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温总表示中国的教育需要大胆改革，但是中国最大的，最需要改革的人才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听您的意见。根据我们凤凰网调舆台的调查结果呢，就照刚刚邱先生你提到的这几个，一般人才多，杰出人才少，这几个选项大部分将近50%的人认为其实是读过书的人太多，但是会思考的人太少。

　　但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还多加了一个选项，谁敢说中国人才有问题，竟然也有人投票，认为中国人才并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看网民的留言，这个网友“shanyalin”说“应该把素质教育贯穿到中小学当中，比如说文明教育、基本法制教育、常用交通规则教育等等”，交通规则还需要人家教吗？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留言“尤其是基础教育，应该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引导学生体会和思考，而不是告诉我们答案”。再来，“说得多，做得少。应试教育不改，说什么都是空谈”，好，我们看到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提议，那邱先生，您认为中国人才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根源究竟是什么？

　　
　　邱震海：归根结底，我觉得我们现在先把一个抽象的东西上升到最高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明确一个教育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姜声扬：OK。

　　中国教育弊端的文化和政治根源

　　邱震海：教育的使命现在有两种，一种是认为教育的使命是教人博学，你的知识面要非常广，要读过很多书。

　　姜声杨：听起来不错。

　　邱震海：但是我认为那是错的，因为你在今天知识泛滥的时代，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博学是穷无止境的。教育的最终使命是教人聪明，玉不琢，不成器，你哪怕是个天才，但是你没有受过教育，你不是个最终聪明的人。换句话说，不是一个最终具有理性精神、具有穿透精神，尤其是具有一流创新和思辨，思维能力的人，所以我觉得教育真正的目的不是博学，而是使人聪明。

　　姜声扬：好。

　　邱震海：那么恰恰我们东方的教育体系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比如师道尊严，或者我们的古训，教育的古训就是教师是干什么的？是传道、授业、解惑，换句话说，你老师永远是教学生的，那么学生永远是被动的。在我们传统的东方教育里面，以聪明作为教学的使命是没有的，以培养学生作为创新、作为创造，作为尤其是思想创造、科学创造是没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他永远是教学的中心，学生完全是个被动的。

　　你看我们在我们东方的教室里都会看到，讲台一定是在前面的，下面学生一定是听的，而且在西方的教育里面，我们知道都是围了一圈子，教授是在中间的，中间的一个人，教授往往会把自己的一个论文观点抛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学生就完全可以指责教授的观点，来挑战教授的观点。

　　姜声扬：对。

　　邱震海：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是平等的。教育的中心、教学的整个的过程中心不是教授，也不是教师。当然在中小学里相对有所不同，我们现在谈的是大学教育，但是及时从中小学开始，我认为也要时时处处把教育的使命，不是使人博学，而是使人聪明，当然有一些基础知识你是要的，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基础知识是要的。但在灌输基础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同时牢牢的把创新精神，把教育绝对不是使人博学，而是使人聪明。我再强调一遍，做为我们教育的最高使命。

　　但是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无法培养一流的人才，无法培育创新的人才等等有很多弊端。我们系统的来分，我认为有三个理由，或者三个具体的根源，一个是所谓的传统文化。另外一个是政治文化，这个政治文化不但是指今天的政治文化，也是指几千年遗传下来的政治文化。第三个是商业大潮的冲击。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刚才我已经讲到了，我们教育的古训是传道、授意、解惑，当然是从教育方面，但是教育的理念来自于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文化本身的一个思维。

　　邱震海：东方文化，它就基本上两个特点，第一是重集体，轻个体。你看在我们的东方文化当中，我们的思维是整体出发，不是从一个个体出发。所以我们的中医才有一个整体的出发，西医当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它有一个实证主义的传统。这两者从思维方式上，我觉得各有利弊。但是从东方整体的色彩上，我们是重集体，轻个体。

