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1905—1972）不仅是20世纪西方最富远见与活力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之一，而且，从更为现实也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说，其个人品格、创作成就以及蕴涵其中的浓郁的“中国情结”，业已成为斯诺现象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明珠。
归纳起来，该情结系统涵括四大基本质点：人道主义的现实情结、追寻光明的变革情结、文化崇拜的内蕴情结和指向未来的前瞻情结。
“我在中国看到如此深重的苦难，
其中有许多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
——同情中国苦难的现实情结
斯诺在旧中国的10余年，正值中国天人矛盾（自然灾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加剧，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的苦难时代。来华之初的“上海印象”和后来的萨拉奇[1]之行，为其“中国情结”的孕生提供了最初的契机，成为他“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斯诺对中国人民现实苦难的深切同情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悲戚；二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揭露；三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控诉。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水、旱灾害及随之而来的饥馑、死亡连绵不断。斯诺曾沉痛地指出：“在我居留中国的其后12年，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总有一些地区不是遭水灾就是闹旱灾。”[2]仅30年代初，华中广大地区洪水泛滥，饿殍遍野，“导致1200万户家破人亡，灾民人数达5500万人”，“受灾总面积可能超过70000平方英里，这相当于纽约州面积的一倍半，并大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面积的总和”。[3]斯诺以悲痛的笔调写到，他看到人的尸骸星星点点地浮在水面上，扬州一只大帆船的甲板上就堆着4000具棺材。
在大西北，旱灾不断，“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正值婚配年龄的少女被人贩卖，身价只相当于10到15美元……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到5000万左右”。[4]看见这些，斯诺眼淌着泪，心滴着血，以颤抖的双手和人道主义视镜拍摄下“悲惨世界”的特写镜头——瘦得可以把儿童的手镯套在小腿上的壮年；胳膊像稻草人身上插着的枝条一般的青年；任苍蝇从破衣烂衫中钻进钻出的患病母亲；使劲挖洞期望从中找到树根充饥的年轻女子；“脸肿得像吹胀的腊肠”的饥饿儿童；不忍心妻子女儿活活饿死而将她们贱价卖掉的户主……。斯诺痛惜灾民的苦难，更钦佩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韧性和耐力：“尽管发生了上面提到的最容易使人丧失信心的巨大灾难，坚忍不拔的中国人却终于设法生存了下来，而且生气勃勃地坚持生活下去。”[5]这种韧性和不求施舍的自尊，激发起斯诺对这个伟大民族的更大尊敬与热爱，并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献，以缓解可怕的灾难”。
23岁的斯诺初到上海时，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曾抱有幻想。但是，深重的苦难现实很快使斯诺清醒过来。他注意到，仅30年代以前，就“发生过14次破坏国家经济结构的内战，偷盗抢劫成风，土匪横行，发生过为时两年的对付共产党革命分子的斗争，致使华南成千上万亩土地荒废，还出现在麻木不仁、暴虐和腐败无能方面为任何现代国家的政府所望尘莫及的军阀政权的恐怖统治”。[6]他进而发现，蒋介石“关心的是保存自己的权力，而不是挽救中国”。[7]尤其是“皖南事变”对革命者血淋淋的大屠杀，更使斯诺对国民党“次法西斯主义”倍感失望。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高压，设法向中国和全世界报道了事件真相，因而触怒了蒋介石，他被取消在中国的记者资格，被迫离开与之相处近13年的灾难深重又可亲可敬的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对如此惨重的代价，他坚定地表示：“我将仍然支持中国的事业。”[8]
当日本法西斯野蛮掠杀中华民族时，斯诺同样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一边，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霸权行径。“一·二八”事件发生的当晚，他置生死于度外，亲赴现场了解和报道事件真相，并迅速将日本进攻上海的消息通报给中国有关方面，还帮助疏散车站旅客。他以亲历者的身份控诉日军暴行：“我记得有些穿着蓝粗布棉袍的人像布偶一样被日本人吊起来当活靶练刺刀。侵略军以‘维护法律和秩序’为借口，在市里纵火，整整烧了一个月，火光冲天。”[9]但斯诺坚信，“中国和中国人民并不完全俯首听命，任饿鹰悠闲地把他们当腐肉来啄。”[10]果然，十九路军在日本法西斯的淫威面前奋起抵抗，数以千计的青年纷纷志愿参战。这种民族凝聚力使斯诺欢欣鼓舞，他说：“上海的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11]
然而，让斯诺始料不及的是，当十九路军因寡不敌众被迫撤至福建时，却惨遭蒋介石的毒手。以不抗日的军队镇压抗日的军队，无视外侮而屠害同胞，公理何在？中华民族出路何在？至此，斯诺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派彻底绝望了。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他对1935年的“一二·九”和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态度了。在冷静观察和认真思考之后，斯诺终于得出结论：“在这危急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而且，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把大批最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12]
“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
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
——迎候中国“红星”的变革情结
基于对国民党统治下灾难性生活现实的详尽考察以及对中国人民深重苦难的深切同情，斯诺清楚并且希望，中国的出路在于变革。极目华夏，最后，他将求变的目光投向了陕北。
事实表明，斯诺的红区之行使他永远与中国西北联系了起来，永远与中国革命联系了起来，由此，他才真正永远地与中国人民联系了起来。他的冒险精神、探索意识以及追求真理、变革中国社会现状的强烈热情，使之成为第一个进入红区并向全世界公布红色中国真相的外国记者。此前，红区始终是个谜。带着几十个问题，他于1936年6月开始了红色之旅。他自己解释说：“正当蒋介石宣布准备第六次对北方的红军进行围剿的时候，我登上了这一非凡的旅程，此行将对我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13]
