西方武力和文化入侵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落后挨打的中国文化自我觉醒并谋求变革和发展的结果。18世纪前中国经济尚处于世界前列，而18世纪之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天天落后了。中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归根到底在于技术发展路径的差距。在林毅夫看来，18世纪之前的技术进步，依赖的是经验积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人数众多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工匠意味着技术进步基础的广泛。由此，中国取得了技术进步的优势进而取得经济增长的优势。18世纪之后，技术进步主要依赖科学发展，而科学发展又依赖于理性的进步。在西方，经过新教改革，理性化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从而为技术进步奠定了良好的观念基础。而在中国，由于没有经历理性发展的过程，科学发展缺乏观念的根基，于是，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逐渐落后。18世纪以来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科举制度将社会精英集中于纯粹意识形态研究之中，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研究占有了大量社会资源。虽然这些东西对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社会制度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对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却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科举制度成为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

在闭关锁国的长期历史中，中国一直满足于自己泱泱大国的幻想，满足于自己世界中心的美梦。直到18世纪中叶，当八国联军的铁船巨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意识到要转变经济社会的落后状态首先需要转变的是观念和教育的落后。于是，新学开始引进。但是，私塾毕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尽管西方文化随着其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汹涌而入，但文化的演变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戊戌新政及随后的历次变法和教育改革中，传统文化不断被削弱，私塾的根基不断被掏空，但凭借与农耕文化根深蒂固的结合，私塾和塾师还是一直在苟延残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成立。

私塾和塾师的消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的影响及意义与帝制的崩溃同等重要。

私塾教育根植于传统农耕文化背景之中，尽管存在种种弊端，这一教育形式毕竟是传统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力量。事实上，私塾教育与整个传统中国文化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在私塾教育体制之下，人们通过接受教育而实现阶层升迁和职业流动，但这一切都是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一方面，在通过接受教育实现升迁的路径中，并非所有人都会成为成功者，而塾师为那些晋升失败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退路。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升迁的成功人士，衣锦还乡和叶落归根仍是其最终的选择。于是，在私塾教育推动下，传统文化的循环得以强化。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直线的特点。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们，其人生设计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外部世界，那就是城市。因为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的相异和排斥，现代教育的结果使受教育者必须离开乡村才得以发展，才能实现其受教育的价值和人生价值。由此，新学的兴起所改变不仅是教育模式，而且是人的发展模式。所以说，一种文化的崩溃和一种文化的兴起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它可能改变一个民族发展的基本路径。

现代化总是表现为一个急速流变的过程。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在解体，传统道德和伦理在崩溃。传统文化是通过私塾深入民间的，随着新学的兴起，科举的废除，私塾的消失，传统文化的根被斩断了。现实地从现代化所确立的效率观点来看，西方文化相对于东方文化，确实具有先进性，西方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的胜利足以说明一切。但是，当我们破除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之后，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产生了——我们的文化之根在那里?

好在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日益加速，没有留给人们太多时间来思考这类华而不实杞人忧天的酸朽问题。可是，文化的认同总是一个民族取得合法性的基本方面，很难想象，一个大国，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归宿。于是，在科举废止和私塾消失之后，人们一次又一次追问，我们的文化何在？

其实，私塾的消失所割断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即使我们继承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与我们的血缘具有内在冲突的西方文化，但它毕竟还是一种文化。人们也可以通过幻想来自我安慰，——也许，通过改造，西方文化可以在中国土壤里生根发芽。可是，对于文化的发展而言，具有毁灭性的冲击还在后头，那就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互联网革命。

互联网所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教育和学习方式，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甚至，互联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方式。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者慨叹世界的碎片化，处在互联网时代，他们所要慨叹的可能是这个世界的魔幻化。在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已经天翻地覆，一切曾经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成为严重的问题。比如，教育是否还可能？

在这样一个知识迅速爆炸的时代，个体人脑的有限性越来越明显。如果知识是必要的，获得知识的更有效的方式似乎不再是教育而是互联网，不再是苦读和研究，而是“百度”和“google”。当我通过“google”查询“约翰.穆勒”时，弹指之间的0.26秒，搜索到的是1070000条信息。这些信息，囊括了从约翰.穆勒的生平到思想，从文献到趣闻的方方面面。这一百多万条知识或者信息，可能是我一生都消化不了的。对于知识的获得，互联网已经如此快捷、方便和低成本，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人们相信通过互联网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一切知识，如果人们相信教育是一件耗时耗力的高成本而低收益的知识获取方式时，对教育的怀疑，对教师存在的怀疑必然成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于是，教育和教师在互联网时代将失去其合法性。设想有那么一天，人们甚至不需要通过“百度”或者“google”来获得知识，只需要在人的大脑中置入一个芯片，这个芯片可以储存相当于若干个北京图书馆的知识容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不是可以从枯燥乏味的学习中解放出来了吗？

但这样的前景并不乐观。

互联网带给人们的，其实不是有内在关联的知识，而仅仅是信息碎片；即使通过互联网可以获得知识，这种知识显然缺乏宽度和厚度。而具有内在关联及一定宽度和厚度的知识的获得，还需要依赖教育。况且，就算互联网可以给人们提供知识，这种知识又是由谁输入网络的。但人们都怀着搭便车的心态等待别人向网络输入知识或者信息而让自己坐享其成时，互联网说充斥的只能是垃圾。况且，就社会构成社会及人构成人所必须的文化而言，尤其是人类从以往发展中继承而来的文化而言，其延续和发展很难指望流变异常迅速的互联网来承担。

在魔幻般的互联网时代，一切等不及抓住就已经流逝，一切等不及熟悉就已经陌生。人们对知识和文化已经失去了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和教师的消失可能不是危言耸听的杞人忧天。

如果教师和教育消失了，如果知识和文化消失了，人也就随之消失了。

塾师消失之后，中国文化的根就断了；

教师消失之后，整个文化的根也将断裂。

面对职业或阶层的消失，我们总免不了伤感。但是，伤感无济于事，时代总要前行。或者顺应时代，或者被时代的车轮碾为齑粉。个人甚至群体在技术发展和观念变化前都无能为力。向后看总是意味着灭亡，即使前景渺茫如烟云，也只能朝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