　　在重集体，轻个体的过程当中，你个体每一个人如果有思想的话，你一定是集体的思想，一定是集体底下的一分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整体的文化，我指的不光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当中我们比较强调整体性，而压抑个体性。同时作为一个个体，在整个集体的过程当中，我们比较从小开始，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在我们的家长，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面，我们就比较善于服从、比较善于接受、比较愿意学习、也比较善于、愿意去贯彻，哪怕是家长、哪怕是领导、哪怕是老师、哪怕是书本，哪怕是权威的教给你的所有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个体，成长起来的个体比较容易接受，自然难以创新，我想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我们东方文化比较重实用，轻思辨。以前我曾经在这里讲过很多次，黑格尔批评中国的哲学，当然我们并没有完全认同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但是他说中国哲学不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因为中国的儒家哲学，考虑的是做人的道理，是吧，君君、臣臣、夫妇、之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不是研究世界的一些终极问题，世界从哪里来，世界到哪里去，这当然是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传统、哲学传统不同。但是这样的重实用、轻思辨造成我们许多的想法，我们许多的学科相对来说是很实用的。而我们的思辨能力，就是思想能力、穿透力严重不足，所以我想这是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的一大弊端。

　　姜声扬：照你讲完这番话以后，以后我们做节目就不能只让你一言谈了，以后我也要多多发言。

　　邱震海：多挑战。

　　姜声扬：好的，第一个根源你说是传统文化，第二个问题，政治文化呢？

　　邱震海：政治文化，当然我请大家不要误解，不是我们要挑战现在的政治文化。而是指中国几千年以来，伴随着我们传统文化，相沿而伸的那种政治文化。我们刚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来，就重集体，轻个体，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必须承认在有巨大的优点的同时，也有很多弊端，那就是压抑我们的创新精神，使我们每一个个体比较善于，或者比较习惯于盲从一个权威，听从一个权威的指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政治文化，我们知道东方，尤其是在中国几千年专制，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那么当子民、臣民已经从我们的教育体系、家庭体系、社会体系当中，已经习惯于盲从一个权威的时候，自然权威就更加权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无论中国的历史作品，还是文学作品，还是事实当中，其实我们许多时候都显得阳刚不足，阴柔有余。

　　甚至，其实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我们整体的文化氛围使我们阳光不足，阴暗有余。所以很多就变成很多小聪明，小聪明就能够大展奇才，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话说不出，一定要皮里阳秋，一定要春秋笔法，一定要黑色幽默等等，包括很多从中国明朝开始的宦官文化，它不是一种非常阳光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小聪明的一个很不好的地方。那么折射到现在，几千年的思路、几千年的传统一直下来，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古代、近代，以至于到当代，其实科技型的创新人才不足，这是我们的一大缺失，在科技界。

　　与此同时，在我们思想界，在我们的人文学科，思想性的人才严重不足，也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缺陷，我记得我在9月份的时候，当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的讲话发表之后，我在这里曾经引用过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建校百年视察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一个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文科，然后才能有一流的理科，然后才能有一流的工科”。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反过来的，文科算什么，应该是一流的工科，然后是一流的理科，然后才是文科嘛。你要知道一个国家，没有思想的创新就没有技术的创新。所以我们看西方以前的法国、英国，尤其是英国，它的工业革命产生，工业革命产生现代化的成功，它跟它的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每个个体都极大的施展自己的个性。在施展自己个性的同时，极大的施展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思想能力，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人的思想自由和一个国家的创新机制，这两种是不可分的。所以我还在强调一点，没有思想的创新，其实没有技术的创新。这一点“有一流的文科，才有一流的理科，才有一流的工科”我想温家宝这句话，我们还是要记在心上。

　　姜声扬：好，最后一个教育问题，你说的是商业冲击，但是如果一个学校拿不到足够的钱，它不去拿到商业的资助的话，它没有办法办一个完整的学府，那该怎么办？

　　邱震海：其实商业的冲击，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西方的大学它首先也要筹集款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个大学都是生活在商业大潮里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商业冲击，有一点动摇我们对教育本身目的的一个追求。到今天我们无论是学术腐败，还是包括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教育经费长期投入的低下，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经费在国民整个的一个生产总值里面，是非常、非常低下，这个是无可解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为什么商业大潮会那么容易的动摇，我们对教育本身的一个终极目的的追求。还是前面源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对于我们自身定位的一个脆弱。一个人也好，一个集体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当你对自己的自身定位无法把握的时候，那你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各种利益的诱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上商业大潮的冲击，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一个全球古往今来的客观现实。那为什么于今为烈，为什么在中国尤其严重，我觉得这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政治文化当中，好好的去思考。但是本身我认为商业冲击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还是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衍生下来的政治文化当中寻找根本原因。

　　姜声扬：好，中国的教育问题现在已经摊在阳光下了。