经过四个月的紧张采访，斯诺对红区、红军及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开始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革命主张。期间，他先后见到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中共红区领导人，与他们亲切交谈并成为知心朋友。通过实地考察，他发现——红军头上没有长角，屁股上没有尾巴，也不存在所谓的“共产共妻”，从而彻底戳穿了国民党炮制的弥天大谎。
红区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真诚坦率、富有深度的对话，使斯诺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理解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及其合理性、必要性，形成并巩固了他对红色中国的信念。他真诚地认为，毛泽东及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生活俭朴，胸怀全国，志存高远，堪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红军“军官廉洁，官兵生活待遇平等”；整个红区“热情提倡科学，主张男女平等友爱，坚持民族平等，对未来抱积极的态度，因此我感到我与他们有共同之处”。[14]革命与进步之间的深刻感应，使斯诺的西北之行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涅槃，其“中国情结”也从根本上得到升华。此后，中国就是他的又一个“家”。后来回顾这段特殊经历时，他深情地说：“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15]
斯诺对中国及中国进步事业的关切是一以贯之的。早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改名为《西行漫记》）的结尾，他就对红色中国的未来发展作出预设——中国的革命运动可能会遭受某些挫折，可能会有策略上的某些调整，“但它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16]
事实正是如此。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遗憾的是，因美国当局的百般封锁，斯诺当时未能来中国共庆这一历史性的节日。
尽管如此，对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友爱之情，使他从未放弃重归中国的努力。曾记否，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时，他就恋恋不舍：“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却依然留在中国。”宋庆龄安慰他：“你会回来的……你是属于中国的。”[17]1960年6月，他终于来到新中国，此后又两度访问中国。特别值得纪念的是1970年国庆节，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斯诺夫妇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朋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欢度中国人民的伟大节日。这既弥补了1949年留下的遗憾，又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气魄，以至于多年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意义。正如约翰·谢伟思所估价的那样：“我本人愿意把埃德像我们在那张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一起照的照片中看到的那样留在我的记忆中。毫无疑问，在他脸上活跃的表情中，我们看到了心愿实现的流露，历史使命完成的满足。”[18]
“在数千年光辉的历史中，中国曾产生了
伟大的文化，今后也必然会继续如此”
——崇拜中国文化的内蕴情结
在斯诺的中国情结系统中，他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崇拜显然是一个独特的亮点。
首先是他对中国山水、田园、古迹等自然文化有着天然的爱慕。在他眼中，黄土高坡、云南林莽、东北风光、太湖岛屿、杭州西湖、南京的紫金山、山东的孔庙等，都洋溢着独特的东方神韵。他把北京比作一位“可爱的姑娘”——
有几分像巴黎，而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寺庙宫殿却又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站在高高的靼城墙上眺望，你可以看到北海四周槐树夹道的大路，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和园林，长年蔚蓝的天空倒映水面的人工湖；目光掠过油漆的牌楼、高大的石砌城楼，一直可以望到远方苍黄的西山。[19]
应该说明的是，斯诺是将中国的自然文化与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这无疑增加了其内蕴情结的历史厚度和文化张力。如考察“红都”保安时，斯诺写到：“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20]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咀嚼与现实的回味中，我们感受到斯诺对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华民族的忧患与关切。
其次是对汉语神奇魅力的崇尚。来中国不久，斯诺发现，“如果不掌握一些汉语知识，谁也不能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他们微妙的语言影响有多大。”[21]通过学习，他弄懂了汉字为多音节字，主要有表形、表音、表意等造字方式。在不算太长的时间里，他掌握了1500多个常用汉字。1936年的红区之行，他的汉语水平更是大有长进。他的日记说明了这一点：“这次红区之行，大部分时间没有会讲英语的人作伴，我学到的中国话比以前两年不连贯的学习中学到的还要多。”[22]
第三是对中国哲学、政治、道德和文学艺术等的深层体认。他认为，老庄的道家学说包含着可贵的对立统一思想，“《道德经》里表示出的辩证性质，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精华。”[23]这显然体现了斯诺的哲学悟性和高超的理论知解力。
斯诺在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并非以宗教为主导思想的国家，“而是一个由道德、伦理、习俗和哲学来统治的国家”。其中，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孔子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以道德、仁爱、传统、现实主义和服从主义为主”，因而给中国提供了世界上最稳定的官僚统治制度。[24]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中国社会的面貌开始改观。由此可见，尽管斯诺本人不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未来的瞻望，本身已经表明——在考虑重大社会问题时，他实际上运用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点，也决定了他始终与最先进的人民站在一起。
此外，斯诺对中国古典小说、京剧、音乐、书法、木刻、园林艺术等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尤其推崇鲁迅先生，并且结下深厚情谊。在他看来，“在刚刚拉开序幕的现代中国，非凡的天才迄今还极为罕见，唯有鲁迅作为当代文学上最重要的任务屹立着。”[25]这再度表示出其中国情结的内蕴性和深刻性。
“热烈希望即将举行的中美会谈
和中国其他光辉创举取得胜利成果”
——注目中国未来的前瞻情结
