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为贺卫方先生离开北大而惋惜，主要理由是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个学者如果离开北京，特别是离开北大，好比一个武侠离开武当。套用社科院一个研究员的说法，“你在北京一旦成名，就是全国著名经济学家，但在地方再有名，也只能是地方经济学家”。一语中的啊！

那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我们做出好坏的价值判断时，除非经济学家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分析，所得的结论都依赖于具体的利益各方。

对北京人也许是好事。北京作为首都，聚集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说得难听点，中央政府是拿全国纳税人的钱的一部分来建设首都北京。于是，北京有全国最好的基础设施、最多的大学、奥运会，这样更容易产生最好的教育，最多的官员、商人和学者。这些依赖北京资源成功的官、产、学再利用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北京的既得利益。这便是政治经济学版本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演变图——用不着复杂的政治权力模型。所以，北京人得了好处，不要再卖乖，像领导说的，“闷声发大财”吧。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北京是权力中心，于是大量官、产、学机构及其附属机构，还有各种国际组织，连同世界各国的商人，都潮水般涌入北京。北京，已经不是北京人的北京，是全世界所有想来北京分一杯级差地租之羹的北京。于是，这里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最拥挤的交通、最昂贵的房价、最差劲的环境……按道理说，在竞争均衡中，北京的级差地租应该逐渐减少到零，因为更高的成本会导致在北京生活的边际租金减少到和其他城市一样。但是不幸的是，这不是事实——原因在于北京的优势是天然垄断的、不可复制的，而且在动态下还会强化，因此依赖资源流动来促进利润均等化的机制失效了。这个结论告诉那些自以为有才的人，不要愚蠢地责备那些在北京艰难地讨生活却不想离开北京的人，包括我本人。如果读者不嫌卖弄，我还可以从协调博弈的角度深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对青年学者来说，这种无奈是很明显的。从纯粹生活的角度讲，鬼才愿意住在北京。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为了追求知识，必须在北京忍受高度的压力和低度的福利。但是这种忍耐从社会福利来讲，并非最优的。好比领导总是喜欢对年轻人说，“我们当年也是这样熬过来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熬过来的模式就是正确的吗？说得哲学一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国外的青年学者只要承受学术压力，而中国的青年学者必须承受学术和经济双重压力。难出成就是必然的，出了成就是偶然的。但是对像贺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了。他在京城已经积累了显著的声誉，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去浙江大学这种也不错的地方，不仅不会承受太多级差地租的损失，而且可以吸引更多青年人。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有更多的贺先生离开北京去外地，若干年后，中国的学术资源才可能均衡化，中国才有多个文化中心，外地才不要依赖北京的学术光环，学者“用脚投票”的能力才会发挥作用，中国的学术官僚化也才会减少。推而广之，这里面有很多积极的意义。当然，贺先生等人为此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类似地，如果中国可以将首都搬迁到外地，你以为北京的房价还会如此昂贵吗？

末了，给学经济学的网友出一道题目：你认为政府的集权程度和首都的规模是否成正比？请用数据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