爱泼斯坦曾精辟地指出，斯诺的“步伐是跟随着中国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一同前进的”。[26]在其宝贵而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他全力了解中国的过去，积极参与中国的现实变革，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寄予殷切的期望。
在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方面，斯诺不仅是“第一只传递春天信息的燕子”，而且是得力的吹鼓手。他以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为最初的宣传书、战斗令，向全世界生动地报告了中国红军长征、抗日壮举以及建设新中国的壮志雄心，使罗斯福总统不断修正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看法，并三次召见斯诺，斯诺本人因此成为西方“中国信息的来源”。
因为对中国正义事业的公正报道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继惹恼日本法西斯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之后，他又得罪了美国麦卡锡主义者，甚至得不到西方共产党的理解，重返中国的夙愿也一再受阻。万般无奈，他不得不于1959年离开了他同样热爱着的祖国，举家迁居瑞士日内瓦郊区终其一生，在那里实现了重返中国的梦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斯诺身上，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中美两个伟大民族的深刻友好情感，体现了一个为追求人类进步和正义事业而奋斗不息的精神。”[27]
斯诺的这种前瞻性中国情结终于有了回报。就在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委托这位“非官方使者”传话给尼克松总统，欢迎他方便时访问中国。然而，又一次让人遗憾的是，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前几天，癌症夺去了这个本不该走得如此匆忙的伟大生命。病危期间，他为不能亲自来中国报道中美建交表示歉疚，并以口授方式致信周总理：“目前不能置身中国，当然极感失望，但在以后我也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热烈希望即将举行的中美会谈和中国其他光辉创举取得胜利成果。”[28]1972年2月15日，一颗为中国进步、为人类和平、为世界正义而跳动了几十个春秋的伟大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前，他以毕生感情喊出最后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斯诺一生不仅自己深爱中国，还把这种中国情结的火炬传给了家人和亲友。当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时，他与家人和朋友一道举杯相庆。受其感染，他的夫人洛伊斯在《我热爱中国》一书中350余次亲切地提到中国、中国人、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给女儿取名“西安”，意在表达对中国深厚的热爱和怀恋之情。据当年到日内瓦参与护疗的张贻芳医生回忆，一天，医护人员与斯诺的两个孩子西安和阿里斯聊天，西安说，“我的名字好。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叫西安，爸爸是从那里去延安的。”阿里斯争辩道，“那么我就叫延安吧！我为什么不能叫延安呢？”此情此景，深深震撼了张医生——“望着两个天真的孩子，我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即将失去亲爱的父亲。不过他们的父亲早已在他们纯真的心灵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播种了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种子。这友谊，将像日月星辰一样闪着光辉。”[29]
斯诺去了，但他与中国、中国人民间的千千情结以及中国人民发自肺腑的召唤，而今他又“魂兮归来”。遵其遗愿，1972年10月19日，斯诺骨灰的一半葬于他生前曾经执教过的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由此，他的中国情结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萨拉奇，位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
[2]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3]斯诺：《斯诺通讯特写选》，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4]斯诺：《斯诺通讯特写选》，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5]斯诺：《斯诺通讯特写选》，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6]斯诺：《斯诺通讯特写选》，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7]斯诺：《斯诺通讯特写选》，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8]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页。
[9]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10]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11]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21页。
[12]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13]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
[14][15]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
[1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页。
[17]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页。
[18][28][29]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75页，第106-107页，第195页。
[19]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142页。
[2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21]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
[22]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23]斯诺：《大河彼岸》，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24]斯诺：《大河彼岸》，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25]斯诺：《斯诺通讯特写选》，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26]爱泼斯坦：《回忆斯诺》，《光明日报》，1982.2.14.
[27]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